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九间楼位于桐城城区西环城路东侧，南临六尺巷。九间楼是清代学者方宗诚的藏书楼，为九开间，故名。
方氏九间楼短垣外障，圆门通达，入门则“楼，砖铺回廊，雕花木扇，窗明几净，高墙小院。西为一列五间楼房，东北厢房各两间，每间面积16平方米，东为院墙，长近8米，中间是长方形院落，面积60余平方米。九间楼院内立有一方铭石，植数株榴梅，简洁明快，清新可人，环境清幽。方氏九间楼又名“勺园”，桐城派作家刘大櫆曾在此为桐城望族清河张氏子弟设帐授徒，后为方宗诚购得，诗人、书法家方守敦以此为住宅，当代作家舒芜(方管)在此度过童年。
方宗诚(1818—1888)清代学者，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方宗诚出身儒学世家，父方松，由鲁谼迁居县城西郊毛河，竹篱茅舍，布衣粗食。宗诚少有大志，每日取贾太傅疏及唐宋名篇高声朗读。始受学许玉峰，继师族兄方东树，遍览宋元后儒家之言，多有阐发。
太平天国时，避居鲁谼山，不废讲习。著《俟命录》，研究天时、人事及致乱之源，认为士大夫修身、处事、为政之道，在于本纲常，明正学，选拔人才，效用当世。霍山吴竹如任山东布政使时，从友人方鲁生处得《俟命录》，将主要内容函致大学士倭仁，倭仁录其要为经筵课程。方宗诚由此驰名京都。
曾国藩、胡文忠慕其名皆以礼相聘，辞不受。
同治元年(1862)，河南巡抚严树森应诏疏陈治国方略，方宗诚入严幕，奏疏多出其手。后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推荐方宗诚为枣强县令。李鸿章继任总督，与方宗诚亦交往甚密。
方宗诚知枣强县十年，办乡塾，兴书院，整顿祀典，刻印当地前贤遗著，编修地方志，兴办义仓，储粮备荒。每遇灾害，及时勘察灾情，兼及邻县受灾情况，如实上报，不避忌嫌。多次请求李鸿章奏免全国钱粮积欠。虽为政一县，谋虑所言皆宏远大计，事关全局，李鸿章多采纳施行。时深州知州游智开，兴义学，减浮征，政绩颇著。时人将游、方并誉为“深州游牧枣强方令”，以表尊敬之情。著有《柏堂集》、《俟命录》等。
方宗诚的父亲方松也是位读书人，虽然家里贫穷，他白天需要出去劳作，但夜夜读书，最喜欢读的书是《太上感应篇》和陈宏谋的《训俗遗规》。那时候，夜里读书肯定灯光昏暗，再加上他们家经济状况不好，油灯肯定点的也不亮，他肯定也没学会做眼保健操，所以到了中年，眼睛就不行了，再后来就基本看不清东西，但他仍然好学上进，于是乎，他就让自己的儿子方宗诚给自己读书，关于这做事，方宗诚后来有这样的描述：“闲居月下，尤喜颂《陈情表》、《泷岗阡表》、《秋声赋》、《赤壁赋》以泻幽忧之思。”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使得方宗诚对文章极有兴趣。方松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可能有大出息，于是就咬牙凑钱给他请了位师傅，这位师傅名叫许鼎，他的很多话对方宗诚的成长影响较大，他曾经跟方宗诚说：“到处留心皆是学”，他同时教育方宗诚，即使在学问上做出了名堂，也需要含而不露。
咸丰年间，太平军多次攻打桐城，方宗诚感到了危险，于是就在鲁谼山建起了避难所，此处房屋，方宗诚将其起名为“柏堂”。他在柏堂继续读书，可能是为了有经济收入，他也在这里开始教学，方宗诚说：“余避乱之室名柏堂，为诸贤聚晤之所。”、“避乱以后，颠沛流离，儿穷经学古不懈，每夜必至三鼓。暑热即偕诸友诸弟坐卧竹榻上，或水石之间，背诵经书古文，声朗朗彻山谷。”这真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种危险困难的境地，竟然坐在大山之中背诵经书和古文，这集体背诵的声音响彻在山谷里，难道不怕被太平军抓住？方宗诚说，这些贼人们确实听到了：“咸丰甲寅冬，臧牧庵孝廉之败于桐也，存庄窜至余家，时夜漏数十下，贼烽四逼入谷口，闻儿读书声，叹泣曰：此天人也！”
这些贼人们听到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竟然感动地哭了。想想这一幕，真有画面感，这才叫真正的惊天地泣鬼神，噢，不应当称作“鬼神”，应当改为“泣贼人”。
方宗诚躲在大山里也不是天天教孩子们朗诵诗文，他也在写自己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就是《俟命录》。此书堪称方宗诚的代表作，据说此书是研究了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动乱的原因。他认为，士大夫阶层应当修身养性、遵守纲常，内容写的很是高大上。而此书的中心思想，按照方宗诚自己的说法则是：“大难之兴，虽曰玉石俱焚，然以余历观古今，真能为天地任参赞之责者，断不在劫数也。惟忠义之士，致身效事，然此乃支撑纲常、扶持正气，不得谓遭劫。若夫有学有守，有猷有为，出可以安社稷，处可以传斯道者，此天心所赖以常存，人道所赖以不息者也。自能历劫不磨，人可不自勉哉！”
方宗诚的这部《俟命录》后来被山东布政使吴竹如看到了，他认为这部书讲的很有道理，于是就写信给大学士倭仁推荐此书，倭仁也觉得这部书思想正确，于是就摘录此书中的内容讲给皇帝听，这使得方宗诚的名声直达天廷，京城的学人都知道了有方宗诚这么一位人物。到了同治元年，方宗诚成了河南巡抚严树森的幕僚，他在严幕中替严树森写奏折。再后来，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于是推荐方宗诚当上了枣强县县令。曾国藩为什么要推荐方宗诚呢？因为《俟命录》一书中有不少的地方都提到了曾国藩领导的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方宗诚在枣强县当了10年的县令，据说在当地政绩卓著。
