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天落石:汉唐巴蜀古道上的佛影


成都近郊龙泉驿龙泉山中,有一座名为大佛村的小山村,山村有一寺当然叫大佛寺,寺里有一块当地人叫做“天落石”的巨大青石,青石上有文史、书法界都十分出名的“北周文王碑”。有专家认为,这座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的碑刻,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北朝碑刻。而除此之外,这块长14米、高8米、宽4.4米的偌大石头上,尚有自唐以来的题刻、诗碑及摩崖造像50余龛160多尊。

“汉时石阙魏晋碑”,或许山村人并不能完全明了这些已逾千载的碑刻、造像在今天具有的文史、艺术价值,然而,作为一个村庄自古便与之相依相存的风物,村民们都将其视为护佑一方的神圣与吉祥,也就一直如一件传家古董般地精心地维护着它的存在。所以,当无意间走进龙泉山中,荣幸地一睹它的真容时,它浩然袭来的古风和令人惊讶的美便在瞬间震撼了我的视觉和神经。

佛从大道来

探究起“天落石”上众多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的来历,应该与那条曾经联系起川渝地区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汉唐巴蜀古驿道”不无关系。

正如龙泉驿这个地名所传达的信息,历史上的龙泉驿其实就是历代王朝设置的一个驿站,所谓“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代为站赤,明朝才叫驿站,始称“龙泉驿”。既为驿站,那驿道自然就该早于驿站的设置而途经此地、通达四方了。史料证实,最早联系巴渝两地的巴蜀古道起于汉时,而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虽经两千多年的演变,这条道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依然是一条宽仅五尺的石板路,它因出成都东门,加之是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为近便的交通干道,又称为“东大道”。东大道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站,所以成都以东的五里店、黉门铺、大面铺、界牌铺、龙泉驿、山泉铺、茶店子等,都是因古道而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

成都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而在道教初步形成的东汉,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就在佛、道为争取信众的激烈竞争中,成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宗教文化相争且传播的沃土。以始建于魏晋、鼎盛于唐宋的成都大慈寺为例,曾有过地占千亩,梵宇96院,楼、阁、殿、堂等8524间,僧侣5万人的盛况。而自20世纪初以来,成都万佛寺、商业街陆续出土了诸多南朝造像,无不暗示着佛教造像与这座城市的渊源。

二探大佛寺

沿着古东大道的方向,走在青石残存的山道上,在和煦的阳光和山风中,翻越过一道山岭,一座偌大青瓦房子便闪现眼前,这就是大佛寺。

由于古道早已经废弃,阳光、山风,还有那座青瓦的房子。山风轻掠过来,似乎听得见落英的声音,那场景,一时间还以为走进了古代某位高士隐逸的地方了呢。

四合院式样的寺院内,荒草丛生,一侧厢房的两个房间,大雨冲塌了墙壁,阴暗潮湿,杂乱无章;寺院大殿内有一座高大佛像,蛛网密布,从佛像大殿的右侧一扇小门出去,矗立面前的是一巨大的石头,石头上凿满了碑刻和造像。多年后,才陡然认识到这看似不起眼的大佛寺及其摩崖石刻的文化意义。

进得庙中,仔细打量我当年忽略了的佛,各种儒、释、道造像及碑刻文字。佛称“丈六弥勒佛”,高及名为“天中天”大殿的屋顶,达4.24米,唐大历六年造(公元771年)。在没有这尊佛像之前,大佛寺古称周文王神祠或周文王庙,也就是寺庙大殿背后天落石上北周文王碑中所说的“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中的“宝堂”。

为避风雨,北周文王碑及其周围众多造像所在的那块石头,是被后来树起的一卷青瓦棚子盖住的。由于那块石头既不与周边的山岩相连,色泽也有所不同,是为突兀,仿佛天落,所以当地人也就称其为“天落石”了。当温暖而柔和的阳光斜斜地照射来的时候,天落石上那些碑文的笔画,造像的面容和衣衫的线条便清晰明了起来,让人不自觉地就陷于对遥远岁月的怀想之中:南北朝的古朴大方,唐宋的雍容繁华,明清的典雅,一一而来。

大佛与三教道场

同为弥勒佛像,但比之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的乐山大佛而言,丈六弥勒佛无论从规模、神态、雕刻技艺等,都实在显得单薄。

与大佛同时代建造的,还有天落石上再现唐时三教调和的儒释道“三教道场”龛刻。“三教道场”的龛刻,多不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朝廷授意。唐时采取三教并行,在一些佛、道相争严重的地区,朝廷便会出资建立“三教场”,以倡导“三教并行”。这类石窟在四川邛崃、仁寿、安岳、资中、泸县已屡有发现,成为四川石窟艺术一个饶有趣味的代表作。

大佛寺这处“三教场”的建立,也应该与唐时此地的社会现状有关。翻阅《龙泉驿区志》,隋末唐初,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当地人朱桃椎弃官归隐于山林,修炼得道,道教文化一度在这方地域拥有广泛的影响,连后来的北宋徽宗皇帝也赐其“妙通真人”号。而成都东面长松山上的长松寺,则是这一地域上的第一座佛教寺庙,以至唐德元年玄宗幸蜀时,还特为寺院钦赐了“长松衍庆寺”的匾额,并建御香亭。

北周文王碑的古风与神韵

天落石众多石刻中,以北周文王碑最为珍贵。

因为历代慕名拓印,这块位于天落石下部、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的碑刻与周边所有石刻的色泽有所不同,呈黝黑色。碑通体高2.24米,宽1.25米,碑首是朱鹊和浮雕小佛组成的二方连续的图案,碑额为楷书阳刻,楷书阴刻的1348字碑文主要叙述了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的生平业绩,所谓“大功烈当时而显扬千载者,非竹帛无以褒其训,非金石无以铭其德,是以汉颂……”

鲜卑人宇文泰是西魏、北周的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作为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宇文泰的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宇文泰观时而变,最终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的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法等开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北巡,至宁夏、甘肃一带时,不幸染疾身亡,数月后,当时驻防武康郡(今简阳)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等11位将帅,为歌颂他们统帅的功德,便“于分东之岭,显益之岩,天落石旁,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同时在天落石上还刻凿了碑像一体的“周文王庙碑”。按照碑额所署“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严格意义上的北周文王碑,似乎还应该包括天落石上34号龛内的佛道二尊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