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既然能由祭祀到民间酿造饮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架中心帝王家，那就更不用说，酒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并且随着帝王的喜好及利用程度而影响着政权统治的安危及经济文化的兴哀。
夏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夏桀是个纵饮无度的帝王。“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可见酒在当时皇宫的用量。由于酗酒无度，加之女色，夏桀最终“走鸣条，遂放而死”。继而起的殷商统治者对酒的热情不减夏桀。商代的帝王用黍、稷造酒，设置酿酒作坊，酒的品种、数量大大胜过夏代。商代青铜酒器数量之大，品类之多，制作之精美，可以使人想见当时帝王奢侈的宴饮场面。在殷商的墓葬中，考古发掘出大量的酒器，其中有供温酒用的爵、角、盉、樵、斝；供盛酒用的尊、觥、方彝、罍、卣、壶、缶、卮；供饮酒用的觚、觯、杯等。在冥冥中，商代的帝王仍不忘享受美酒欢宴的快乐。殷人重祭祀，为了表示对先祖的恭敬，求得庇佑，酒成了最重要的祭品。在商代王室的卜辞中，记载着许多以酒祭神祭先祖的事实。然而商代的纣王，却并没有从香酒祭祀先祖中得到庇佑，永保国祚。相反，却为贪杯所误。据记载，商纣王好为“长夜之饮”，于宫中造起糟丘酒池，“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逐其间”，终日与妲己淫乐，不理国政，“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候伐纣。纣亦发兵拒之牧野。纣兵败。纣人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周初，基于夏桀骜不驯、商纣以酒误国，周公以成王之命，发布措辞严厉的《酒诰》，严令禁酒。但是，酒的魅力使后继者终难以自制。从周穆王开始，天子仍以酗酒为乐。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瑶池》云：
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写的就是周穆王这位“酒天子”从人间喝到天上仙宫的传说。在今河南汲县西战国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对周穆王畅饮瑶池的传说有了详细的描绘。这位“酒天子”酒性勃发，换乘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八匹骏马，从成周出发，过黄河，沿太行山西侧，经漳水、盘石（山西平定东等地），翻越钘山（河北井西）沿滹沱河北岸西行，通过雁门关，抵达河宗氏居地（内蒙古河套北）；再西行，经织石等地，抵达西夏氏居地（青海境内）；又经珠余氏地而抵春山、珠泽、昆仑之台（新疆和田、叶尔羌河一带）；复再西行三千余里，终于来到西王母之邦，领略到瑶池畅饮的另一番风光与无穷的乐趣。饮酒吟诗之际，王母问道：“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天子答道：“比及三年，将复而（您的）野（地方）。”道虽远，路虽险，为了再次畅饮瑶池，一无所惧，此真是“酒天子”的风度。我们先不研究这位天子喝的是仙家还是凡间的酒，但这位“酒天子”不远万里换乘八骑，历尽艰辛，为了酒，而且相约三年后再来，足可见酒的魅力。
饮美酒需要有美的环境，登台豪饮，不但显出帝王之尊，而且能领略风光，其乐无穷。春秋时，吴王夫差得到越国美女西施，就筑“高三丈”的“姑苏台”，游宴其上以示欢庆。
刘邦的子孙后代们秉承了先人好酒的天性。然而，时光流转，长于深官、耽于声色的刘家后世帝王，大多不知高祖创业之艰难，他们或以酒寻欢作乐，或借酒浇愁，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两汉之交的“更始帝”刘玄居长安之中，日与韩夫人酣饮，酒醉不能视事，竟以侍中坐帐内假冒皇上，代理政事。韩夫人更是大逞淫威。一天，臣子有急事求见不得就闯到酒桌之前来禀告，这下可坏了“酒天子”夫妇的雅兴。韩夫人勃然大怒道：“帝方对我饮，用此时持事来乎！”饮酒重于国事，不亦悲乎。这些“酒天子”不但饮于宫中，而且追求野趣，向往“肆上之饮”。光和四年（公元118年），东汉灵帝刘宏，觉得宫中饮酒尚不足以为乐，忽发奇想，“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饮宴为乐”，酒成了这些快活天子追求刺激、荒唐嬉戏的对象。汉室之倾，就不难想见了。
