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友情、送别与感怀这一类的作品最多，因此诗中经常流淌着两种液体，一是眼泪，一就是酒。对于文人来说，酒和女人一样，都是好东西：失意的时候饮酒，是为了麻醉自己；高兴的时候饮酒，是为了更加兴奋；邀朋会友的时候饮酒，是为了畅叙友情；酝酿创作的时候饮酒，是为了神采飞扬。酒和文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饮酒佳话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别具特色的一页。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酒文化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操。从“温酒斩华雄”到“青梅煮酒”，孟德都跟酒扯上了不小的干系。曹操是奢侈的，有事没事都大摆酒宴。身为丞相的他，一生中不知道喝光了多少粮食。他南征北战，戎马生涯，但自己也常常是“对酒当歌”。《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似乎给酒的作用定了性，然而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则给了曹操一个否定。
西晋时被称为“中国头号大酒鬼” 的刘伶。他自称“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可见酒量大得吓人。他在当建威参军这个不大也不小的官时，常常坐着马车，拎着一大壶酒，让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说：“我如果喝死了，在哪喝死的就埋在哪。”不过刘伶并没有喝死，而且既没有喝成肝硬化，又没有酒精中毒，倒是喝出不少让人发笑的故事。据说，刘伶有一个毛病，就是喝醉后总要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当然是在自己屋里，但是这也有伤大雅。刘伶身为“竹林七贤”之一，又写过一首《酒德颂》，可他不但不贤德，反而很疯颠，活像一个老玩童。
同属“竹林七贤”的阮籍也十分了得。阮籍生活在魏晋政权交替之际，一方面对曹魏集团骄奢腐败深为失望，另一方面又不肯依附伪善阴险的司马集团，内心充满矛盾。他时常驾车出游，随意而行，走到路的尽头，就痛哭而返；在家则借酒避祸，远离是非。据说醉酒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六十多天，让后人望尘莫及。其实他在半醉半醒之间，痛苦不堪。
东晋的陶渊明虽然官运不亨通，只作过80多天彭泽令，但当官时，衙门有公田，他下令悉种粳以为酒料，连吃饭的大事都忘记了，还是他夫人力争，才分出一半公田种稻。后来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弃官归田，飘然而去，便赋《归去来兮辞》。当他回到四壁萧然的老家，最初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弃官就无禄，喝酒就成了大问题，怎么办？在《五柳先生传》中写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看来为了酒，也就顾不得面子。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饶有兴致地写下一组以“饮酒”命名的诗作，最有名要数第五首，名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自食其力，虽生活艰辛，却活得坦荡自在，这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酒可以刺激神经，产生灵感，唤起联想。二十来岁即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在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易。翻开中国艺术史，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家也把酒作为情感宣泄的媒介和艺术灵感的催化剂。唐代书法家张旭“每嗜酒大醉，呼叫奔走”，甚至“以头濡墨而书，既醒目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因此被称为“张颠”。他喝醉后留下的书法墨迹如《古诗四帖》，确实如疾风迅雷，满纸云烟，成为草书的艺术精品。
唐朝许多大文人都是嗜酒者，首推“诗酒两仙”的李白。李白一生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放浪形骸，桀骜不驯，成为盛唐气象的主要代表。关于他的酒量，李白自己有诗为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也许有人说这是艺术的夸张，那么请看，他的好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写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何等的豪气和洒脱！据说李白当年奉诏为玄宗写清平调时，就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完成的。李白有追求功业的理想，但他不肯摧眉折腰，使他无法立足政坛，因此便浪迹四方，痛饮狂歌，在诗酒豪兴中抒发自己的理想、爱憎、愤懑和忧思。游洞庭时写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在金陵时写下“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而被流放到夜郎时写下“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可见对李白来说，最能激发生命豪情的就是酒，酒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最有名的两首古体诗《将进酒》和《月下独酌》几乎字字都含酒味，如“人生得意须纵酒，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被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宏伟抱负无法施展，只好借酒销愁，前一首豪情万丈，后一首则孤独难遣。郭沫若生前曾做过统计，李白流传下来的1500首诗作中，有170首写到饮酒，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把李白所有写酒的诗拿去压榨，也许可以榨出半壶高粱酒来。
“诗仙”李白是豪放之人，那么“诗圣”杜甫应是儒雅之士了，但他对酒的亲近也毫不逊色。“安史之乱”中，当听到朝廷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杜甫欣喜若狂地写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住在成都草堂时，杜甫生活清贫而安定，有朋自远方来，光临寒舍，他坦诚相告地写下“盘飧市远无兼味，尊酒家贫只旧醅”（《客至》）；而当离开草堂，沿长江顺流而下，客居夔州，登高望远，杜甫忍不住老泪纵横地写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三次写酒，大喜大悲。还是郭沫若做过统计，杜甫传世的1400首诗中，有300首写到饮酒，竟然比李白还多一百多首。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喝下去一半是酒，另一半是泪，人生感触尽在不言中。
白居易是位大酒徒。他的一生不仅以狂饮著称，而且也以善酿出名。他为官时，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去研究酒的酿造。酒的好坏，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看水质如何，但配方不同，亦可使“浊水”产生优质酒。白居易就是这样。他上任一年自惭毫无政绩，却为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在酿的过程中，他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参加实践。他有两首写饮酒的诗作广为人知，《琵琶行》中“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而同样是友情，《问刘十九》这样写：“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前者凄惨，后者温馨。
宋代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科学和文化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酒的滋味也被文人们“品”到了极致。
文章中写到酒，往往更加深沉。范仲淹在驻守边关的时候，曾有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的惆怅，也曾有过“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的悲楚。而他虽屡遭贬谪，却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岳阳楼上把酒临风，唱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并因此而流芳千古！
欧阳修是妇孺皆知的醉翁。他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记》，从头到尾一直“也”下去，贯穿一股酒气。无酒不成文，无酒不成了乐。天乐地乐，山乐水乐，皆因为有酒。他自称“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于文”，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天下真嗜酒者为之倾倒！
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酒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定风波》），“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而更令人神往则是在《前赤壁赋》中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苏东坡和友人夜游赤壁，雅兴甚浓，对明月诵诗，邀清风下酒，我们从他嗜酒如命和风度潇洒的神态，可以寻到天才的浪漫诗人李白的影子。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浓的酒味。有人从《东坡乐府》查了一下，其中竟有一半作品和饮酒有关！这足以说明酒和诗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正如李白的作品一样，假如抽去酒的成分，色香味都为之锐减。
苏东坡、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把酒问青天”，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话。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抒发“沙场秋点兵”（都出自《破阵子》）的豪气；“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西江月》），又透露出一种玩世的调侃。
男人如此，女人呢？请看女词人李清照的诗词。当她作为少妇独守空闺寂寞难耐时是“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都出自《如梦令》），“东篱把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南渡以后，身世坎坷、国愁家恨的李清照经常“三杯两盏淡酒”（《声声慢》），在凄风苦雨中追忆温馨的往事。
人们在探讨文人与酒的关系时，总认为文人之所以嗜酒，不是这些文人们不得志，就是心中有什么难以排解的忧愁，而且会举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曹操等一大批例子。的确，历史上不乏借酒浇愁的文人，但不是所有喝酒的文人都有愁，也不是所有的有愁人都喝酒。酒与文人的关系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部文学史，上下五千年，不会喝酒的文人实在少见，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能喝酒就不是文人。因为，酒的特殊功能的确有助于文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想象，激发他们的激情和灵感。再比如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柳永《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名句都是家喻户晓，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