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有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20年，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1922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时，他是第一任书记，是上海地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
（一）
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陈望道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份水塘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祖父陈孟波以务农为生，同时兼营染坊，销售靛青（一种染青土布的染料），因精通靛青生产技艺，销路又好，因而积攒了些家产。父亲陈君元继承祖业，农副业兼顾，家道不断上升，于是购置土地，盖起楼房，成了当地富裕之家。母亲张翠姐，性情温和，心地善良，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深得乡邻的称颂，生望道兄妹五人，望道居长，接着是大女漱白，二女漱青，次子伸道和幼子致道。
陈望道兄弟虽出生在富裕之家，但父亲并不要求他们接替经营这份家业，相反，宁愿变卖田地，将他们一个个送出去求学深造。陈君元不仅送三个儿子上大学，两个女儿也送到义乌县城女子学校去念书。这一举动曾在乡里惹起一些思想守旧的人的非议，然他对此十分自信，坚持如故。
陈望道“从6岁起一直到16岁，就在村上的私塾里跟随张老先生攻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并从人学拳术，课余并参加田间的各项劳动。”父亲对他们兄妹的要求甚严，既督促他们发愤读书，又要他们参加些田间劳动，常说：你们若不参加劳动，就连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还是在地里长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清朝末年那种政治腐败、社会凋敝的现实，使有志于“实业救国”的陈望道，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16岁那年，他离开农村，来到义乌县城，进了绣湖书院（后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数学和博物。一年后，他回到分水塘村，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于是邀人兴办村学，招募村童入学。与此同时，他还同村上一些激进的青年，动手砸毁庙宇神像，认为这些封建迷信，是套在民众头上的一条精神枷锁，要使民众觉醒，非起来砸碎这条锁链不可。
陈望道在村里办学一年后，深感自己知识贫乏，便前往省立金华中学就读。他“刚从义乌——小小的县城来到金华这所大城市以后，一切都感到新奇。”由于他“当时有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的思想”，对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非常努力，并获得优异的成绩。那时候，他“听到哪里有开办铁路的消息就非常高兴。”四年后，陈望道想赴欧美留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以为欧美的科学发达，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就要借重欧美的科学。”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到上海，补习了一年英语；又到浙江之江大学，进修了一年英语和数学，为赴欧美留学作准备。然而限于当时种种条件，他没有能去欧美国家，只能舍远就近前往日本。为了资助他出国留学，他的父亲还变卖了许多田产。
1915年初，陈望道来到日本后，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的日文，然后分别到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同时还到东京物理夜校攻读。在日本的四年半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学完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多门课程，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
在留日期间，陈望道积极投入了留日学生组织的各项爱国活动。这是他“有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曾积极“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1917年，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到日本后，立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就在这时，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十分喜爱阅读河上肇等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很快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并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从此，他“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十月革命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他的一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他抛弃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新质；另一方面，他在学术上闯出了二条新路，这就是他在“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无不涉猎”的基础上，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这正是因为他在这时，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确地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缘故。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在国内兴起以后，陈望道在日本再也待不下去了，遂于同年6月初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与其他几位语文教员一起，配合新派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据点，积极响应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址原是一所全省秀才考举人的贡院。1905年贡院被拆除，由留日学生经亨颐负责，按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监造，于1908年建成的。1909年，鲁迅曾在这里任教。先后在这里任教的还有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夏丏尊、李叔同、俞平伯、姜绮、叶绍钧、马叙伦、朱自清、刘大白等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
五四运动兴起以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率先响应，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劝说市民起来抵制日货。这时，校长经亨颐和许多进步教员“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那世界底潮流”。在这年秋季开学前，学校采取“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首倡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革国文教授及学科制等措施。在这场改革中，陈望道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位语文教员的贡献尤多。如反对旧文学、文言文，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要明辨是非，反对权威，先生有不对的地方，学生应该批评，不批评的不是好学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自由平等思想。此外，还有反对尊孔读经，蔑视礼教会等主张，使得一师的师生纷纷起来抵制“丁祭”，并取消孔子诞辰休假的规定。
在改革国文教授的过程中，陈望道等四位语文教员采取了许多具体办法，如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等。在教学中，陈望道特别向学生强调文字改革的重要，阐明文字必须改革的道理。他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去做。”又说：“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
他还提出了文字必须横行的意见，认为无论从“看时的便利”或“经济的便宜”来看，都必须实行文字的横行。他讲授国文课时，十分强调课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他特意选用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用它来论证思想性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一问题。他的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在汪寿华写的日记——《求知录》中，就有关于聆听他的教学的详细笔记。
为了向学生提供更多的进步刊物，陈望道等教员在校内设有报刊贩卖部，出售全国著名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浙江新潮》、《教育潮》等，每天都有销售。他们还编辑了在一师内部发行的《校友会十日刊》，曾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
在此期间，陈望道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浙江的一颗明星》、《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解释扰乱与进化的关系，新旧战争的差异，以及对社会改革的一些具体设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闯将。