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中，“酒天子”辈出，他们不但好为长夜之饮，不理朝政，而且多性格暴戾，酗酒之后，动辄滥杀无辜。常常因酒废政，酿成内乱，致使国家败亡，自身亦难以幸免。
后凉灵帝吕纂，勇武有力，以兵变上台称帝，在位期间，既好酒又爱色，并且经常在醉酒之后外出游猎。由于性好酒，所以对群臣的劝谏一概置之不理。吕纂原与其堂弟吕超有隙，隐王吕绍在位时，吕超曾劝他杀吕纂，以绝后患。后吕纂即帝位，因事责吕超，却与之游宴，终被吕超所杀。《晋书·后凉·昌纂载记》：“然昏虐自任，终不能改。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纂因引超及其诸臣，宴于内殿。吕隆屡劝纂酒，已至昏醉，乘步挽车将超等游于内。至琨华堂东阁，车不得过，纂亲将窦川、骆腾倚剑于壁，推车过阁。超取剑击纂，纂下车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腾与超格战，超杀之。纂妻杨氏命禁兵讨超，杜堂约兵舍杖。将军魏益多入，斩纂首以徇曰：‘纂违先帝之命，杀害太子，荒耽酒猎，昵近小人，轻害忠良，以百姓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亲，惧社稷颠覆，已除之矣。’”吕纂与吕超本为政敌，既责之以罪，理应有所防范。然而，他临变不知节饮，昏醉之时竞与吕超同游，使吕超有机可乘。而且以昏醉之勇，徒手搏击，无异于自投罗网，终至身首异处。吕纂之败，虽死于刀剑之下，实亡于耽酒之中。
前秦厉王苻生力大无穷，凶悍好杀，继位后更荒淫酒色，残杀无辜。《晋书·前秦·符生载记》：“初，生少凶暴嗜酒，健（其父）临死，恐其不能保全家业，诫曰：‘大臣若不从汝命，可渐除之。’及即位，残虐滋甚，耽湎于酒，无复昼夜。群臣朔望朝谒，罕有见者。或至暮方出，临朝辄怒，惟行杀戮。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身为帝王，以酗酒杀戮为务，还以天象有变，杀皇后，并且照常酗酒：“虽在谅闇（帝王居丧）游饮自若。荒耽淫虐，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飨群臣于太极前殿，饮酣乐奏，生亲歌以和之。命其尚书令辛牢典劝，既而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杀之。于是百僚大惧，无不引满昏醉，錄服失冠，蓬头僵仆，生以为乐。”自醉不足以快意，竟然杀大臣胁迫群臣狂饮烂醉，使之丑态百出，前秦厉王如此醉乐肆虐，在历代帝王中也实为罕见。然而，他终为醉乐所误。符坚、符法等人趁其醉酒，攻杀之。他“临死犹大饮酒数斗，昏醉无所知”，过了酒瘾，不枉为“酒天子”一场。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由于世事多变，朝夕不保，使当时的帝王们更贪图生活的享受，而醉心于酒。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幼年继位，为人聪惠，亲政后，初有帝王之雅量，不久耽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司马道子。《晋书·考武帝纪》载：“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末年长星见，帝心甚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时张贵人有宠，年已三十，帝戏之曰：‘汝今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晋孝武帝是个颇为现实的帝王，万岁天子是没有的，不如及时行乐，以免错过了帝王应有的享受。行乐莫如醉酒，所以作长夜之饮，而“醒日既少”。由于时常醉酒，少不了胡言乱语，哪知宠妃骄横，加之皇帝无戏言的恐惧，张贵人竟趁孝武帝在清暑殿醉酒之机，令心腹宫女以被蒙其脸面，将他活活闷死。司马曜身为帝王，竟死于酒后戏言，不免可悲。南朝宋少帝刘义符，在位仅一年，却“以华林园为列肆，亲为估卖”。身为一国之主，竟充作酒保，开设酒店，以此嬉戏。宋后废帝刘昱更为荒唐，入夜，去青圆尼寺游玩，又到新安寺去偷狗，并在寺中把狗杀了，与昙度道人一道以狗肉佐饮。结果喝得酩酊大醉，回宫后被侍从杨玉夫、杨万年两人刺杀。齐东昏候萧宝卷厌倦朝政，而好为商贾。他在御园中开设“买卖街”，身充屠夫，而叫潘妃卖酒，又令大太监们“上街”买卖。《南史·齐东昏候纪》载当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割肉，潘妃沽酒。”好一个“昏候”！
