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仙游 明代户部尚书郑纪


郑纪(1438—1513),字廷纲,号东园,明兴化府仙游县文贤里上郑人(今莆田市仙游县度尾镇埔尾村),明天顺四年(1460)进土,历任翰林庶吉土、国子祭酒、浙江按察副使、浙江提学、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有经邦济世之宏才大略。一生历经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人称“三朝元老”。

在任上,郑纪展现出非凡的辅国才器,担任户部侍郎时,不遗余力为朝廷聚财,成效卓著,世称“经济名臣”。他也多次辞官,归隐故里达20余年,兴学劝耕、植树修桥,百姓至今传颂。时人以其政绩显明、文行著名,同宋代仙游籍名臣蔡襄并称为“一邑二贤,并美同誉”。

苦学中第,献策辞归

郑纪系莆阳“南湖三先生”之一郑露的后裔,他少时家境贫寒,但励志苦学,博通经史。

据民间传说,弱冠之年的郑纪,有一天跟同窗好友前往九鲤湖祈梦。当晚,郑纪夜宿九仙祠,梦见一仙翁款款而来,对他说道:“木兰溪水西苑源,山上榴树挂石榴。高山松柏风高洁,庚辰登第尚书荣”。郑纪梦醒后,觉得功名在望,怀着喜悦的心情,挥毫作《祈梦》诗一首:“纷纷迢递叩仙机,梦里分明觉后疑。自是心情能照物,高山坐久亦先知。”随后,郑纪闭门日夜挑灯苦读,熟读所有书经。天顺四年(1460年)果然中了进士第。

宪宗即位后(1465),实行新政,但依然宠信奸臣,朝政不见起色,郑纪不顾杀身之祸,与内阁首辅刘健一起呈献《太平十策疏》,提出“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等十条对策,都是治国救时之大计。虽多被宪宗优旨采纳,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宪宗初政时允许两京文职官员可以提前致仕,年仅三十二的郑纪,因患风湿症,再加上父母年迈,他自感“进无以尽忠,退无以尽孝”,在上《太平十策疏》当月,便上疏乞请致仕,但未得允准。两个月后,郑纪病势加重,又闻父母卧病在床,昼夜忧念,病情益重。自感“亲无百岁期,国有万年计”,再次上疏,乞请暂归原籍,调病养亲,待病愈亲终后回朝供职,做到忠孝两全。

山居蓄志,热心善举

郑纪回乡后,尽心奉侍双亲。其父乐善好施,因郑纪出仕而受人尊敬,他在得到郑纪的支持后,曾经主动焚毁价值数千两的债券,并放弃了巨额债权。有一回,泉南有一个富家人杀人犯法,想用千金委托郑纪父亲疏通消灾,他理直气壮地说:“尔知吾儿不可,乃欲吾以是语儿。”于是挥手拒绝说客。郑纪听到后,以此加勉,更加自律。

不久,郑纪父亲因病去世,郑纪就按儒士之礼安葬。兴化知府岳正资助四锭白银,但被郑纪完璧奉还,他回信说:“君子爱人以德,不罪是幸。只领盛念,实与爱均也。”治丧结束之后,郑纪在墓地修建小屋,居住守制,勤奋读书,日夜不离,三年都不曾回家。他坚持素食,直至守序结束后才恢复正常饮食。

郑纪居家20年,修身养志,规正家范,引导乡俗,植树造桥,为民兴利,严格践行士族精英正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志向。据史志记载,郑纪先后率众修建桥梁六座,制定《义聚家范》,受到兴化郡守岳正的赞赏,福建按察司佥事林克贤将《增修乡约》刻板通行于福建八郡。郑纪倡议设立朱子义仓,招募百姓以工赈济,助民度荒;针对仙游县官课征无则、任意敛财,帮助县令建立定规,节省了里役等诸多费用。

督学浙江,导正士风

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郑纪结束告假,担任经筵讲读官,为宪宗讲解经义。在此期间,郑纪曾经出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宪宗外甥也参加会试,同僚想予以破格优待,被郑纪拒绝,因而受到忌恨。但宪宗说“翰林官亦难为也”,替郑纪开脱。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因郑纪文章与德行老成持重,升任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事。在任上,郑纪以培养德艺兼具的儒士为己任,每到一地督学,必向学子宣讲正心诚意之学,亲自讲授易、诗、书、春秋二礼“六经”,宣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讲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经世制变大义。