在一师的影响下，杭州其它各校的新文化运动也迅猛地开展起来。杭州各报纸也一度采用白话文。
然而，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员在一师进行的改革却遭到浙江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这些顽固派把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刘大白诬称为“四大金刚”，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不久，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倾巢而出，必欲置陈望道等人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由省教育厅出面，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共妻”等罪名，责令经亨颐对“四大金刚”予以撤职查办。这种做法，正如《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所指出的：“其实省教育厅当局早就打算推翻一师底改革计划，于是先借《浙江新潮》案作个查办的引子，引到本校‘学生自治’和‘改授国语’两件事的头上，以便把本校底革新事业根本推翻。”
由于经亨颐校长对省教育厅的“查办”指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这件事被拖延下来。1919年12月8日，省教育厅派科员富某再度来校，并转来了所谓“社会责问书”；接着，省议员也提出所谓“查办经亨颐”的议案。随之而来的便是省教育厅长齐耀珊、夏敬观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手段，一师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当政府当局利用寒假把经亨颐调任视学，并另派校长时，学生闻讯纷纷赶回学校，不让经校长离校和拒绝新校长到任。他们还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决心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这一“留经运动”使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解散一师。军警用刺刀、步枪将学生逼往操场，团团围住，进行恫吓。
一师师生无比气愤，操场上一片哭声。这时，陈望道步入学生中间，对他们说：“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于是带领学生与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有一学生愤然对军警说：“你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来摧残我辈，我宁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话毕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体育教师胡公冕见状猛扑过去，奋力夺下指挥刀，救下了这个学生。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警长张皇失措，不知怎样才是。这时全场同学以及各校男女学生都哭起来了，哭得凄惨悲悒，连警察们也在流泪，迫使警长不得不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
“一师风潮”激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广大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声援。上海的《民国日报》、《新闻日报》也相继发表评论，警告浙江教育当局不要对革新教育“兴风作浪”。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校长的决定。“一师风潮”虽然取得初步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文化界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员也不得不离开学校。他们的离去，使得杭州的新文化运动一度又趋低潮，杭浙各地报纸又恢复使用文言文。“这一斗争说明了新事物的成长往往总是曲折的”，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取得成功的。
当年鲁迅曾热情赞赏和支持一师师生的这一斗争，并把这次斗争比作“十年后的又一次‘木瓜之役’。”“木瓜之役”指的是十年前鲁迅同许寿裳等团结一师前身——两级师范的进步教职员，反对浙江巡抚增韫和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的斗争。“一师风潮”取得胜利的消息使鲁迅十分高兴，他曾对人说：“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一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的。现在经子渊（即经亨颐）、陈望道他们的这次‘木瓜之役’比十年前的我们那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多了……看来，经子渊、陈望道他们在杭州的这碗饭是难吃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二）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仅因为这一点，反动当局就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一师风潮”结束之后，就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专心在家里一间柴屋里进行的。柴屋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山区的早春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的简单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时间约在1920年的三、四月间。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上海《星期评论》发来电报，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他抵上海《星期评论》社时，恰好“在三楼阳台上见到……李汉俊、沈玄庐，还有沈雁冰、李达”等人。第二天，他们“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星期评论》停办后，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于这年的8月正式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后，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初版只印了千余本，很快就奉送完。于是读者纷纷投书到原《星期评论》的编辑沈玄庐处，询问《宣言》的发行情况。沈玄庐在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搅悟》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公开信，信的全文如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希望陈望道亲自校勘一遍！
（玄庐）
同年9月，《共产党宣言》即重印了一次。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正式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大为惊慌，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当时，“在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共产’、‘公妻’、‘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陈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但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的真理是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由于革命的需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传播。1921年8月党建立的人民出版社在《新青年》刊登马克思全书的目录中，重列了《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从1926年1至5月，就把这本书重印了10次。北伐战争时期，曾将这本书在军内散发，人手一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也曾多次翻印。
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有时书名只写《宣言》两字；译者也一再改名，如用佛突（望道二字英译第一个字母为v·t）。陈晓风和仁子等；出版地点也常常更改，使《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书。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编辑。同年12月，陈独秀去广东任职，陈望道又负责《新青年》的编务工作。陈独秀于12月26日给胡适、高一涵写的信中也提及将《新青年》交给陈望道负责一事：“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
陈望道接代陈独秀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时，正值刊物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的重要时刻。他旗帜鲜明，并竭尽全力与李汉俊、李达等一起，把刊物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特地从原住地三益里（邵力子家）搬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这所寓所的楼下，此处也是后来党的机关所在地。