陈后主陈叔宝更胜一筹。他是个“无愁天子”，用香木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以供游宴。《南史·陈后主纪》载：“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貂者五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众客及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而盛修宫室，无时休止。”陈叔宝终日以佞臣、艳妇为伴，滥饮嬉戏。更有甚者，当隋军南渡，危在旦夕，他依然麻木不仁，大言：“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设。虏今来者必自取败。”继续“奏使纵酒，作诗不辍。”然而，王气终为酒色所误。及至兵临城下，不得已，他和张贵妃、孔贵人三人一起，钻人井中避难。直到隋军搜查，“窥井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等三人同乘而上”。国既破亡，“酒天子”自然是当不成了，但依然不失为“酒寓公”。陈后主被俘后，隋文帝给予宽大处理，赏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使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监者又言：‘叔宝常耽醉，罕有醒时。’隋文帝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未几，隋文帝又问监者叔宝所嗜。对日：‘嗜驴肉’。问饮酒多少？对曰：‘与其子弟饮一石。’隋文帝大惊。”陈后主狂饮烂醉，固有其亡国之痛，但是，饮酒的嗜好不能不说是他的天性。所以隋文帝：“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对于陈后主来说，当帝王也好，为阶下囚也罢，酒是少不得的，而且多多益善。值得一提的是，陈叔宝颇有点诗才，好酒的天性使他的诗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只是他以滥饮嬉戏为常，因此，诗多游宴之作，轻薄靡丽。
陈后主陈叔宝与汉高祖刘邦，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酒天子”，同好酒色，然而，结局却迥然不同。汉高祖嗜酒得天下，陈后主嗜酒失天下。这是为什么？汉高祖出身微贱，好酒的天性培养了他的胆略，使他胸怀大志而又平易近人，因此，当时的英雄豪杰都乐于为他所用。酒的造化不但弥补了刘邦才能平庸的不足，而且形成了他的帝王气度，成就了他的帝王大业。所以，刘邦好酒、醉酒，是恰到好处。陈后主则不然，长在深官，不知世事之艰难，只图逸乐，以快平生。因而，好酒的天性促使他终日游宴，以饮酒嬉戏为务。他不但信佞臣，以酒废政，而且迷恋酒色而贪生怕死，到头来，不免亡国辱身。
与南朝那些喜欢附庸风雅的“酒天子”相反，北朝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酒天子”则显得强悍暴戾，他们不但嗜酒成性，且好为惊人恐怖之举。北齐文宣帝高洋便是其中一个。
高洋自幼不同凡响，即位后留心政事，励精图治，以法驭下，不避权贵，不姑息勋戚，内外莫不肃然，然而，他渐以功业自矜，嗜酒淫纵，肆行暴虐。《北史·齐宣纪》载：他“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刀张弓，游行市肆。……沉酗既久，弥以狂惑，每到将醉，辄拔剑挂手，或张弓傅矢，或执持牟槊。游行市郾，问妇人曰：‘天子如何？’答曰：‘颠颠痴痴，何为天子！’帝乃杀之。或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太后尝在北宫，坐一小榻，帝时已醉，手自举床，后便坠落伤损。醒悟之后，大怀惭恨，遂令多聚柴火，将入其中。太后惊俱，亲自持挽。又设地席，令平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请，不肯受于太后。太后听许，方舍背杖，笞脚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谢，悲不白胜。因此戒酒。一旬，还复如初。自是耽湎转剧。遂幸李后家，以鸣镝射后母崔，正中其颊，骂曰：‘吾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何事！’马鞭乱打一百有余。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都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免其罪民以戮。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疑怯犹豫者，或至损跌。沉酗既久，转亏本性。怒大司农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虽以杨情为宰辅，使进厕等。