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是”俗称红包，在我国，过年派送红包的习俗早在古籍晋·周处《风土记》中就有记载。
蓬年过节，中国人利是文化会涌现出来。亲人与亲人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都会利利是是，大家交换利是。
这种文化一年传一年，一代传一代。利是大小随人意！
利是文化，在好大程度有利他主义。在受到别人恩惠，或祈求别人，都会用利是补上。慢慢变成利益交往手段！亲人也在利是大小中体现亲疏关系。这就是中国的酱油文化最现实的体现。
小孩子，天真烂漫。根本不会利是包含什么意思！有就可以了。但大个人往往在小孩子拿到利是时，打听利是内有多少钱？从而确定亲疏问题，也同时作出反应，应该回礼多少。
这样会让小孩子好费解！但大人做得好自然。就这样一代传一代地传下去！可悲的利是文化，好像酱油一样，混浊着中国的人际关系。亲情友情如不搭上个利是，就可能被人指三道四，说不会做人！
不少地方红包动辄过千元 广东利是数额少意头好
各省利是习俗
广东
老广州人派利是时时常说一句话：红纸一张，利利是是。意思是送个吉祥祝福，并无多大花费，你放心拿吧。而逗利是的也多少无拘，只讨个新年红火的好意头，所以一般也就金额不大，亲戚朋友彼此往来，压力相对小，大家图个开心。
广东春节派利是讲究的是意头而非金额多少，但其他不少省市的习俗却各不相同，也有不少青年却对当地春节大派红包的民风颇感头疼，几百元几千元地派，积少成多，总数惊人。有娃者尚可礼尚往来；无娃者却只出不进，成了红包“夹心层”。
与其他地方相比，广东的利是文化颇受称赞。也正因此，不少红包夹心层盼着广东的“利是文化”能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
浙江 给孙辈红包要五位数
要说派红包最豪气的地区，非长三角莫属。
李先生今年30岁，来自浙江，和妻子小兰尚未生育。今年春节，小两口的红包支出总计15800元，红包收入却为“0”——谁叫他俩没孩子呢？
在李先生的大家族里，给孙辈的红包是5位数。亲兄弟姐妹的孩子，约定俗成要包4位数；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的孩子，则视关系亲疏而定，200元起。
李先生说，如果不派红包或派得少了，就会遭到了孩子们的鄙视，年会过得“很没尊严”。
上海：派红包成“宫心计”
红包之名盖因钱被装进了红色纸包里，也正因为纸包的阻隔，使派红包成了“宫心计”，来自上海的郑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别人给我孩子派红包，如果他有孩子，我自然也得给他孩子回一个。但我不可能当场拆开点钱，只能提前备着，包多少凭往年的经验和直觉定。如果我包得比他少，他事后可能会觉得我太小气；如果我包得比他多，我多少还是会觉得吃了亏，他也会后悔没多包几百元。”
郑先生认为，互包红包是场高难度的博弈，影响人际关系。
西北：直接给现金 百元不算少
而在西北，压岁钱一般不装入红包内，而是“赤裸裸”地直接派现金。来自甘肃的秦晴告诉记者：“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红包，我们那儿的超市、商店也不卖红纸包，到广东工作后我才第一次收到红包。”没了红包“打掩护”，看上去少了几分节日喜气，但好处是公开透明。
在同处西北的宁夏，谁要是派出100元的红包，就不算小气了。来自宁夏的张平在广州工作，他说自己的红包压力并不大，每个红包包100元。
湖北：红包厚度增速令人惊
在湖北，也有已婚者向未婚者派红包的习俗，红包金额大约在100~500元之间。并且，给的红包越大越要当场给，把钱亮出来，显示出派红包者的阔气、大方。
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的小赵，亲戚们都视他为家族的骄傲，但这也让他不堪重负，今年春节回家光派红包就花了13000元。
小赵的父亲赵涵也感慨地说，如今的红包越来越厚，金额增加之快让人吃惊。他表示，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平均在两毛到五毛钱之间，用红纸包着，图的是个“好彩头”；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红包动辄数百元，孩子每年获得数千元压岁钱已不出奇。“我都快跟不上形势了。”老人家说。
香港
在香港，封利是的“潜规则”是长者给幼者，已婚者给未婚者。
虽然有人抱怨如今在香港，利是也得越包越大，但还不至于成为“人情压力”，一封10元利是，一声恭喜发财，一个年，轻轻松松、热热闹闹就过去了。
香港利是文化，还有一个可爱之处，便是设计新颖的利是封。国画、卡通、潮语、姓氏……利是封的样式五花八门。选举年份，还有以候选人来命名的利是封，可谓妙趣横生。相比之下，内地的利是封则“正统”很多，“福”、“贺”、“新春快乐”……无非就是这些内容，少了些许乐趣。
香港的利是封往往能循环利用的。每年临近春节，香港赛马会各个投注站都有一个“利是封交换中心”，旧封可捐出来，供他人循环利用。
闹心：红包少了 亲情淡了
工作了4年的王芳如今每年春节都要为红包问题头疼，最让她担心的是，红包成了衡量亲戚间关系亲疏的标准。
王芳说，前年，自己的小孩到一个远房姑姑家拜年时，对方给了自己的小孩500元红包。但这个姑姑的小孩到自家拜年时，自己只派了300元红包，结果，这个姑姑去年春节就没有来她家。
长辈给晚辈派红包是中国亲情文化的集中体现，但某种程度上，又像是一场财富的攀比。
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攀比的心理和风气助长了红包的厚度：“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好面子，你给我孩子500元，我得给你1000元，这样层层往上走，结果红包越来越厚。”
与其他地方相比，广东的“利是文化”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李先生说：“包红包主要是为了讨个好意头，广东派利是的习俗就很好，金额小但不缺诚意，红包个数多得到祝福的人也多，我回家过年就介绍了好多次。”
红包该不该取消？
红包越来越厚，在这种愈演愈烈的“红包文化”中，有部分人开始反思，甚至提出要抵制这种攀比的红包文化。
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夏先生和太太是福建省三明人，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回家过年，但是在新年期间，他们的原则是，不给别人红包，也不接收别人给的红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互相攀比的陋习，“让这种习俗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消失吧。”
而对于传统的红包习俗，海外的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先生是旧金山市的一名华人导游，春节他接待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游学团，当他看到一位来自广州的母亲拿出100美元的红包给女儿时，顿时脸色大变。李先生说，美国的父母不会无缘无故给孩子钱，就算是华人，父母春节里也只会象征性地给孩子一个红包或完全不给。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要让孩子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孩子要想拿到钱，需要自己付出劳动获得，比如吃饭、整理自己房间、帮父母做家务等，只有付出了劳动，才能拿到钱。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废除。“还是不应该废除(红包)，而是应该正确引导。废除了红包，这年味更淡了，给压岁钱就是个心意，是种祝福，不要给自己添太多麻烦。”
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认为，不应该攀比红包的大小，因为过年攀比红包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小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金钱来得极其容易的观念，这种畸形的金钱观实际上对孩子是非常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