据说，方宗诚是位清官，在任回家时，当地老百姓赠送的礼品他一概不收，只让属下挑着四大担自己的藏书回到了家乡。然而回家之后，他的儿子方守彝帮他整理运回来的藏书，却发现这些书里面夹着许多金片和银片，儿子马上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据说方宗诚支唔一番说不出话来，儿子看着这些金银片落了泪。方宗诚只好告诉他，这都是自己的下属还有好朋友御任时送给他的礼品，他不想要，但是朋友们一再劝他拿点钱回家去作生活用，并且他还有很多著作没有刊刻，也想用这个钱作为刻书之资。据说方守彝听到父亲解释之后，义正辞严地跟父亲说，不能这样做，因为你用受贿来的钱来印自己的道德文章，这会让书中的光辉思想受到污染。听到了儿子的话，方宗诚意识到了自己的一时糊涂，于是就问儿子怎么办。方守彝告诉他，应该把这些钱送回枣强县，在当地捐资助学。方宗诚听到了儿子的话后，特别感动，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儿子是值得骄傲的事。这样想来，他这个儿子比他父亲还要有雷峰思想。
方宗诚回到桐城之后，就在勺园建起了自己的藏书楼，楼名叫“九间楼”。藏书楼建得不小，但可惜没有《藏书目》留下来，所以，至今也不知道这么一座书楼里到底藏了哪些书。据说这个勺园“张宰相家的西宾之所”，后来桐城派的祖师之一刘大櫆曾在这里讲过学。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方宗诚看重了勺园，在此藏书、讲学、著述。九间楼的藏书量我仅查到了这么一句话：“传九间楼藏书上万册。”
方宗诚在勺园中写了不少的书，其实在此之前，方宗诚已开始编辑《桐城文录》，咸丰二年他就跟戴均衡开始收集资料，后来太平军打到了桐城，当地的很多藏书都被焚，而这个时候，戴均衡也死在了外地，这使得《桐城文录》的编辑被迫中止，后来方宗城在鲁谼山避难之时仍然在编此书。再后来，他在朋友方宗屏和弟子萧穆的帮助下，终于编完了这76卷本的《桐城文录》。此书收录了83位桐城派作家的作品，成为了桐城派作品的集大成者，后来他的弟子萧穆又在此基础上继续搜集，用了30年时间编成了264卷本的《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因此，方宗诚对桐城派在文章的编辑方面做出了挺大的贡献。
方守敦(1865-1939)，字常季，更字盘君，安徽省桐城县人，方宗诚之子。近代较有声望的诗人、教育家、书法家。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吴汝纶往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力助吴氏创办桐城学堂，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1904年与李光炯等创办芜湖安徽公学。1939年与姚孟振等重印《桐城续修县志》。酷爱书法，隶书碑体皆具风韵。方守敦逝世后，客居江津县的同乡在罗汉寺为他开追悼会，陈独秀送此挽联云：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
方孝岳为学者方守敦之子。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宣统三年(1911)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191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19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翌年任上海印书馆编辑。不久，赴日本东京大学进修。进修两年间翻译出版《欧洲大陆法律思想小史》。1924年自日本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学院、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49年至1971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曾被选为广东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才华横溢的方孝岳，毕生从事文学、经学、佛学研究，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主要专著有《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左传通论》、《尚书今语》、《汉语语音史概要》、《广韵研究导论》、《广韵声类》、《广韵韵图》、《广韵便览》、《广韵又音谱》、《集韵说文音》等。
舒芜，方孝岳之子。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1944年至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