以其体肥，呼为杨大肚，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所幸薛嫔，甚被宠爱，忽意其经与高岳私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于东山宴，劝酬始合，忽探出头，投于盘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瑟琶。一座惊怖，莫不丧胆。帝方收取，对之流泪云：‘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载尸以出，被发步器而随之。”酗酒之后，无所不为，轻则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拔刀张弓，游行市肆，登高冒险，有失体统。重则伤残太后，虐待辅臣，失君臣之礼。无恶不作，或妨杀后妃，或滥杀无辜，为害甚烈，是一个地地道道酒虐待狂。对这位“酒天子”的暴行，“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指高洋）有甚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沉没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问。如引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逄、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高洋拒谏而不杀谏臣，比之夏桀、商纣倒要明智一点。齐文宣帝虽酗酒无度，作恶多端，然终其世不见败亡，与他残存的这点人性不无关系。然而，国虽不亡于酒，而人却死于酒：“末年，遂不能进食，唯数饮酒，曲蘖成灾，因而致毙。”
真是有其兄便有其弟，北齐武成帝高湛亦沉酗于酒。太后死，湛竟无悲痛之感。未几，登沾，置酒作乐。待中和士开有宠于湛，常谓湛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这些甚合武成帝心意，于是终日酣饮，不理政事。大臣孝瑜因谏而被罚饮数十杯，结果不胜酒力，投水而死。
隋文帝一统江山，以节俭治国。其子隋炀帝杨广，性敏慧，美姿容，由于生活俭朴，渐得隋文帝的欢心，在南下灭陈和抵御北方突厥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因而，取代其兄杨勇的太子地位而登上皇位。哪知，杨广的俭朴不过是为了骗取隋文帝的信任，登上帝位后，就一反以往的俭朴。他好大喜功，利用隋文帝留下来的丰厚家底，大肆挥霍，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荒淫酒色。他迁都洛阳，营建“西苑”，不时带上数千宫女到此游宴。他看中江都（今江苏杨州市）这块风水宝地，就不惜征发民工百余万，历时六年，开掘大运河，然后造龙舟，三次巡游江都，每起程，杨广就在龙舟上与众妃子纵情饮酒作乐，以逞快意。《隋书·炀帝纪》载：“所至，唯与后官流连耽湎，惟曰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酒后荒唐，不堪入目。为显示太平盛世，隋炀帝令整修洛阳之都市，盛设帷账，珍货充积。并下令，凡胡人过酒食店，悉邀请，醉饱而散，不取分文。这种使胡人白白享受醉酒的乐趣的做法，使商贾叫苦连天。
由于隋炀帝荒淫无度，各地义军蜂起。他躲到江都后，感到富贵行将不保，所以，荒淫益甚。他常对萧皇后说：“有人想算计我，且别管他，还是快快活活的饮酒吧。”一醉解千愁，然而不免酒醒，面对皇位不保，他引镜自照，叹曰：“好头颈，谁当斩之？”部将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擒杨广于两阁，欲杀之时，杨广曰：“天子白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不许，结果自解练巾授校尉狐行达，缢杀之。临死前曾作诗云：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至死不忘一个酒字。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帝王多胸无大志，而耽于酒色。闽景帝王延曦贪杯好酒，其皇后李氏亦常酗酒，真是“相得益彰”。这时“酒天子”与“酒皇后”整日饮酒取乐，不理朝政。臣下有作奸犯科，只要纳钱助宴，即可获免。《新五代史·闽世家》载：“泉州刺吏余廷英，曾矫曦命掠取良家子。闽暗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进买宴钱十万。曦曰‘皇后土贡何在？’廷英又献皇后钱十万，乃得不劾。”身为一国之主，竟以“买宴钱”来取代国法，此可谓“酒天子”以酒为政的一大“杰作”。