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翊：用无感情动作表达情感
被林怀民称为“可怕的孩子”的青年编导黄翊，带来了《流鱼》、《下回见》两部作品。演出开场的《流鱼》创作于2009年，黄翊说，台北车站的匆匆人群和深海流动的鱼群，是《流鱼》的创作灵感来源，“我试着想象让舞者在台上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个密闭空间，再看他们流动起来是什么画面。” 黄翊说，为了模拟出深海的感觉，他让舞者全体穿上灰色且带有波纹的服饰，在幽暗空间的灯光映射下，这些衣服能让观者看清舞者的流动和层次，“服饰的斑驳感也能创造在水中的感觉” 。
“这部作品的底色是愤怒，且这种愤怒很强大，我试图从愤怒中转化出动作，把舞者的身体往外推出去。”黄翊介绍，因此《流鱼》的灯光设计从头至尾都以“昏暗”为主色调，予人咄咄逼人的压迫感。而为了表现水中的流动性，黄翊让台上的12位舞者两两组合，为其设计了很多双人多重旋转以及复杂托举动作，使舞者如鱼群般在舞台上旋转盘绕。但最开始，这些复杂动作大都让参演者无法理解，“我的身体逻辑和他们的身体逻辑毕竟有差异，而且我要求的动作不太符合人体工学，动力使用很复杂。”
黄翊还要求舞者以一种隐蔽、不带感情的表情和动作去呈献流动结构，并表现舞者内在的潜藏情感。“就像小孩说大人话、人偶在表现人的感情，两者之间的冲突会很大，但感情会更充沛。而人在演有感情的事，却感觉理所当然，没什么惊喜。” 黄翊举例说，这种“反”着来做的效果，在他看来更容易让观者感动。
郑宗龙：肌肉质感展现情绪变化
以压轴姿态出场的《墙》，描述了编导郑宗龙4年前一段迷惘且踟蹰的生活状态，那时他32岁，不爱跟人说话，也拒绝跟人交流，“说忧郁没那么严重，说青春期也不至于，我把这段时期称为‘撞墙期’。”郑宗龙说，如何用舞蹈表现人的内心向外突围的过程，对他来说是个十分有难度的挑战。
他将作品前后分成两个部分，借用舞者不同的身体状态和服饰变化，来表达墙内与墙外的不同情绪，“人在紧张或焦虑时身体会比较僵硬，我就用肌肉的紧绷感来表现墙内，衣服也大都采用黑色，给人比较大的压迫感；墙外则是比较舒服、自在的空间，舞者在肌肉上相对放松，使用一些‘圆’等较自在的动作元素，舞者的服饰也逐步向大地色、灰色、水蓝色过渡。”郑宗龙说，《墙》没有特设男女主角，12位身穿不同颜色衣服的舞者，都是以不同的出场顺序及颜色变化，来表现“墙”的突围与坍塌。
因为很喜欢迈克尔·高登的音乐，郑宗龙选用了他的《天气》贯穿全剧，音乐中大量使用急促紧绷的大提琴声效，让人喘不过气，“大提琴就是会有这样的效果，会一直纠着你，会让人觉得压迫和紧张。”郑宗龙说，自己曾尝试很理性地分析这段音乐，并在很理性地编舞过程中，一度忘记自己正在使劲突围的墙以及那些封闭自我的奇怪情绪，“做完这个舞蹈后，我轻松多了。”但除了减压作用，《墙》并没多少其他励志效果，“这段突围没有‘自我救赎’那么了不起。”郑宗龙笑着说。
布拉瑞扬：感受重于理解并大于一切
在伍国柱一出活泼幽默的《坦塔罗斯》演出过后，布拉瑞扬的《出游》上场，更给人舞台剧般的感觉。有时，布拉瑞扬也会笑着对别人说其实这部作品很老土，“我1999年创作了《出游》，那时的编舞风格是要有一点叙事性，但又不完全是讲故事；很容易理解，但又有点抽象。这就是我那个年代的训练。”布拉瑞扬说，《出游》不像纯肢体舞蹈《流鱼》那般有意境，需要观者很多想像力的参与。
要理解《出游》并非那么容易。在巴赫一曲融合非洲元素的古典乐曲《兰巴伦娜》中，《出游》奏响了一个关于死亡与变形的神秘仪式。一位穿大红色长裙的年轻女子，在舞台中央被迫着重复做穿衣和脱衣的动作；四名黑衣侍者不停地在她身边忙碌盘旋；一位如鬼魅般全身素白的天使，撑着大黑伞，拖着大皮箱，以慢镜头的姿态慢步穿越于舞台。最终，年轻女子精疲力竭地躺倒于地上，四位侍者用一匹白布将她覆盖，再脱去自己身上的黑色大衣，将白色粉末抛向高空。粉末造成的云雾在舞台飘洒之时，死亡女子已消失无踪，最后从天使的箱子中爬行出来，整部作品呈现一种松弛、柔软的梦游状态。
布拉瑞扬说，《出游》表现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个噩梦，“1999年云门舞集2团刚创团，我也刚从美国回来，编舞经验缺乏，压力大，就开始做噩梦。虽然事后不记得具体的梦境细节，但依稀记得梦中的感觉。”布拉瑞扬顺手将纽约带回来的超大行李箱运用于作品中，后来行李箱坏了，他还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来代替。布拉瑞扬说，很多人看过《出游》后，反馈给他的答案都跟他想象的不同，但当观者向他求证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时，他总是说：“你的答案就是你的答案，你是最棒的。”就像记者试图询问伞和行李箱的寓意，他也是连忙摆手说，“不行，我不能打破大家的想象。”他一贯的想法是，不要刻意去理解分析每个动作，“感受重于理解，并大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