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庆白族、彝族、汉族等民族与西藏及康区的藏民交往历史悠久并留下了许多佳话。
鹤庆历史悠久，建置年代可追溯到唐代南诏国设谋统部、郡。据十四世纪西藏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的藏文典籍《汉藏史集》载：唐代西藏地方政权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云南简史》又译写作松莽布杰等）死于南诏境内，经笔者结合藏族民俗和历史文献考证，都松莽布支赞普即在鹤庆黄坪天华洞染上疫疾不幸去逝。至今，天华洞的洞壁上仍塑有藏王塑像，每年都有大量的藏族人经鹤庆到天华洞瞻礼藏王塑像，此藏王塑像即源于都松莽布支赞普的法身塑像。《汉藏史集》还记载，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茶叶和制碗陶艺传入西藏。
宋代，宋王朝在“大渡河处置城市，以便互市……乃止治黎州”（见《古通纪浅述》）。宋、吐蕃、大理三方在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北）进行茶马互市。鹤庆当时称为谋统府，属大理国的北方要地。三方的互市,鹤庆商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鹤庆松桂会即在那时兴起，到近代松桂骡马会成为与大理三月街媲美的商贸活动盛会。唐宋元时期,香格里拉成为滇藏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埠口岸，数百年间，鹤庆县是南诏、大理国内滇西北人口较多、行政建制设置较高的一个区域,鹤庆与香格里拉的茶马互市应该处于一个较高的交往层面上。
明代中后期，在朝廷的默许和支持下，丽江木氏土知府逐渐兼并统治了云南境内维西、建塘(香格里拉)、阿墩子(德钦)、四川境内的得荣、木里、巴塘和西藏的查木多(昌都东部)等藏族地区或汉、藏、白、纳西、彝、傈僳、怒、普米等多民族(含藏民族在其中)聚居地区。这一时期，鹤庆白、汉、彝、回各族商人沿滇藏茶马古道贩运茶叶、五金制品、农副特产、布匹、盐巴、杂货等到香格里拉进行交易。
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丽江改土归流，划原丽江军民府管辖的中甸厅、维西厅归鹤庆军民管辖,中甸厅由鹤庆府剑川通判署理政务，维西厅由鹤庆府通判署理政务。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又将中甸、维西二厅划还丽江军民府管辖。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降鹤庆民府为州，与所辖剑川州一并划丽江府。但在清朝，总督滇西北的军事机构鹤丽镇标衙署一直设在鹤庆。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鹤庆白族名商李恒春在下关开办同兴商号，成为当时滇西北较早的大商号。关于李恒春的家世，民国《鹤庆县志》载：“先世走茶山，以资雄里中。”李恒春的祖先数代人即从事滇藏贸易中的茶叶收购、再加工、销售的行业，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李恒春的同兴德商号秉承祖先的茶叶行业，到康区收购麝香等药材，一往一返，获利颇丰。类似的鹤庆商人到康区进行商贸往来的例子很多，充分说明了鹤庆各民族人民与藏族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清《皇朝职贡图》载：“古宗乃西番别种，先为吐蕃部落，与滇西北接壤，流入鹤庆、丽江、景东三府，土流兼辖，与民杂居。”在《滇黔志略》、《滇小记》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均认为藏族是鹤庆的主体民族之一。笔者认为，这些书大多数撰写于雍乾时期，由于维西、中甸二厅这期间归鹤庆军民府管辖，藏族理所当然成为了鹤庆军民府的主体民族之一了。当然，鹤庆本境藏族人口不是很多，应为事实。笔者认为，雍乾年间，鹤庆成为滇西北重要的政治、军事、商贸中心，鹤庆各民族中即有迁往香格里拉等藏区定居现象发生。进入咸丰、同治年间，鹤庆各族群众因战乱大量避居于中甸、德钦等藏族居住地区，不少人除在藏区开有商号做生意外，还以行医、酿酒、开矿等谋生，有很多人还娶了当地藏族女子为妻并落籍于该地，有些生长在藏区的鹤庆人除汉族姓名外还取了藏族名字。这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期。时到今日，在香格里拉小街子、建塘镇、格咱、吾竹等地有许多汉、白、藏族人自称是鹤庆人的后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鹤庆手工艺人到藏区从事金属加工、木工等职业，有部分人入赘西藏、川西、香格里拉、德钦藏族人家，也有部分娶回藏族女子为妻。
综上所述，鹤庆各族人民与藏族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