三家“烧房”逐渐成形的历史---三家归一谱新篇
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之后，“成义”和“荣和”两家酒坊为奖牌之争一度出现诸多风波。由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茅台酒的直接前身--三家“烧房”逐渐成形的历史。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直接前身”只是茅台酒发展演变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与今天的茅台酒亲缘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分。成义烧房，其前身是“成裕烧房”,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开设。创始人华联辉，遵义团溪人中过咸丰乙亥科举，秉承祖辈三代贩盐之业。在咸丰末年，其祖母彭氏在一次闲谈中偶然说起年轻时路过茅台曾喝过一种好酒，刻骨铭心不忘，并嘱咐华联辉到茅台时带些回来。华到茅台，战争方过到处是残垣断壁，原先的酒房已夷为平地。于是华联辉决定在茅台设坊烤酒，以遂祖母心愿。他在杨柳湾购买了一家作坊旧址，找到昔日的酒师，酿出的酒果然如祖母当年所饮一样。此酒开始不对外销售，因酒质优良，亲友纷纷前来索要，于是华将烧房扩大，定名为“成裕烧房”，不久更名为“成义烧房”。起初，酒房规模不大，年产 1750 公斤。到华联辉的儿子华之鸿接父业之初，酒房仍作为盐业之外的“副业”经营。直到茅台酒在巴拿马博览会获奖，才引起华氏重视，年产量扩大到8500-9000公斤。到了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时,曾打算扩大生产,因经济力量不足未能实现。1944年成义烧房遭火灾大部烧毁，华问渠恢复重建并扩大规模，年产量最高时达 21000 公斤。
华氏三代，均为亦商亦官亦文之人。到华问渠时，抗日战争使贵阳成了后方，大批文人学士纷纷内迁、逃亡，流落到贵阳，白寿彝、臧克家、顾颉刚、马宇管、谢六逸等来自京、津、沪、汉、桂湘等省市的文人学士，中外知名的专家、作家、史学家、画家等数百人，组成文通书局，并在成都。重庆、昆明，上海设立分局。华问渠便将成义茅台酒，借着这些文人朋友的关系，运往各地书局销售既支持了文人们的活动，又促进了茅台酒的销路和发展，使酒和书相得益彰，真有点品茅台佳酿。读中华好书的意蕴。
新中国成立后，华问渠积极支持新生政权，当国家赎买他的成义烧房时，他积极配合，被任命为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为贵州工业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
荣和烧房，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设立，由仁怀县大地主石荣宵(当地石家养子，养父母去世后还宗族姓，改姓王)、孙全太和盐号老板王立夫合股开设。如果说“外来户”成义烧房是条“强龙”，荣和烧房可谓近水楼台的“地头蛇”。由于其内部不断地诉讼和扯皮，最后烧房落入石荣宵长孙王少章手中，为王家独揽。几经股权纠纷后，到 1949 年，荣和烧房由王少章的侄儿王秉乾继承经营。由于管理落后，常年产量只有 5000 公斤左右，最高时达 12000 公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这个停产多时的荣和空架子没收，估价后划拨给贵州茅台酒厂。
恒兴烧房:其前身是“衡昌烧房”，由贵阳周秉衡1929年在茅台开办。周原在贵阳与人合伙经营“天福公”商号，后因风险太大而转向经营茅台酒。创业之初，处心积虑，派心腹好不容易挤进茅台立足，虽拉拢了不少地方人士，但仍遇到不少麻烦，几经周折打通关节，花费了不少大洋才买到建厂房的土地。周毕竟身处贵阳，见多识广，一开始就有些气魄，生产能力的设计是“成义”、“荣和”的总和，经过两年的筹备和基建才正式投产。但投产不久，“天福公”商号倒闭破产，周把酒房的流动资金全部挪用还债，酒房在经济窘迫中拖了8年，勉强维持生产，实际产量与设计之初相去甚远。1938 年，周与民族资本家赖永初合伙，组成“大兴实业公司”，赖任经理，周任副经理。后“衡昌烧房”落入赖之手，更名为“恒兴烧房”，并扩大经营，到1947 年，年产量提高到32500公斤左右。与此同时，赖利用“恒兴”招牌搞地下钱庄吸收存款，转而做茶叶、桐油、黄金、棉纱生意，并以其在外地所设商号扩大酒的销路。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赖已跻身政坛，当上了贵阳市参议员，兼任贵州省银行、重庆大川银行经理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赖以民族资本家的身份，被任命为贵州省工商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后来，贵州省人民政府将恒兴烧房作价后划拨给国营茅台酒厂。
三家烧房的生产条件都很落后，且相互间因利益关系彼此倾轧不断，还经常受当地官吏和土豪的敲诈勒索。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三家烧房共有窖坑 41 个，酒甑5个，石磨 11 盘，骡马 36 匹，年产茅台酒 60000 公斤左右。为便于统筹生产和销售，消除相互拆台和牵制的弊病，1951年，贵州省酒类专卖事业局对成义酒厂实行赎买，并将荣和、恒兴也合并进来，建成了国营茅台酒厂。政府为新生的茅台酒厂配备了得力干部，投放了大量资金进行基本建设，增加生产设备。从此，奄奄一息的茅台酒业开始复苏和振兴。195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茅台酒厂定为省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