陈望道对《新青年》采取的是“树旗帜”的办刊方针。他们“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如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为了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陈望道还不得不同胡适、张东苏等开展斗争。胡适曾对当时《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非常不满，并竭力反对。后来实在“看不过，忍不住了”，便咒骂《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俄）的汉译本”，并表明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还写信给《新青年》的编委，妄图分裂和改变《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当胡适这些主张遭到李大钊、鲁迅等的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支持和赞同陈望道等人的办刊方针时，他又单独提出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刊物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很明显，他的所谓“素不相识的人”，指的就是陈望道；而将《新青年》迁往北京，也是为了他就近便于控制。他还非常傲慢地给陈望道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什么他并不是反对陈望道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把《新青年》用来宣传共产主义。
对于胡适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陈望道进行了反击。他郑重地申明：“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针对胡适对他的攻击，他也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
从此以后，胡适每发表一篇文章，陈望道就必然与之针锋相对，写文章予以反驳。
1920年5月至8月，陈望道在编辑《新青年》的同时，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一起，酝酿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一些具体情况，陈望道曾有过回忆，他说：“我于1920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1920年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又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和我等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会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后来就严格了。五六个人比较机密，总共不到10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就是书记。陈独秀、李汉俊和我等是研究会的核心，我还当了三个月的劳工部长（也叫工会部长）。”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即开展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组织工会等方面的活动。陈望道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其功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党刊及进步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刚成立，陈望道就将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译为《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在1920年6月17日至20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接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了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刊物方面，除主编《新青年》外，他还协助出版工人刊物《劳动界》，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深入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启发教育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为这个刊物写了《平安》、《真理底神》、《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劳动者唯一的“靠着”》等文章，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此外，他还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还通过编辑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争取过来，“常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
二是组织工会，发动工运。这一期间，陈望道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深入到工厂区去向工人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并先后帮助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他曾担任过工会部长，因而参与了工会的筹建活动。以后，他曾多次回忆当年组织工会时的情况：“上海的纺织工业发达，工厂集中，人数众多”；“印刷与邮电行业同宣传马列主义有直接关系，组织这两个工会，正是为了 配合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参加工会的大部分是年纪大的工人，也有青年工人”。他还说：“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的经济斗争。”他还向工人多次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并翻译了《劳动运动通论》、《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等文章，刊登在《新青年》，《劳动界》和《觉悟》副刊上。在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方面，陈望道后来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21年（农历）新年，陈独秀建议我们到外面去拜年。贺年片上一面写上‘恭贺新禧’，另一面写上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这次共计送了一万多张贺年片，在群众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是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陈望道在1920年8月，参加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青年团设在新渔阳里六号。用外国语学校的名义，进行较公开的活动。他是青年团最早负责人之一，通过外国语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还经常深入到沪西小沙渡路一带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去开办职工补习夜校，“把政治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他和陈独秀、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等常去职工夜校和平民女学演讲或上课，使这些学校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工人斗争的重要场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陈望道参加了一系列宣传和组织活动。他说，“我们是边学习边宣传”。当时，外界纷纷谣传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取了卢布，其实小组“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其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的稿酬。陈望道回忆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不少钱”。李达在自传中亦曾谈到这件事：“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无法筹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中经费，并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
一大以后，1921年11月间，“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各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并提出各地应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等问题”。“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但陈望道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这一经过情形，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中曾有详细的叙述：“从前有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任的委员长是陈望道，后来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辞职。”
