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谥文忠，世人尊称“文圣”，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
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欧阳观任绵州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1023年和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1029）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来年（1030）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1030年3月11日，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封建社会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在崇政殿举行。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3月14日），殿试放榜，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予官职。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成了他的恩师胥偃的女婿。
新婚不久，欧阳修就辞别家人，到洛阳去做官。当时他的领导是一位著名的前朝贵族，钱惟演。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一个吴越国，钱惟演就是末代吴越王钱俶的儿子。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仁宗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严格说来，欧阳修的被贬也受“濮议”的牵扯。濮议事件是宋英宗时代对生父尊礼濮安懿王赵允让的讨论，引起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即位次年(治平二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1057）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当时有个所谓的“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放着好好的话不说，玩弄一些古书里的奇怪字眼。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这次做试官，就决心拿他们开刀。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一上来就说：“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完美的答卷。那篇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不料，拆开“密封线”后，欧阳修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一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清醒的文学史意识、精益求精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嘉祐三年（1058）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次年（1061）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神宗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因号“六一居士”）。神宗熙宁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神宗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畅、委婉曲折。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欧阳修创立应用文概念，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二是简洁质朴，三是得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且形式多样。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
欧阳修的诗歌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词多写男女感情，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临江仙》（柳外轻雷）等，情思深远，婉转清丽，与晏殊词风相近。部分词作表现了个人志趣抱负，如《采桑子》《朝中措》（平山栏槛）等。而其《六一诗话》则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影响深远。
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