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铜川古代历史名人


铜川市位于陕西中部地区,历史悠久、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北连人文始祖黄帝陵,南邻世界名胜古迹兵马俑;铜川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文化底蕴十分丰富,文化资源独具特色,文物浩瀚。秦、汉、隋、唐时,隶内史地、京兆府,受京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和影响,境内文化星罗棋布、遗存丰富。在历史长河中,铜川曾涌现过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其中,有的饮誉当世,蜚声中外。他们或以文治、气节著称,或以技艺、著述闻名,或以身报国,为人民的利益献身而永垂不朽。

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41---682)新旧《唐书》载他是京兆华原人,即今铜川市耀州区孙原村,那里现在还有其父母及他的坟茔和祠堂。

孙思邈中年以后曾隐居在终南山、太白山、五台山一带,除把大好河山作为他研究医药药圃外,还经常在乡亲邻友间看病行医,为其后来在医学上有很高造诣,奠定了良好基础。他虚心向当时的名医学习,精心钻研前人的医药经验,写成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药宝书,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对脉学、针炙、食滞、伤寒、杂病、小儿病、妇人病、营养不良等病症详加论述,而且还收载了一些外来名方和民间单方。一千多年来,他和他的《千金方》一直受国内外医药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和重视,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

孙思邈一生不为利惑,不为禄诱,先后三次拒绝北周皇帝、唐太宗、唐高宗等帝王的征诏封官,深入民间,普救苍生,为患者治病,有高度的责任感。因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明,以医济人,不为名利,人民群众尊为“药王”,给他树碑立庙,他隐居过的耀州区五台山也就逐渐被称为药王山了。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号松雪道人,今铜川市耀州区阿子乡柳家原人,柳公绰之弟。唐代大书法家。

柳公权少时尊敬父母,服从兄长。其兄公绰很喜欢他,常教他读书、作文、练字、绘画。12岁能为诗赋,成年后博览经书,知晓音律。24岁考中进士。历任左拾遗、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侍书学士、工部侍郎、右散骑常侍等职。封河东郡公,赠太子太师。他为人刚正廉洁,敢于直言,为当时同僚和世人所景仰。

他进京不久,上朝奏事,荒唐放纵的唐穆宗问他写字用笔的方法,他即直言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法矣!”众大臣闻言大惊,穆宗亦有愧色。这就是中国书法史上千古盛传的“笔谏”佳话。有一次,唐文宗在便殿向六学士表白自己同汉文帝一样俭朴,并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纷纷称赞文宗的美德,并表示要仿效他,唯独柳公权一言不发,文宗问他何故。他说:“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诤谏,明赏罚。至于穿着洗过了的衣服,乃是小节,对于治国有益不大。”文宗十分钦佩柳公权的诤臣风度,第二天,便授予他谏议大夫之职。从此,文宗对他非常赏识,两人常常谈至夜深人静。

柳公权酷爱书法,初学王羲之,主学欧阳询、颜真卿,经过长期刻苦磨练,创出独具一格的“柳体”,与欧阳询、颜真卿等诸家齐名。据《唐书·柳公权列传》记载,有一年夏季,唐文宗诏公权等6位学士在便殿对诗。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对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文宗夸赞公权说:“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并命他将诗句书写在殿壁上。柳公权提笔蘸墨,一挥而就,字方圆五寸,劲媚无比。文宗随即称赞道:“好极了!就是钟繇、王羲之在世,你也和他们不相上下呀!”

一次,唐宣宗诏柳公权到御座前写字,命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命枢密使崔巨源过笔,柳公权展纸挥毫急书,很快以真、行、草三体写完三张,墨色饱满,苍劲秀媚。宣宗十分赏识,遂赐给他一批彩锦及瓶、盘等物,当时,公卿大臣为祖先树碑,非柳字,人以为不孝。就连一些外国使臣来到大唐,也必用重金购得柳书带回。柳公权的字,笔力清劲峻拔,结构严谨,以风骨见称,被世人誉为“颜筋柳骨”,对后世影响极大。直到近现代,“柳体”仍为人们所钟爱。

柳公权书写的碑刻,保存至今的有西安碑林的《玄秘塔碑》、《冯宿神道碑》,永寿县的《刘沔碑》,高陵县的《李晟神道碑》,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神策军碑》等。其中以《玄秘塔碑》、《金刚经》、《蒙诏帖》最为著名,被誉为柳体书法的代表作品

傅玄

傅玄(217—278),字休奕,今铜川市耀州区稠桑乡傅家原村人,西晋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