1922年，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四五月间，先后两次举行演讲会和纪念会。陈望道此时虽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要辞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4月30日，他随同中央书记陈独秀前往吴湘出席中国公学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学界名义假北四川路怀恩堂正式举行纪念会，到会的有男女青年百余人，纪念会由张秋人主持，陈望道又偕同沈雁冰及一位印度学者到会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的学说。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要退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很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区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交予的各项任务，却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而不论所经历的环境有多么险峻，道路有多么艰辛，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新回到党的组织中来，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当施存统在明白了事情经过的原委以后，便从日本给陈望道寄来了一封长信，向他的老师表示了至诚的歉意，然而这时陈望道已离开组织了。
在五四前后，陈望道还是一名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认识到，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社会上到处呈现着压迫、剥削与不平等，而妇女更是处于被侮辱、受损害的最底层。是五四反封建的号角唤起了广大妇女的觉醒，向全社会提出了“妇女问题”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开始关心妇女问题，并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还在1919年4月，他已用辛辣的笔锋深刻地抨击了旧式婚姻制度，把它比喻成“机器的结婚”、“兽畜之道德”。1920年5月以后，他在《新青年》、《觉悟》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有关恋爱、婚姻以及新旧道德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他又为《民国日报》创办了《妇女评论》副刊，并自任主编。1923年5月15日，《妇女评论》在出版了104期后，才与《现代妇女》合并改为《妇女周报》，由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向警予任主编。合并以后，他还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并为它写了社评。在短短的二三年内，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有关鼓吹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不下六七十篇，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评述妇女婚姻问题著称的社会改革家，引起了社会及妇女界的重视。
（三）
陈望道在参与早期建党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积极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1920年，他在编辑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同时，又接受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邵力子的聘请，于同年9月起在该系任教。自1923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内，他还兼任了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的教学与校政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迫停办，他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29年至1930年，他又兼任复旦实验中学主任。同年，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积极培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青年。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正式成立的。它名义上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创办的一所新颖的干部学校。从1922年直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两党破裂以前，这所学校为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革命干部，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党的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一所弄堂大学——私立东南师范学校。由于创办人只顾赚钱，不重教学，学生深感受骗上当，不久即发生学潮，赶走校长，并公开推举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决定委派邓中夏前往该校任总务长（又称教务长），领导改组学校。
陈望道是在1923年秋天接受陈独秀的委派，前往上海大学任职的。当他“正在踌躇不决是否进去时，陈独秀写给陈望道一张很小很小的、署名‘知名’的条子，说：‘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进上海大学以后，起先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开设了修辞学等课程。
改组后的上海大学面貌焕然一新，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在当时都是别具一格的。如中国文学系在陈望道主持下，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修辞学、小说、戏剧、诗歌等课程。他的教学民主空气浓厚，学生学习活泼生动，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仅研究文艺的学术组织，就有春风文学会、青风文学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上海大学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这一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时，邓中夏已根据党的指示去广东领导工人运动，陈望道接任了上大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的职务。他肩负重任，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由于“可歌可爱的上大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助力”，帝国主义感到十分惧怕。6月4日，英帝国主义出动了海军陆战队，对上大实行武装占领。次日，上搭载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公处，由教务长陈望道主持召开师生大会，详细报告学校被占领的经过。大会公推陈望道起草宣言，发表通电，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在以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大师生又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担任前线各项工作，并和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迫害，上海大学几经迁徙，最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努力，终于在1927年春天于江湾西镇筹建了自己的新校舍。陈望道为筹建新校舍四出踏勘，寻找新地址，并代表校方向私商具结筹借部分经费。新校舍落成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大学生在新校舍上课仅一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纷纷指责：“上大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遂派出军警把学校查封了。
上大被查封后，一些私商为索还借款向苏州法院对陈望道等提出控告。陈望道不得不代表学校赶往苏州法院出庭候审。然而这一控告终因上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1929年冬至1930年，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
中华艺术大学是继上海艺术大学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办的又一所艺术院校。1929年上海艺术大学被法捕房查封后，党组织为发展左翼文化事业，培养进步艺术人才，决定另外筹建一所艺术学校。陈望道出任中华艺大校长，是由地下党闸北小组的负责人冯雪峰与夏衍出面去邀请的。他们两人同陈望道不仅有着较密切的师生关系，而且还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冯雪峰是浙江一师的学生，又是义乌县人；夏衍则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是参与“一师风潮”的活跃分子。夏衍与一师学生施存统合编的《浙江新潮》，成了“一师风潮”的导火线，《非孝》一文，就是在该刊上发表的。这时的陈望道，“虽然离开了组织，但只要是党的工作，一定尽力去做”。他的这一政治立场，并不因为革命暂时遭到挫折而受影响。所以，当冯雪峰、夏衍代表地下党组织给他的委任，他欣然接受了。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他们师生并战友之间，形成了最好的默契。
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于1929年冬，夏衍任教务长兼中国文学科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西洋画科则由许幸之任主任。在这里任教的教师大部分系左翼作家与画家，如在中国文学系任教的有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洪灵菲、李铁声等；在西洋画科任教的有沈西岑、王一榴等。上海艺大一部分师生也转来中华艺大学习。由于左翼力量在学校占了相当优势，学生纷纷慕名而来，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的学生，也赶来旁听。