郑纪坚持教人以德行为先,开明道德,造就人才。因他严明学规,办事公正,权豪寒门,一视同仁,士子刚开始时受到约束甚苦,但时间一久就安心就读。郑纪还注意通过儒生,推动民俗的改造,比如针对奢侈、信佛之风,邀请丁忧生员讲习丧礼,教育士子不被异端邪教所迷惑,士风也得到了净化。

郑纪巡学绍兴府上虞县时,看见县学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大户人家趁机侵地建房。他不顾巡按的干扰和有司的迁让,依法拆除房屋,收回占地,拆除淫祠神庙数十所,依法没收被豪强夺取的砖瓦木材,重修学宫,嘱托太守利用从当地湖田讼案中收回的田租,用以兴教助学。因为郑纪的身体力行,浙江学政面貌为之一新。

入侍经筵,执教太学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孝宗即位,召用一批敢言忠直之士辅政。郑纪针对新君御政,上疏谏劝孝宗“御经筵,近儒臣,论圣学,以正心为要”,希望孝宗临御之初,开纳言路,检身修德,勤学好问,亲君子而远小人,强调君心帝德对治国的决定性作用,孝宗下旨嘉赞郑纪:“这本(疏)所言,朕当体行之。”

孝宗弘治三年(1490)六月,郑纪被召为国子祭酒。进见时,司礼太监陈宽见其仪容修伟,以乡里亲故的身份求见,被郑纪拒绝。郑纪考核士子的学业时,即使是朝廷权臣的子弟,也不予庇护。有一回,驸马练习礼仪时稍有过失,郑纪就责令他伏首俯身,思过认错。

孝宗初政时,严禁设斋事佛,以防邪道害政。但不到三年又下旨命令京都三大名寺设斋醮,连做三天佛事,礼部准备选拔六名国子监生参加,但被郑纪严加拒绝,他说:“监生读圣贤书,岂识此礼?”于是上疏谏止设醮祝寿之举。只是孝宗最终以斋仪物品已经备齐为由仍然举行。

郑纪到国子监时,有膳余银千两,掌管文书的官员按照常例也奉送一份给郑纪,但郑纪全数归还,并责问说:“膳为监生,何与祭酒?”被一些同僚认为是故作清高,这些宵小之徒就捏造事实,构陷弹劾。吏部尚书王恕听到后说:国家涵养百年,才得到如此人物,而小人却因私生恨,诬陷公道之人。他如果被罢官,那他也辞官回家。孝宗也知道是小人诬陷,朝廷倚重郑纪,因而不允准郑纪三疏恳求致仕。

救荒有方,倡导武选

不久,郑纪改任南京通政司左通政要职,他精明干练,深见卓识力,推求真务实的政风。当时山东连年大旱,寸草不生,饥民流亡。郑纪参考宋代救荒的成功案例,针对当朝实际,呈献《上救荒、备荒十事》,提出五条救荒应急措施。一是截借官军粮船救济饥民;二是让工部修治黄河,以工代赈;三是募商人以米易盐,赈济饥民;四是招募兵员,国得兵以强,兵得粮以养,一举两得;五是苏松地区赈济结束后,将现有银两尽数解送户部,抵销截借官军粮船。这些救荒、备荒措施,既从长远考虑,又切合实际,简易可行,不仅迅速有效解除燃眉之急,也有一举多得之效,被孝宗所嘉纳。他也深知朝政之弊,规谏孝宗节省滥费,裁撤冗员。

弘治七年(1494),郑纪升太常寺卿,掌管礼制。他针对当时祭孔之礼,上疏《修明礼典疏》,请求修明礼典,以正教化,痛斥佛道延寿秘术,请求革罢京都设醮祝寿之举,禁绝教坊乐工妻女接客谋生,以纯正风教。

弘治九年(1496),朝廷下诏南京五府六部举保将材。郑纪认为,举保将材为一时救急之策,培养将材则是长久之计,不然年年岁岁,临饥拔苗,遇渴掘井,不足以救饥渴。为此,呈上《奏设武举,以培养将材疏》,建议参照唐宋成功经验,开设武举之科,以策论定去取,以弓马定高下,公开公平选拔将材。