傅玄少时孤贫,州举秀才,曾任弘农郡太守、散骑常侍、司隶校尉,封鹑觚子。在哲学上,傅玄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气”的自然之理而运动的,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批判了有神论。他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擅长“乐府”诗。武帝时,曾多次上书陈述农事得失及水利兴废,以及安边御外、革除弊政等事宜。他在主张“唯农是务”,限制士、工、商人数的同时,主张选用“知水者”负责水利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与管理。对农业生产,他强调“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提倡精耕细作,增强地力,提高产量。

他性格刚直,嫉恶如仇。每当他向皇帝奏劾一个贪官污吏的时候,总要坚持等待出一个结果来。所以,高官豪族们都非常怕他。对安邦治国之道,他提出礼法并用、德威相济。对人才的选用,一是主张选才者的心必须出于至公,二是主张选才要广,用才要专,强调天下不乏贤才,关键在于“求与不求耳”。此外,他还提出封建赋税应遵守“至平”、“积俭”和“有常”三原则,极力反对奢靡之风。着有《傅子》,评论诸家学说及“三史”故事,可惜原集已佚。明朝人辑有《傅鹑觚集》5卷,又有清人方浚师集校本,较为完备。

令狐德芬

令狐德棻(583—666),字素馨,今铜川市耀州区人。唐初史学家。

令狐德棻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先为敦煌士族。祖父令狐整,北周为官。父令狐熙,隋朝为官。他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广泛涉猎文史典籍,才智过人。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即位后,出任起居舍人。他经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曾任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弘文馆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等职。唐初,奏请购求散佚的书籍,并安排专人加以补录,保存了大量典籍。一生热衷撰著,“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对史书的编修与史学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除主编《周书》、《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外,先后参与编撰梁、陈、齐、隋诸史及《艺文类聚》、《大唐仪礼》、《氏族志》、《武德贞观两朝史》等10多种。

范宽

范宽(950—1032),名中正,字仲立。今铜川耀州区人,因性情宽缓,人称范宽。

他信仰道教,举止疏放,不愿受世俗的束缚。作画初学李成,继师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因而离开汴京、洛阳,移居终南、太华诸山,对景写生,自成一家。他的山水画,气势磅礴,浩莽阔大,具有鲜明的北方山林风格。山多正面,而折落有势,山石用雨点皴,山顶多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落笔雄健凝练。亦擅长雪山画。评者以为“得山骨”、“善与山传神”,与关仝、李成形成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的三大流派。范宽的作品,据宋时的《宣和画谱》记载,共有58种,但绝大多数佚亡。传世作品《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已成为稀世珍品。

寇慎

寇慎(1577—1659),字永修,号礼亭,今市郊区印台乡济阳寨人。

寇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在京先后授刑部、工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虞衡司郎中。天启六年(1626),出任苏州知府。崇祯元年(1628),补广平知府,在任3个月,迁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奉敕监军,分巡冀宁,曾“剿剪”陕北农民起义军。后任山西布政使参议,分守朔州。崇祯八年(1635),告老回家,卜居山寨。义军攻陷长安后,寇慎被义军抓获囚禁,因闻知其为官清廉,遂放归。

寇慎在苏州任职期间,时值洪涝灾荒,他捐助薪俸用以漕运粮食,并请求减轻赋税,劝民开垦河浜淤地,织造绸缎,深得民心。在处理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斗争中,寇慎“周旋上下之间,化大事为小事”,得罪了魏忠贤。寇慎自度难免被害,适逢继母去世,遂守孝解官,回归故里,闭门潜思,著书立说。先后撰有《四书酌言》、《历代史汇》、《山居日记》、《同官县志》等。一度执教于同官颍阳书院。同官遭灾后,书写奏议,上呈省台,代百姓诉说苦衷。病故后,顾炎武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崔乃镛

崔乃镛(1680—?),字伯璈,号餐霞,今市郊区陈炉镇西堡人,清进士,入翰林。

雍正二年(1724),崔乃镛出任云南寻甸知府,后调任东川府知府。乾隆二年(1737),升任湖北督粮道台。监督漕粮是个肥缺,前任官员,大都上下串通,克扣运丁,剥削库帑,侵吞漕粮,中饱私囊。崔乃镛在任道台三年中,“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因此触犯权臣和地方贪官污吏。他们合谋捏造罪名,表奏朝廷。乾隆七年(1742)六月,崔乃镛被革职,贬谪陕西渭南,并拟发配边疆。当时,崔已63岁,被幽禁在一间小屋里。晚上,他觉察到有钦差随员在门口窃听,便故意提高嗓音,自言自语地叹道:“发配哪里都行,可千万别发配到军台岭的熊耳山。军台岭,熊耳山,臭虫壁虱有万千。若到熊耳山,不被臭虫壁虱吃掉,也被满山遍野的蝎子蛰翻。”钦差将窃听情况立即表奏皇帝,崔乃镛便被发配到熊耳山。后来,等钦差知道熊耳山是崔乃镛故乡时,懊悔莫及。

