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酒令五花八门，玩法繁多，不胜枚举。曾有专业的书籍予以系统整理出版介绍，本篇只从酒令的形成、发展、及常见的、比较易学易行的部分酒令作个简介。
周代，因礼而制约着王宫大臣文武百官的畅饮，是令的萌发雏形。酒宴中，因制约、束缚而“温温其恭，威仪反反”斯文儒雅的样子变成离席、交流，酒劲上来，衣不整，冠歪带，步踉跄，出现了“威仪幡幡，屡舞仙仙”-幅轻浮放肆凌乱的局面出现了。这是礼所不能容的，如是就有了“既立之鉴，或佐之史”监督饮酒行为过程。以“非礼勿言，非礼勿行”酒后失礼要处罚，可视为准酒令产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诸侯称霸，已经礼崩乐坏，酒令虽还保留着“礼”的残余，但在内容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由原来的限制人饮酒变以劝人饮酒，觞政由此产生。
“魏文侯与大夫饮，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之不噹浮以大白。’”（西汉刘向《说苑》）这里的觞政，就是执法官。后来魏文侯没有喝干白己的酒，公乘不依硬拿起罚酒的大杯，责令魏文侯喝干了罚酒。这段记载，除了显示出酒令的权威性外，更明显表现了酒令已由原来的限制人饮酒向劝人饮酒的方向改变。
又《韩诗外传》中“齐桓公置酒，令诸大夫曰：‘后者饮一经程。’”管仲后到，只饮一经程的一半就放下了，说：“酒人口者舌出（言多犯律），舌出者弃身（犯法丢命），与其弃身，不宁弃酒乎？”看来，这一经程酒，实在是不少，喝下去必然会言多语失，甚至丧失理智触犯刑律，弄不好就要把命丢掉。看得出管仲很谨慎，惜命，或者说脑子里还有“礼”的残余，不愿失掉君子风度，竟敢跟行令的一国之君讨价还价，纯粹是恃“礼”而无恐，赖酒账了。
汉高祖灭秦后，废除了秦的苛法，但因新法未立，没有礼仪可遵，没有尊卑的排列，所以群臣饮酒时争功打架的事时有发生，甚至到了大闹朝堂的地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就有“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记载。大臣叔通知道刘邦为此事很头痛，主动上表要建朝中的礼仪，刘邦慨然应允。到长乐宫落成时，群臣按照新修的礼仪，各就各位，排列有序，按尊卑轮起上寿（敬酒）。大臣御史执法，发现了不遵守礼仪的，立即驱出厅堂．整个一个朝廷宴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喝醉酒而失礼的。酒令毕竟经过了战国时期的演变，“礼”的内容已逐渐淡漠。即使是贵族，对饮酒要尽兴．行乐的要求也在不断上升。这是酒令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
从饮宴酒令竞技形式上，前面提到了射箭。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无沦文人武士，都要通习六艺，所以文士们也常以射箭助酒。可是．射箭需要宽阔的室外场地，一般宴会场所狭小，不可能每宴必射，于是有人想出了以壶代靶，用短矢代替长箭的投壶游戏，在先秦时流行起来。
投壶即是将箭一样的柘或竹条或其他树枝，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投掷人壶(可能是一肚深口圆的陶罐之类的器皿），里面放些许豆，免得反弹出来。按投进多少箅输赢，输者既喝酒。根据庭院、厅堂、室内投壶，分设九扶（距坐席九尺）、七扶、五扶。
投壶到了汉代，便十分盛行起来，却渐渐退去了礼的内容，变成纯游戏化的竞技，并被作为一种罚酒手段。
综上所述，说明了秦汉酒令虽然渐渐开始脱离了礼的成分，成了以制约人喝酒的劝酒、罚酒的招数，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受礼制约，有反复性。而且彤式单一．少娱乐性。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是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融合阶段，酒令也象其他文化一样，开始走向成熟。
首先，一些魏晋名士从动荡不安的政局、迅速更迭的政权及频繁的战乱中醒悟到：功名是过眼烟云，财富更是身外之物，牛命尚且不保，何不美酒陪伴人生？于是向封建礼教发起冲击，立下了“礼岂为我辈设也”的宣言。