在陈望道就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学校的政治气氛十分活跃，师生们经常深入到工厂、社会中去发动各种运动，投入各项社会改革。大革命失败后，要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行三四十人以上的集会非常困难，而中华艺大却是当时能够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的几所学校之一。因此，这里一度成为大学进步师生活动集会的场所，成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所在地。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此后，由左翼美术家许幸之、沈西岑、王一榴筹备发起的时代美术社的联络地点也设在这里，并在这里举行美联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述种种活动，都得到陈望道的支持。对于陈望道就任中华艺大校长，鲁迅曾给予热情的支持。1930年二三月间，鲁迅先后三次应邀前往中华艺大讲演。
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内存在“左”的倾向，常在上海街头举行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组织暴动演习等，因而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中华艺大终于在1930年5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左联在学校查封后的第五天，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就是听取护校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大会还作出决议：护校委员会准备在“五卅”对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中华艺大自行启封，届时左联全体成员一致参加行动。
陈望道始终未参加左联，就像叶圣陶、王统照、郑振铎等不是左联成员一样。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采用的一种策略，以便把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左联周围，更好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陈望道也确实起到了左联成员所不能起的作用。敌人最害怕党领导下的这一浩浩荡荡的统一战线，千方百计地要破坏这个统一战线，不惜耍弄挑拨离间、栽赃诬陷等卑劣伎俩，假冒左联名义给复旦大学陈望道、叶绍钧、洪琛等教授写恐吓信。面对敌人的种种阴谋，陈望道德及时识破。他对这一切不屑一顾，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后经过左联的反复斗争，终于使敌人的栽赃诬陷彻底破产。
（四）
陈望道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办学并到其它大学兼课的同时，还与社会文化界人士组织进步社团，创办革命刊物和出版机构，积极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并致力于学术研究，孜孜不倦地翻译和著述，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成为当时社会学术界中颇有影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
1922年，陈望道加入了由茅盾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的早期会员。早在入会以前，他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并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多篇评价《小说月报》的文章。以后，他又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刊登由他翻译的《苏俄十年间文学理论研究》（日本岗泽秀虎著）长篇文章，积极支持了文学研究会的活动。
浙江“一师风潮”平息后，校长经亨颐被迫离开了一师，转赴浙江上虞县白马湖另创春晖中学，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均先后到春晖中学任教。1923年暑假，春晖中学举办了白马湖夏期教育讲习会，陈望道应邀前去作 了题为《国语教授资料》的讲演，同期参加讲学的还有黎锦晖、舒新城、黄炎培、丰子恺等著名人士。8月13日，上虞女界同志会成立，他又兴致勃勃地前去做了讲演。他为“女性觉醒的辉光到处闪烁”感到由衷的喜悦。
1923年的10月，陈望道同柳亚子、邵力子、叶楚伦等发起新南社，并被推选为编辑部主任。第二年，他与刘大白等编辑《黎明周刊》。1925年3月，他加入了叶圣陶、朱光潜、夏丏尊等组织的立达学会，并在《立达季刊》上发表《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一文。以后又在以立达学园为背景的《新女性》上发表《中国女子的觉醒》、《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等文章，继续为新女性摇旗呐喊。
由于陈望道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并对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等，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远在五四运动之前，即1918年，他就在《学艺》上发表了《标点之革新》一文，接着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横行之标点》、《点法问答》等文章。1923年，他又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科学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上海民智书局在发行该书时介绍说：这本书“确能给中国作文法开辟新纪元，创造新生命”。
陈望道博学多才，知识面广。他除了擅长文学、语言学、法学等专业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因为国中没有一本简易明白的书（美学）可以看”，他就写了一部《美学概论》。这本书1926年出版后，即被好友丰子恺用为教材，1934年曾再版过一次。后来他又写了《因明学》，于1930年10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砍杀的那一天起，陈望道就觉得“无边的烦苦包围了我”。但他没有消沉，没有后退，发出了“我要恸哭死者，凭吊生人！愿千千万万的生命不要这样就算了的”呼声。为了继续探索革命的真理，他一度计划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以后又打算改道日本。但因复旦师生的“苦苦挽留”，他才取消了出国计划。
他始终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决心一边在复旦大学等校继续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一边与友人汪馥泉等磋商筹建一所自己的“有点特色”的书铺，想通过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去推动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左翼文艺运动。
陈望道筹建的的大江书铺子1928年下半年正式开业后，即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先进的科学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书业界，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当时许多优秀文艺创作，如茅盾的《宿莽》、《野蔷该》，丁玲的《韦护》等，都是在大江书铺发行的；许多世界文学著名的译稿，如鲁迅翻译的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沈端先（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最早亦是在大江书铺印刷发行的。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既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强有力的反击，又是<文革加引号>深入。在这一运动中，陈望道与鲁迅始终团结战斗在一起。对于陈望道等筹建大江书铺，鲁迅曾给予了全力支持。那时鲁迅刚从广州来沪定居，住在离大江书铺不远的景云里，两人在这段时期内往返十分密切。1928年10月，陈望道在鲁迅支持下，创办了《大江月刊》。第二年，他又在大江书铺编辑出版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同年，大江书铺又发刊了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专载有关研究文学艺术理论的文章。在这段时期内，陈望道自己还翻译了《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苏俄文艺理论》、《艺术社会学》、《社会意识学大纲》等，其中除《社会意识学大纲》外，其余均在大江书铺出版。当年由大江书铺出版的译著，有不少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列为禁书。书铺的营业受到亏损，竟致渐渐不支，最后不得不将全部财产折价盘给了开明书店。大江书铺经营的时间虽不长，前后仅五年光景，但是它的出现和存在，无论对推动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还是促进进步的出版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因陈望道保护左派学生，密令加以暗害。陈望道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蛰居在上海寓所，专心致志地从事《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他因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并在那时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回国以后，他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又开设修辞课程，编出了修辞学讲义，不断加以修订，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探讨，终于在1932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出版时，刘大白为之作了序，序言说：“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几》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序言还赞扬作者对于修辞学研究的勤求探讨的精神，说他“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本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的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引用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根寻它所从出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肆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求；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回来。”