王延曦酒量惊人：“常为牛饮，群臣侍酒，醉而不胜，有诉及私弃酒者辄杀之。诸子继承弃酒，并杀其赞者一人。”在这位“酒天子”的眼里，诸子、臣下有义务舍命陪君，否则便是不恭不敬，杀无赦。但是，臣下的酒量又不能过于海量，否则有碍“酒天子”的颜面。翰林学士周维岳海量，王延曦问他：“你身材短小，为何酒量不小？”周维岳应道：“酒量大小不在于身材，而在于肠胃。”于是，王延曦下令将周维岳的腹部切开，要看看他的肠胃有何特长。后经臣下再三劝谏，才饶了周维岳一命。王延曦好酒后杀人，他自己也最终酒后被杀，可谓报应。王延曦本由连重遇等大臣拥立而得帝位，后连得遇等人遭到猜忌，因而萌生叛逆之心；加之皇后与妃子争宠，欲图曦而立其子，于是合谋杀曦。王延曦这位“酒天子”大祸临头，竞还饮酒不知，以致在醉中被杀，真是生也是醉，死也是醉。
前蜀顺正公王宗衍擅长“浮艳之词”，即位后，委政于宋光嗣等宦官，自己终日与韩昭等号称狎客的佞臣饮酒赋诗，醉中取乐。《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载：“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而以韩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曾以九日宴宣华苑。嘉王宗寿以社稷为言，言发泣涕。韩昭等曰：‘嘉王酒悲尔！’诸狎客共以慢言谑嘲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不理政事，不听忠言，唯酒是务，夜以继日，竟至连饮九天，这在“酒天子”中也可算是佼佼者。王宗衍如此醉生梦死，怎能不亡国？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所杀。
元代的帝王为蒙古人，他们发迹于莽莽草原，千里征战的军旅生涯使早期的帝王变得强悍，善骑射，好酒色。元太宗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早年随太祖南北征战，成吉思汗死后被推举为大汗，在位期间用汉法，重文人．多有建树，但窝阔台尤好酒。《元史·耶律楚材传》载：“楚材常与诸王宴，醉卧车中。帝临平野见之，直幸其营，登车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扰己，忽开目视，始知帝至，惊起谢。帝曰：‘有酒独醉，不与朕同乐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带，驰诣行官，帝为置酒，极欢而罢。”耶律楚材是窝阔台所倚重的大臣，君臣同饮为乐，可见相知之深。然而，窝阔台嗜酒太过：“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钟而止。”耶律楚材在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以人的五脏不如铁、而铁尚被酒腐蚀的事实再次细谏。窝阔台虽然当面受了耶律楚材的忠告，但毕竟酒性难改，后外出游猎，在途经鄂特古胡兰时，当地的奥都刺合蛮献上美酒，窝阔台在行帐中豪饮直至黎明，结果醉瘫天床上，不久死于行宫中。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称帝后生活俭朴，不喜欢饮酒。他严刑峻法，以猛治国，曾亲手刺死犯酒禁的胡三舍（大将胡大海之子）。然而，他的子孙并没按他的遗训行事。明武宗朱厚照以荒淫著称，他终日戏耍，怠于政事。他常微服出游，某日在乡间小道上见到一村妇，以为别有风韵，就差手下带回宫中，并作一首歪词：
出得门来三五，
偶遇村妇讴歌。
红裙露高足，排水上南坡……
纵然不及俺宫娥，
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
他偏爱“野花”，醉于“村酒”，身体日益虚亏，在主持祀祠大典时当场昏倒，一病不起，三十而卒。
历代帝王之“好酒”，“酒天子”辈出，是因为美酒欢宴不但体现了帝王的尊贵，而且可以满足他们对生活的欲望。酒对帝王们来说，其本身并无善恶。然而，酒能给人以享受，能激发人的兴情，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气质、性格、情趣、爱好等。酒能促使人的个性朝某一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又常常取决于人们对酒的态度。帝王也一样，只不过帝王的一举一动，事关国家大局，所以，酒与帝王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悠悠数千年，帝王辈出，酒不但始终伴随着“酒天子”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而且给国家的兴衰以莫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