《晋记》中记述的阮籍的故事，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酒令的基本风貌。阮籍与人饮酒赌棋时，有人报其母丧。而阮籍却继续赌棋，直到一局胜负已定，才“饮酒i升（看来是赌棋输了）举声一号，吐血数升”。阮籍为“竹林七贤”中最负声望的名士之一，为恪守酒令，居然不奔丧，不守孝礼，公然离经叛道，当时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可见一斑。
上面故事中提到的赌棋，跟射箭、投壶一样，是赌赛令一种。赌棋饮酒大约在汉未出现，在两晋中最为盛行。只因为这种博棋只适于在两人之问进行，旁观者既不能捕手，义不可做声，所以不适合在群宴中进行。
曲水流觞令和藏钩令是魏晋南北朝人从民俗中发掘出来的别有风情的酒令。曲水流觞，就是把酒杯放入蜿蜒水曲的浅流中，凭借水流的冲力，将酒杯送至沿流等待行令饮酒人的面前。据说，水以泛觞最初是因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洗祓，本是驱邪祈福的一种祭祀活动。这种洗祓的祭礼叫做禊。晋人将禊日定在三月初三，并将以水泛觞的祭礼改成一种欢饮的方法并定为酒令，为禊日春游增添了雅趣，故行曲水流觞令又称为饮禊酒。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撰写的《兰亭集序》开头就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说的就是他与众多名士在兰亭聚会，行的曲水流觞令。通过流觞增添乐趣忘却烦恼。唐宋以后的士大夫们，纷纷在官邸、别墅中，或借山间地利，或在庭院造渠，专供流觞之用。
应当说．藏钩也和曲水流觞一样，对后世的酒令发展与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
说起藏钩，还有一个传奇故事：汉武帝娶了个绝代佳人，只是那美人的左手白出生时就紧握着，从没伸展开过。进宫后，汉武帝感到奇异，将她的手展开(即使原先生理性的拳握，此时也有慑于帝王的威严吧？）只见那手中紧握一枚玉钩。多年的谜被帝王解开了，“钩戈夫人”由此得名。而故事本身的主要人物又为故事制造了轰动效应，民间大兴藏钩游戏。
晋人的发明是民间的藏钩游戏引入酒宴，成为赌赛令的一种。藏钩属集体游戏，要将参加游戏人分两组，一组藏，一组猜。藏钩人故意做一些虚假动作传递金钩，“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示微迹于可嫌，露疑似之情况”这种比技巧、斗心智的赌赛颇具挑战性，令人欲罢不能，借此将饮酒气氛推向高潮，达到尽情尽兴的目的。
至此，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民间吸取了大量养分之后，又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世间。
唐初统治者，前期政治比较清明，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国家南北统一，疆域广阔，经济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滋养，相得益彰。酒文化作为一朵奇葩，也遇到了生长的气候条件，更加鲜艳夺目。
唐太宗时，国富民强。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市上“斗米四钱”，粮食绰绰有余，所以酒业得到迅猛发展，酿造技术也日臻完善。《册府元龟》中记太宗“破文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百姓家有余粮，民间白制的甜酒（浊酿）与烈性的佳酿五花八门、杂乱纷呈，至此酒由贵族、士大夫们独享的奢侈品变为万民同享的饮料。
以上这些官酿、官宴、家酿的大量涌现，无疑又为酒令提供了牛长的沃土，唐代酒令的发展迅猛，最常见的有掷骰、射覆、酒筹、酒牌、文字令等等。
唐人盛行掷骰赌酒。骰子原先并非做酒令用，而是一种叫双陆游戏所用的博具，从么到六，都是黑色。天宝年间，唐明皇与杨贵妃打双陆为戏，明皇眼看自己要输，掷骰时连声高呼“重四”，结果两枚骰子颇识君心，重复四点。明皇反败为胜，龙颜大悦，龙心大喜，“遂命高力赐绯”，给四点穿上红袍．享受五品以上官员待遇。因为御赐钦定，骰子身价倍增，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好酒之徒就将骰子引进酒宴，行起了骰盘令，而且骰子已变为多枚。小小的骰子，虽只有六面，各种点子搭配，就会出各种彩，从而形成酒令。
射覆足从藏钩发展而来的。清代俞敦培《酒令丛钞》卷一引文：唐玄宗立承相，御书一个名，以金瓯覆之，令太子猜射，中则赐酒。射覆者，射所覆也，与藏钩一脉相承。