《修辞学发凡》是陈望道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古今各种修辞现象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论述，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保守复古的偏见进行了批判之后产生出来的。是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修辞学研究的实践中去的产物。这部书稿于1932年份上下两册，由上海大江书铺先后出版发行，为我国修辞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
1932年暑假，大江书铺停业后，陈望道接受了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接替方光焘的“普罗文学”的教学任务。他还没有去安徽，敌人又开始对他进行攻击。他们将载有《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徽大学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的消息的《社会新闻》，在陈望道上任之前寄往安徽大学，安大的校长、文学院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等，都同时收到了这份报纸。陈望道来到安大后，听说这一“新闻”已先期到来，就笑着对他们说：“怕不怕？怕，我就走。”大家说“不怕”，于是他就留下来了。
这时的安徽，特务到处横行，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陈望道在安大同样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他上课时，常有“军人”前来监听。每逢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改用英语授课，这些军人什么也听不懂，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每次外出时，也常有人跟踪盯梢。特务的干扰，使他无法在安大继续任教，遂于次年2月回到上海。
1934年，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了加紧在白区内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公然提出了“尊孔读经”、“文言复兴”等反动口号。5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文章，开了“文言复兴”的先声。6月上旬，陈望道与乐嗣炳一起，邀集了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黎烈文、曹聚仁、王人路等12人，在西藏南路一品香茶室举行座谈，共同商议发起一次运动，来保卫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果实。商议的结果，决定提出“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大众语，发起一个“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即大众语运动。
这次大众语运动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参加论战的人却越来越多，可说是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语文运动。在讨论中，大家不仅反对提倡文言文，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进行了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文学”。在论战中，陈望道先后发表了《一字传神》、《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并和当时的反动保守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实践大众语，为了与林语堂之流所鼓吹的所谓“化沉痛为悠闲”的幽默小品文，以及为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创办的《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相抗衡，陈望道又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9月创刊《太白》杂志。
在30年代中期，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蚕食鲸吞，国民党政府又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封建买办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之流，却公然提倡“帮闲文学”，用所谓“幽默”、闲适、灵性等资产阶级没落腐朽思想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笼罩在当时文坛上的《论语》、《宇宙风》、《人世间》等刊物，就是这类“帮闲文学”的代表。为了彻底荡涤这股迷雾，使广大读者“睁开眼来看现实”，清新、泼辣的《太白》半月刊也就应运而生。
《太白》这个刊名是由陈望道提出并得到鲁迅的赞同的。“太白”二字寓意非常深刻，这是因为：一，太白俗称太白金星，又称启明星，用以为刊名，是喻黑暗的时代即将过去，光明在望，黎明在即；二，太白可作至白、极白解释，也就是比白话还要白的意思，意即用“大众语运动”来反击反动的复古运动；三，“太白”二字笔画甚少，符合汉字简化的主张。但是鲁迅在当时并不主张把这些意思明说出去，而是让敌人去“胡猜乱测”。这也就是《太白》创刊时为什么没有一篇照例不可缺少的“创刊词”的缘故。
（五）
1932年2月3日，也就是“—·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陈望这与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43人，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抗议日本侵华暴行。2月8日，上海著作家们又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推选陈望道为秘书长，由他和各部正副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执行经常会务。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地下党员和左翼作家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一组织。它的任务是援助罢工工友，慰问前线将士，救济失业工人，筹募经济物品，主持出版刊物，并设法扩大国际宣传，以及联络各团体，组织全国性的民众抗日机构等。陈望道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团结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努力。
在此后的几年期间，陈望道从事的社会活动是很多的。
1932年7月，为营救绝食8日危在旦夕的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与柳亚子、茅盾、鲁迅、郁达夫等32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释放被害者。
1933年3月14日，上海中国学术界冲破重重阻挠，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陈望道不顾反动当局的戒备森严，特务密布，毅然同蔡元培等到会做了演讲，分别介绍了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成就。为了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他离家时故意不带钥匙，以示决心。
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杀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1933年5月，陈望道与郁达夫、鲁迅、叶绍钧、茅盾、洪琛、杜衡、田汉、丁玲共9人发表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当国民党反动政府用最卑劣最凶残的手段，秘密杀害了殷夫、冯铿、胡也频、柔石等5位革命作家，又无理逮捕了左翼作家丁玲和潘应人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此事发出了《反对白色恐怖宣言》。陈望道同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柳亚子等三四十人，也联名致电南京政府以示抗议。他还参加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积极从事营救丁玲、潘应人的活动。