崔乃镛回到故乡后,练习书法,闭门著述,着有《陈炉风土志》两卷。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任职期间清正廉明,革职纯属冤枉,遂下三道圣旨,准予官复原职。崔乃镛均以年老多病而辞谢。

柳公绰

柳公绰(765—832),字宽,号温子,今铜川耀州区阿子乡柳家原人。出生于官宦家庭。

柳公绰性格庄重严谨,讲究礼法,孝敬父母,喜爱结交朋友,被举贤良,授为校书郎。他广泛研究政治、军事、文学、书法,尤其喜爱兵法。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官封渭南尉。从政后,他惩恶助善,依法行事,体察民情。在任渭南尉期间,正值灾荒,便令官府节约开支,少征或不征赋税,设法使百姓度荒。当部下劝他吃好些时,他说:“四方的百姓都在忍饥挨饿之中,身为父母官,岂能一人独饱,置百姓于不顾?”因此,当时渭南民众饿死者较少。后来,升任开州刺史,颇得民心。在讨伐吴元济之役中,公绰任用熟悉兵法的李听为中军先锋,委以军事指挥大权,并派人安抚士兵家属,解决生活困难,军士勇猛作战,终于打了胜仗。元和十二年(817),在四川成都任少尹时,曾书成都武侯祠《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此碑因系宰相裴度撰文,名匠鲁建刻石,加上柳公绰的楷书,被称之为“三绝碑”。唐文宗即位后,柳公绰官封兵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

傅嘏(

傅嘏(209—255),字兰石,今铜川耀州区稠桑乡傅家原人。三国魏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傅嘏家族世代为官。他先后担任魏国的司空属掾、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以功封阳乡侯。死后追赠太常,谥元侯。景初年间(238年左右),魏明帝将散骑常侍刘劭拟定的“都官考课法”(即当时考察官吏勤惰功过并给予升降赏罚的制度)交付大臣商讨。傅嘏尖锐地指出其弊病在于生搬硬套西周时期的制度,严重脱离魏国的实际,并建议改变选拔人才专由吏部一手包办的做法,实行乡举里选,然后考察其德能,委以适当官职。

当时,哲学界就人的才能与性格的互相关系问题发生争论。针对吏部尚书何晏诸人主张的“才性异”观点(即认为人的才能与本性没有必然联系,本性不能决定才能高低),傅嘏明确提出“才性同”的论点,认为才能与本性存在密切联系,本性、操行好的人,其才能发挥出来就会做出大事、好事。这种论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他的论点,被当时的理学家钟会录入《四本论》一书。

明帝去世前,遗诏由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少帝曹芳。以后,在何晏的鼓动下,曹爽抑斥司马懿,而重用何晏,使何晏愈加作威作福。一次,傅嘏对曹爽之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清静无为,骨子里很奸巧,贪得无厌,不讲道德修养。我担心他会迷惑你们兄弟,而使一些仁人志士远离你们,这将会影响朝廷政治啊!”此事浅露后,何晏借口一件小事,罢免了傅嘏的黄门侍郎之职,降为荥阳太守。

正当傅嘏准备去荥阳之时,司马懿却让他担任自己的僚属从事郎中。正始十年(249),司马懿杀死曹爽、何晏,让傅嘏担任内掌帝都、外统京畿的河南尹。到任后,傅嘏彻底根除该郡官吏地方观点极重、主张郡内重要官职全由郡人把持的陋习,从各方面选拔人才,及时考核,择优录用。傅嘏坚持德教为本,不废法制,严格执法,判刑实事求是。他为官清廉、谦让、勤劳,反对送礼求荣;埋头苦干办实事,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安居乐业。因此,升任尚书。

嘉平四年(252),许多大臣主张钱吴,齐王曹芳下诏征求意见。此时,傅嘏上书《征吴对》,极力反对出兵伐吴,主张在前线屯田备战,待机而动。但曹芳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大兴干戈,结果魏军被击败。之后,吴国扬言进攻魏国的青、徐二州,举国上下特别紧张。傅嘏经过对形势的冷静分析,认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伎俩,而最大的可能是吴国大将诸葛恪派出小股兵力佯攻青、徐,真正的目的是进攻淮南一带。曹芳同意傅嘏的看法,及早做好准备。嘉平五年(253)五月,诸葛恪果然进攻合肥新城,结果被魏军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