筹令就是酒筹。唐以前的筹只用来记数，自唐始筹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仍以记数，就是古代投壶所用的算。白居易诗“醉折花枝作酒筹”中的筹还是当算用。另一种比较复杂，在上面刻写着各种令约和酒约，成为行令的主要用具。得令时席间按顺序摇筒掣筹，再按筹上既定的令约、酒约行令、饮酒。
和筹令比肩兴起的还有一种牌类酒令，叫酒牌，又叫叶子酒筹。叶子，即在叶子上书以令辞。游戏中，将牌扣置桌上，与宴者依次揭牌，按牌中所写令辞、酒约饮酒，与筹令同出一辙。
唐诗中还有“楼头击鼓传花枝”的诗句，说明“击鼓传花”这一游戏令也在唐代流行，其他还有手势令、抛打令、旗幡令、小酒令、杂法等等。
以上可以看出，唐代酒令至少有四个特点：一是起用了多种行令用具。如骰子、筹子、叶子及射覆的所覆之物；二是风格浪漫。这在所引唐诗“笑掷骰盘……”，“醉折花枝做酒筹”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三是一宴多令。为尽兴，中途可以换令，行令不拘一格；四是文学性强。所制酒筹、酒牌之令辞，大多为文史典故，而文字令又被当代诗人、学者们用来逞才斗智，保持高雅身份的最爱。由于以上特点，故唐代酒令还多在文人、雅士中流行。
宋代酒令和唐代差不多，只是更加丰富多彩了。但宋代酒令有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雅趋俗，俗中见雅。
宋代科举制度放宽．使得一大批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文人得以“朝为田舍翁，暮登大子堂”，为文坛带进一种清新的俗文化。并首先以酒令做为沟通“雅”、“俗”文化的渠道，令一大批名人、雅士纷纷易辙，追寻以俗为雅的时尚。如苏东坡和秦少游，一位是文坛巨匠，一位乃风流才子。一次饮宴，规定以下酒的果子俗名取意为令。东坡见席中有沙果（俗名水林檎），遂举令道：“水林檎，未是水林檎。芰荷翻雨洒鸳鸯，恁时方是水林（淋）檎（禽）。”少游也指着桌上的梨子答令道：“清消梨，未是清消梨。夜半匆匆话别里，恁时方是清消（宵）梨（离）。”
宋代酒令比唐代有更广泛的群众性，，从而为酒令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酒令发展到明清时代，进入了巅峰状态，其品种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前代酒令所不能相比的。凡人间事物、花、草、虫、经、史、典故、风俗、习惯、时令、节气、唐诗、宋词、元曲、小说……无一不可人令。
单从明清酒令著作名称来看，有《楚骚品令》、《饮中八仙令》、《水浒叶子令》、《水泊人镜令》、《集西厢酒筹》、《聊斋酒令》、《钟馗嫁妹令》、《唐诗酒筹》、《唐诗酒令》、《改字诗酒令》、《红楼梦觥史》、《红楼叶戏谱》、《红楼人镜》、《红楼梦筹令》、《元明戏曲叶子》、《月夜钟声》、《六十四卦令》、《七十二候令》、《二十四风花令》、《占花名令》……其内容已包罗万象。
如果翻开明清小说，明清酒令的风貌更是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金瓶梅》第六十回：“傅自新道：‘小人行个江湖令，遇点饮酒，先一后二：一舟二橹，三人摇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齐唱八仙歌，几十春光齐赏玩，十一十二庆元和。…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宝玉笑道：‘听我说罢，这么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个新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个‘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的原故。说完了，喝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叫夫婿觅封候；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接着唱了一支曲子之后，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令。”《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更热闹了，先是射覆，后是猜拳，湘云赢了宝玉，又限了个刁钻古怪的令，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莱名。