《太白》终刊以后，陈望道曾应邀赴广西桂林、良丰省立师专及广西大学任教。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他辞去了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职务，回到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日寇的侵略，陈望道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亲自到难民所去开展扫盲、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传工作，成为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组织者。1938年，他曾在中共地下党创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以后，他又与陈鹤琴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担任副理事长。同时，他还主编《每日译报》、《语文周刊》，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新语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密切配合战时推广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陈望道于1938年在语文学术界发起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次讨论，总的倾向是要革新《马氏文通》以来，我国的文法研究不从汉语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方法的习气。
1939年，敌伪势力已入侵租界。由于陈望道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伪的注意，特务机关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但他不顾这些，于11月份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名义，发起举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坚持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字改革宣传。
1940年秋，陈望道为避免汪伪特务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到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在他任新闻系主任期间，亲自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成为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馆内收音室经常收听延安广播，凡有新华社的重要新闻，一经收录下来，立即传遍复旦校园，因而这里又被复旦师生誉为“夏坝的延安”。这事不久即被中统特务发觉，蒋介石亲下手谕，责令朱家骅对陈望道等人严加注意和查办。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还主张民主办系。他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自己长期以来为之艰苦奋斗的目标，并把它作为民主办系的一个政治纲领。为此，他在新闻教学的建设中，特别强调要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并把这四个字作为新闻系的系铭。所谓“好学力行”，就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打成一片的条规。为体现“学行并重”的办学精神，系内创办了各种壁报和刊物，并自设通讯社——复新通讯社，陈望道自任社长。在系里还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开展分析时事、讨论问题以及研究学术等活动。他还邀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报人来校讲课，这样做，既扩大了师生的眼界，也加强了与新闻机关的联系。复旦新闻系在他的主持下，办得生气勃勃，师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使新闻系由原来不著名的一个小系，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大系。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是重庆地区进步学生运动的联络中心，而新闻系又是全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中共地下党的很多同志都在新闻系工作。从该系毕业出来的学生，有的奔赴抗战前方，有的辗转到了延安。但是，学校当局却把新闻系视为眼中钉，不断对系主任陈望道施加压力。在学校大礼堂的一次集会上，校长公开骂陈望道提倡新文字是“消灭中国文字”，是“连文字也想割据的‘亡国灭种’之举”，并扬言要把他赶走。陈望道听了十分气愤，便向文学院院长提出辞呈。新闻系学生闻讯赶忙出来挽留，并传出消息，若挽留不成，将发动罢课以示抗议，才迫使校长三顾陈的寓所，向他当面致歉。
风波平息后，新闻系的学生为陈望道召开了一次尊师晚会，表示对系主任的全力支持。在会上，学生还向他赠送了一块“永远领导我们”的匾额。事后他激动地说：“我又重新看见了前面的红太阳照耀着我前进！”
陈望道在重庆期间，虽然处在敌特的严密监视之下，仍坚持为党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受压抑的，没有行动自由；曾一度想去延安，但无法通过青木关（向北方必须经过的关口），不能成行。于是他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支持当时正在形成和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上。他曾亲自对指定同他联系的地下党同志说：“请把党的意图告诉我，把反动学生的名单告诉我，我会知道怎样行事的”。鉴于他一贯的政治立场，中共地下党组织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还曾向他表示，欢迎他及早回到党的组织中来。但他考虑到当时的斗争形势还很复杂，自己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就诚恳地向党组织表示：“现在还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来的。”他的住处，即学校北面东阳镇上一个名曰“潜庐”的院子，实际上已成了地下党同志的会议室和《学生导报》的办公室。他和复旦的其他进步教授先后受到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切邀见。这使他深受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去进行不懈斗争的决心。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望道于1946年夏，随同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为筹借路费，他从年初起就到街头设摊拍卖书籍及衣物，情景至为辛酸。当时重庆《新华日报》还专为此事发了题为“学人辛酸，陈望道摆地摊逢场拍卖衣物”的消息。回到上海后，他又继续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为迎接全中国的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南京等地大专院校的进步师生，从1947年4月起，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集会、示威游行、发通电、写宣言、罢课罢教等形式，同国民党政府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海地区大专院校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于1947年年初正式成立。陈望道首批加入了这一秘密组织。“大教联”成立后，紧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经常并及时在当时左倾报纸‘大公’、‘文汇’等上面发表宣言，内容主要是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法西斯专政、反签订卖国条约、反美扶日和支持罢工、罢教、罢课等等”。
为了团结更多的教职员投入到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去，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旨在联合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的国立大学教授联合会，陈望道出任联合会的主任。1948年，为抗议国民党政府长期拖欠教职工的薪金一事，上海“大教联”派出代表团赴南京政府请愿索取欠薪，陈望道被推选为请愿团的代表。两个“大教联”也在此时正式合并了。
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学校内部进步力量和反动特务势力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陈望道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配合和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尽力保护革命师生。他主持的新闻系，仍然是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在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一直站在最前列。他们除主办《复旦新闻》外，还与其他系的进步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学生活》、《世纪风》等二三十种壁报和社团，紧密配合形势开展各种宣传。由于陈望道积极支持学生的这些活动，因此不断受到敌人的威胁和恐吓。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的“新新闻社”分子，在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陈望道的万言“公开信”，同时，还将另一份抄送到陈望道的家里，对他进行公开的威胁和侮辱。公开信叫嚷：“新闻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
为庆贺陈望道执教30周年暨59岁寿辰，复旦新闻系师生特于1949年4月上旬，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出席庆祝会的除本系师生外，尚有其他系的教师代表，新闻界等亦有代表到会庆贺。在会上，许多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高度赞扬了陈望道30年来为革命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两方面作出的贡献。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发言最具特色，语惊四座。他热情赞扬陈望道享有三个第一，即：《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和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这一评价，概括地总结了陈望道30年来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业绩。与会者还分别向他赠送了花篮、银盾、锦旗等礼品。其中复旦八婺同学向他赠送的锦旗，上面写着“青年导师”四个大字，反映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心愿与祝颂。在上海临近解放之时，复旦新闻系为陈望道举行这一隆重的庆祝活动，实际上也是学校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一次示威。