主政户部,惠及兵民

弘治十年(1497),郑纪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他胸怀大局,心谋国计,勇于革除积弊,推行制度创新,求真务实,具有经国济世之才。他处事精明,善于抓住机制,拔本塞源,革弊去害。在任上,他广开财源,增加储用,杜绝制外滥支官粮,扭转国家储备匮乏的被动局面;他密疏奏请,将各衙门新增官粮,凡旧例所无者一并革去,杜绝仓粮滥费,以利恢复京粮正常储备水平;他上疏清理财赋,提高边防储备;他针对民间私恃钱币现象,硫请统一钱法。

弘治十四年(1501),苏皖等地大旱,赤地千里,灾民饥寒交迫。郑纪听说太监罗兑刚病故不久,遗留金银财宝甚多,缎匹、器皿不计其数,于是上疏乞请皇上派遣公正的官员,逐一检查罗兑遗产,全数用于买米救济饥民性命。

激流勇退,移风易俗

郑纪担任户部侍郎达十年之久,主持部事多年,因革除积弊,得罪了既得利益者。弘治十七年(1504)三月,72岁的郑纪,鉴于病势益增,第19次疏请致仕。孝宗只好晋升郑纪户部尚书致仕,并用驿传送归。

郑纪致仕后仍不忘臣子安民济世之责,不遗余力为民解困谋利。仙游由于赋役繁重及虎灾、瘟疫,人口大减,尤其是兵役之灾,令民不堪忍受。郑纪查明实情后,致书建布政司右参政庞泮,奏请朝廷改正文册,促使为害多年的军户之法终于停止实行;针对乡俗奢侈之风,他拟出《归田咨目》十条,涉及迎送往来之礼,对本家留客、亲朋往来、庆祭乡饮、乡邦吉凶礼、冠婚丧祭,以及书信、作文、赋诗等,一一作出规定,具体可行,又不违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虚应奢华陋习。

郑纪从西乡屏山移居仙邑南湖书院。天朗气清之时,葛巾野服,忧乐有节。兴致之时,赋诗作文。他曾经与文友在枫亭组织了仙游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耆乐社,开仙游文学活动的先河。郑纪文章简洁,诗词精美,著有《东园文集》、《东园吟稿》、《归田录》等书。《东园文集》为杂文集,十三卷,收入《四库全书》。清代乾隆进士吴濂称他的文章“思想深切,辞旨醇正”。

正德八年(1513),郑纪病逝,年76岁。之前,名臣林俊、孝子刘闵、福建巡按御史韩廉与守巡等省官前来探病,郑纪只对他们说:“仙城未固,愿完成其事,以惠一方。”郑纪一生仕途,几番进退,才未尽用,虽仅二十余年,政绩依然可观,他的宏才大略、辅国才器深为朝野所仰慕。莆阳名臣周瑛追述郑纪生平事迹说:“君子谓其有匹休(媲美)古人之行,而世不能殚:有经济天下之才,而时不尽用。出处始终光明俊伟,于富贵利达泊如(恬淡自如)也。”

郑纪居官清廉,虽处贵显而能清约自持,不经营产业。人称其“慷慨有大志。事苟合义,不以私利害动其心;泽可及民,亦不必功归于己。卒时,家无羡钱奇玩。

后来,郑纪的后人在其祖屋和祠堂里发掘出“一品尚书”和“三朝元老”两方木制牌匾。据《郑氏族谱》记载,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十一月,郑纪病终故里,卒后入祀仙游乡贤祠。

上述二匾系正德九年(1514年)所立,其一“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堂、承布政使司胡拱、右参政艾燮、左参议彭教为‘一品尚书’资善大夫南京户部尚书致仕奉诏晋一品阶荣禄大夫郑纪,正德九年五月吉日立,大清嘉庆元年九秋穀旦重修”;其二,“钦察巡按福建监察御史王荣、福建按察使王奭、副使汤泰、佥事查约为‘三朝元老’赐天顺庚辰进士,授检讨充宪宗朝经筵讲官历任孝宗朝、国子祭酒太常寺卿户部尚书郑纪立,正德九年岁次甲戌五月吉日”。牌匾均为木质雕刻,正面油漆基本脱落,长宽比例为366.5×98.5(厘米),阳刻,正文楷书字径45厘米,虽部分题字已经脱落,但痕迹历历在目,明晰可辨。以上二方牌匾实属罕见文物,为研究郑纪身世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时至今日,郑纪的故事,仍在仙游坊间流传。位于鲤中步行街的郑纪祠堂,大门前的楹联“历三朝一品尚书亮节高照,施仁政太平十疏经国辅世”,无疑是对郑纪政声卓著的高度归纳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