“众人听了，都说：‘唯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要想一想，黛玉让他多喝一杯，自己代说：落霞与孤骛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宋代文人尚俗的遗风又被明清雅士们继承下来，依民间口语做令的例子屡见不鲜。如：袁宏道、江盈科和某孝廉一同行船，袁宏道见船头一只水桶．遂出一酒令，令格为：要说自己看见的一样东西，还要说出一个亲戚的称谓和一个官衔。接着举令道：“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员外的箍箍。”（“箍箍”乃吴音地区“哥哥”的谐音。）孝廉见船上有一苕帚，接令道：“此苕帚，非苕帚，乃是竹编修的扫扫。”（编修是翰林院之官，翰林院当时有个姓祝的编修，“扫扫”乃“嫂嫂”之谐音。）江盈科见岸上有人在拥稻草，完令道：“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总的束束。”（把总是下级武官的称谓，“束束”乃“叔叔”之谐音。）
“憨”是傻的意思，这里却不无朴实、憨厚的褒义。“四憨”是明初的四位憨将，他们在元宵节行令助酒，令格也出得特别：说一样东西，要落地无声，再说一物，要四足能行，结尾一句话要有悖常理，就是话能这么说，事不能这么做，要“有此说法，并无此事”，而且要句句入韵。
四憨巾梅思祖起令，说：“落地无声一滴酱，四足能行一只羊，螺丝壳里做道场。”受到令官的称赞，得敬酒三杯。
该三憨赵良弼答令了，他说：“落地无声一滴醋，四足能行一只狐，痴汉等老婆。”这下坏了，令官胡大海自从和老婆散失之后，至今孤身一人，赵良弼说“痴汉等老婆”，有讥笑胡大海之嬚，藐视令官，被罚不得饮酒。
轮到憨将沐光时，他想了半天才回令说：“落地无声一滴霜，四足能行一只獐，走路掉错膀。”众人嫌他末句不太规范，胡大海判他只得敬酒一杯。
最后剩令官胡大海了，他自知文才粗浅，想蒙混过关，被三个憨将强按着收令，说：“落地无声一滴泪（“泪”方言读“立”），四足能行一只——鸡”三个憨将责问：“不对了，鸡怎有四足？”胡大海吭哧半天，忽然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没有？大鸡正在孵小鸡，正好有只小鸡刚出壳，一双脚露在大鸡翅下，远看止是四只脚嘛！”四憨被驳得无话可说，想起还有末句未答，胡大海脱口而出：“脱裤子放屁！”语惊四座，在轰堂大笑中得以完令。
总之，酒令发展到明清时代，无论其内容，形式，还是其广泛性、趣味性，都是前所未及的，特别是文字令，动用了对偶、夸张、比喻、双关、顶针、回文等几乎所有的修辞手段，雅令在娴熟中见经纶，俗语令在随意中现风采。
总览漫长的中国古代酒令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酒令萌生在周代，变化于秦汉．成熟于魏晋，繁荣于唐宋，至明清两代发展到巅峰状态，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以后，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酒席宴会只是一种应酬的手段，无暇宴会作涛拼文，附庸风雅，酒令在快节奏中慢慢消亡。偶有好酒者划拳行令，佐以罚酒，也是比较地方性的、粗俗的展示。
山东青岛的耿议忠先生，在青岛啤酒厂生活工作多年，工作之余，对于素有中华文化奇葩之称的酒令，颇有研究。为使在酒席文化娱乐游戏逐渐消亡的这一文化奇葩重放异彩，在总结我国历代酒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新时代的酒令筹，令筹分三组，每组30支，每支l至3个问题，分别为“百科知识令”、“地理知识令”和“文史知识令”。令筹是用ABS压制印刷，令筒与筒座则是由景德镇雕塑瓷厂用白瓷烧制而成，有描红、描黄、捕绿、描金多种颜色，由象征巾毕民族的鼋龙作为令座驮着令筒。
耿先生这一创意设计，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为了说明行酒令的方法．解释令筹中提出的问题及提供一些酒令的相关资料，耿议忠先生还编辑出版了《耿氏酒令筹注释》。
又东北吉林程奎先生，饱读诗书，经史马列融汇贯通，夜读刘伯温，友人家行酒令，顿被提示：何不将老少咸宜之扑克，印上通俗易懂简捷的酒令，便于大家酣饮畅饮之时行令游戏。逐改写唐诗宋词若干条，设计出根据各大酒厂需要的扑克数十种，供厂家销售中宣传产品，更好地促销。深受厂家的欢迎与酒民们的喜爱，并于1998年申报了国家专利。较之山东耿议忠先生虽晚了两年，因形式各异新颖，市场前景分外广阔，程先生被人誉为“中国酒令扑克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