这时候，行将覆灭的反动派在上海疯狂搜捕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进行空前的大屠杀，陈望道再次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市区暂时隐蔽。离校前，他还十分关心同志的安全，亲自到郭绍虞家中通知他立即转移。
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同意推选陈望道任理事会主席”。“6月初，‘大教联’在南京路金门饭店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与‘讲助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大学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又推选陈望道任会长”。
全国解放后，陈望道对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曾作过如下的记述：“解放前16所大专院校教授联谊会的政治运动，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也是由于党在暗中扶助。”“敌人反共，我必拥共；敌人反苏，我必拥苏；敌人反人民，我必拥人民。”这正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一贯坚持的革命立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陈望道亲眼见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理想一一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成为现实，他为此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并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党和人民对他也无限信赖和尊崇，并委之以重任。新中国刚诞生，他就作为华东地区的一名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久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张志让因另有任命，始终未能到任，他便挑起了主持校务的重任。
1949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他开始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1952年，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直到1977年10月逝世，先后共25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1953年以后，他还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及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25年来，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1年，他由史良、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他还先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辩证法，并努力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他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原则，服从党的决议，尊重党的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置身于组织之中。组织观念强是他一个很突出的优点，与他一起共事的党员负责同志都有这种深切感受。他作风严谨，踏实认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竭尽全力地完成组织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
在民主党派的活动中，陈望道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政策，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积极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常在百忙中抽空找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谈心，交流思想，关心同志的进步。他还始终不渝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的神圣事业贡献力量，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还在病榻上，向海外同胞呼吁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
在外事活动中，陈望道先后两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56年秋天，由他率领的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500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在1962年10月，他随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赴越南作友好访问。通过上述访问，增强了与被访问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分，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陈望道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繁忙，但他仍不失学者本色，一直坚持搞学术研究。从1952年以来，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文字工作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他不辞辛劳，为革新语言学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为继续促进和实践语文改革运动做了许多工作。1955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分别作了重要发言和总结发言。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他努力贯彻和实践党的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邀见了陈望道。席间，毛泽东非常关心他对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并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他在复旦大学筹建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以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室里的工作。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陈望道非常重视对理论的研究探讨，认为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来。为此，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到实际研究工作中去，并把这作为研究室的第一条宗旨订入规划。
1960年冬，陈望道接任了《辞海》总主编的任务。对待毛泽东亲自倡仪的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辞书修订任务，他是极端负责的。他在主持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改变先前人海战术的编写方法，确定了分科主编责任制。在与副主编罗竹风等的紧密合作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来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出版发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望道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未能幸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许多诬陷不实之词强加到他的头上。他被迫拄着拐杖，一天三次参加所谓的“抗大清队学习班”。一天，他终因体力不支，滑倒在复旦大学老教学楼前的石阶上，得了轻度中风，从此再也不能单独远行了。这期间，设置在他住宅楼下的语言研究室被下令撤销，研究室变成了“清队”隔离室。但就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
1972年，陈望道重新出来工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语言研究室得以部分恢复。之后，他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多篇论文。接着，他又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有人曾诬称他在书中宣扬了孔孟思想。他感到异常气愤，并据理驳斥，表明他早在五四期间就已是一名反对孔孟礼教的战士了，从而体现了他当年那种不屈的斗争精神。
1976年，“大快人心”的喜讯传来，陈望道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振奋精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文法简论》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的又一革新体系的尝试，是他积数十年刻苦钻研的成果。
1977年10月12日，陈望道的病情突然恶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0月29日凌晨4时不幸逝世，终年87岁。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