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婚姻结构还不严密时，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如《周易》记载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断强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位低落，而且妻妾不能擅去其夫，不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申诉离婚。
古代贵族的离婚，有一定的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离婚证书)看来，当时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
“放妻书”内容大体分成三段。
第一段重述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
接着第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大小不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
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女各有前程。
在离婚书末尾，有的注明给女方赡养费。而离婚证书都要会聚两家父母、亲戚共同作证。
从唐人出具的“放妻书”来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协议离婚”，尽量好聚好散。
我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需要“三从四德”，但男子是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据《白居易集》记载，妻子给在田里耕种的丈夫送饭时，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便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由于古时候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出妻，遭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
此外，名分观念也有影响，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也不敢轻言离婚。由此可知，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不但表现在婚姻的缔结、维持上，也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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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婚姻的意义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宗族的延续及保障对祖先的祭祀是婚姻的重要目的。古代离婚旨在绝二姓之好，即重在两个家庭的决裂而非夫妇感情的破裂。
中国古代法律上不用离婚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绝婚、离弃、休妻、出妻等用语。中国古代的主要离婚形式包括：
（一）七出
我国古代的理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的七出。具体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中国古代的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处理权，因此只要擅自动用了家庭财产就是盗窃。）
法律规定的七出是丈夫无须经官府同意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同时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维护了女性权利，即所谓的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丈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但对于七出的淫、恶疾，不适用三不去原则。
（二）义绝
义绝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一方与他方的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的相互侵害如殴斗、杀害、奸情等犯罪案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不论夫和妻是否愿意，必须离异，违者要受到刑事受罚。
（三）和离
和离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束缚，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者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式。
（三）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