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与酒有关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又有欧阳修、李白、陶渊明等无酒不欢的名人墨客。在中国，诗与酒几乎时刻相随，中国诗人大多爱喝酒，由中国古典的诗句中诗人所表达的亦或热忱、亦或自由散漫、亦或痛苦之中，恰好却能彰显出中国白酒文化核心内容。
与酒结缘的名人墨客
陶渊明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酒“攀亲结缘”，并在诗中赋予酒以独特象征意义的诗人，“忘忧物”的指称，便是他的发明。陶渊明清高自洁的大诗人。在其现存174篇诗文中，有56篇写到饮酒，约占40%!诗酒联袂，寄意遣怀，是文学史上的千秋佳话，更是酒文化窥测的不变传统。这个传统，是从陶渊明“寄酒为迹”开始的，对后世追求人性自由的文人们的心灵感受，及他们的社会生活与吟酒诗作产生深远的潜在影响。
陶渊明饮酒诗（之十四）：“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他的饮酒诗主要表现自己远离污浊官场，归隐田园的乐趣，称颂从酒中品到的“深味”。这个“深味”，就是“渐近自然”的人性自由。所谓“寄酒为迹”，即借诗酒寄意遣怀，抗衡浊世，求得自身人格的清高与自为。他的咏酒诗，首开风气，为后人树立了酒徒、隐士、诗人“三位一体”的风范，对后世文人的饮酒生活和吟酒作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魏晋之后的隋唐，史称“盛世之治”，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的全盛时期。唐代诗人以其开阔的胸襟，宏伟的气魄，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转而讴歌“盛唐气象”。既有心神的澄静，复具人性的高扬，活泼欢畅，饱满健举，创造出一种唐人特有的诗酒浪漫情调，使酒文化在这座古代诗歌的颠峰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著名的饮酒诗人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据统计，李白现存诗文1050首，与酒有关的有170首，占总数16%左右；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首，与酒有关的约300首，占21%；而在《唐诗三百首》选本中，明确提到酒的诗有46首，占15%。
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曾多次隐居学道，野山深林之中，“倾事幽酌，顾影还独尽”，这时他往往乐于独斟自饮，飘然来去。如要寻酒友，凡夫俗子是不得入座的。“幽人”，想必是一位与之气味相投，仙风道气的高士。这种独特的饮酒方式看，李白确实得到了陶渊明“任真”的嫡传。
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呜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后寓居四川近十年。他的咏酒诗写实的成分居多。蜀中酿酒素有传统，青城山道士秘酿尤为著名，今日还留传其名酿“洞天乳酒”。杜甫受酒后，与邻翁、渔父等乡老朋友分享，一面下棋消遣，一面品尝美酒，其田园乐趣于此可见。
宋代的苏东坡的饮酒诗中，“破愁解闷”之外，还增添了无限野趣与友情。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之一)：“朝曦迎客艳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不杯当属水仙王。”苏轼并不擅饮，但颇好置酒招客，本诗所描写的就是这种情景，他曾说：“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又为后世文人，开启了新一流酒风。苏东坡且知酒、酿酒，著有《东坡酒经》专书，以及咏“竹叶酒”、“洞庭春”、“真一酒”、“蜜酒”、“桂酒”、“松花酒”等诗作，都可以直视为酿酒史料，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酒文化遗产。
古典诗词中彰显出的中国酒文化内容
古典诗词文化与酒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朦胧隐约，空灵飘逸，后者醇香浓郁，热情奔放。酒，是诗源文泉，是性情的载体。就文人雅士而言，酒是神品妙物，当美酒勾兑到诗歌之中，诗歌便让酒的形象临风若仙，美酒也使得诗歌芳香醉人。
早在三千多年前，《诗经》３０５篇中，酒融入诗的作品达到４４篇。如《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战国时期屈原笔下的《楚辞》也有多处描写酒的诗句：“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九歌·东皇太一》）；“操余弧兮反沦降，授北吉兮酌桂浆”（《九歌·东君》）。汉乐府民歌中有许多作品与酒有关，如《相逢行》中极力描写了富贵之家豪华的酒宴场面：“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在魏晋以前，酒与礼息息相关，“礼”与“醴”相通，备醴酒以行礼，藉以表达人道之醇厚真挚。礼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是等级秩序的标志，是为人处世、人际交往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而酒则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酒文化折射、演绎和传播着现实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规则，酒文化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同时也对“德”起到强大的传播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大动荡、大混乱时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外部征战连年，饿殍遍野。此时，酒作为秩序和仪礼的形象大大消退了，成为了人们作为逃避苦难现实、寻求自我人生超脱和表达社会理想追求的工具。借酒麻醉自我、躲避现实成为一种时尚，是否饮酒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能否称得上“名士”的时代标准。《世说新语·任诞篇》有这样的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和田园诗派大诗人陶渊明，他们虽然文学主张不同，作品风格各异，但却都留下了与美酒有关的千古佳作。建安诗人通过饮酒，倾吐出慷慨悲凉的生命之歌，酒成为他们认识自我，并试图超越自我的手段和工具。如曹操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歌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至今读来，犹觉豪气逼人。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中国是一个以诗传世的古国，又是一个盛产名酒的古国，恰是这诗词与酒文化相生相随，情真一切之下，反而彰显了酒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