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商人为什么被称为“金斗帮”


明清乃至民国期间,客居他乡的商人往往抱团取暖,以籍贯而聚,于是有了旌德帮、太平帮、石棣帮、泾县帮、徽州帮、江宁帮、金陵帮等。其中的金斗帮指的就是合肥的商人,因为古庐州城习惯被称为金斗城。

清末民初,由庐州籍商人组成的金斗帮遍布全国各地,声名仅次于徽帮。

当时淮军的势力日益强大,其将士多来自于庐州府管辖的四县一州。他们在随军采购粮秣时取得一些回扣,有的还利用军饷投资商业,大发横财,一些人干脆脱离军界。为了相互帮扶,各地先后成立了庐州五属同乡会。起先称为“庐帮”,但旧音“庐”发“鱼”音,商人们嫌不好听。而庐州府首县合肥旧称“金斗城”,于是改称“金斗帮”,不仅音节响亮,而且含有“日进斗金”的寓意。

大通在其鼎盛时期,商业兴隆,商号林立。各种大小行业乃至青洪帮和黑社会的团伙,鱼龙混杂,一应俱全。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导致人口日益增多,各类服务性行业随之纷纷兴起。那时通和两岸,仅管吃管住的酒楼茶社、大小旅馆、客栈,就有一百余家。

渗透到了各地的金斗帮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风水宝地,当时弹丸之地大通及其和悦洲有居民十万人,分为八帮:一曰两湖帮,为湖南、湖北人;二曰金斗帮,为庐州人;三曰大邑帮,即安庆府人;四曰新安帮,即徽州人;五曰泾太帮;六曰旌德帮;七曰池阳帮;八曰土著帮。

那时清廷在大通虽有衙门,但难以控制局势。市面上以强凌弱,欺行霸市,争夺码头,斗殴不断。这样角逐相争,旅通人士自生乡谊情感,渴望同乡成帮,以求伸张公理,不受欺凌,保障经营,安居乐业。大通的金斗帮不仅涉猎商业,也把持了码头上的一应事等,势力很大。

其实,当时的金斗帮在各地都是势力强大,比如同为长江流域的南陵航运,在上个世纪初期,客运小船发展到300多条,1000多个船工,一半以上为金斗帮把持,控制了西河以下所有客运码头。此后,和另外两个帮会势力在青弋江上鼎足而立,垄断了所有客货航运业务。

而芜湖的金斗帮头子是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浩,民国初期担任芜湖招商局总经理,同时兼任芜湖商务总会总经理,皖江流域的金斗帮多多少少都沾了他不少光。

虽说金斗帮在当时和徽帮齐名,但由于金斗帮使用的手段许多是不入流的,所以,史料上与此有关的记载很少。

与同乡会、帮会的特点一样,金斗帮最初是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聚会一次,烧香磕头,饮酒叙旧。而大通的金斗帮聚会有自己的特色,一般是和别的帮会一起赛会。1936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有一篇《鹊江风俗志》对此有详细描述。

大通的八帮赛会一般选择秋后举办,“在四官殿集城隍头衔,为敕封显忠大王。”各帮有各帮特色。

赛会时上达武汉,下临宁沪,东到徽州,西及江淮皖江一带,无不闻风纷至沓来。六街三市人流如潮。商店为招揽来大通采购的会客,竟在店门前搭出看台,以供他们饱览盛况。“出会一年,各店所获其利,纵两年经营所不及。”

彼时的金斗帮已经扩大为淮南帮,因为大通聚集的淮河以南人士愈来愈多,后来还有山东、河北等省人士相继加入。他们大多是贫民,以码头搬运,做机匠砖木铁匠手艺为生。当时大通五家半码头,他们就占了四家。淮南帮人彪悍体壮,个性强直,人称“府大驾”。如遇有不平或损其权益,一致上前,毫无畏惧。因此在鹊岸角逐中,始终鼎足相持,从未受挫。

淮南帮起先还是以合肥人当家做主,后来也有外地人担任首领。比如首任会长倪秀岩是合肥人,但继任会长宁吟堂就是阜阳人。

淮南帮为展露自己彪悍朴直的风情,赛会上阵势设计得独特动人。有高达一丈二的高跷队,演出杂色戏,唱做动作,如履平地。十架秋千上的四个小孩,艳妆笑貌,一路旋转翻绕不断,精彩玲珑,人们形容为“观之则不舍离去”。

至今,大通还流传着民谣“十不舍”:一不舍和悦洲花花世界/二不舍得关门口鲜鱼小菜……七不舍八帮大会千奇百怪……可见其留在民间的深刻印象。

大通的金斗帮除了在对外竞争中保护同乡权益,对内还起到调解作用,处理纠纷。合肥来的老乡如果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金斗帮,同乡会馆可留一宿两餐,并助以川资。

1931年,金斗帮(淮南帮)根据国民党政府当时政令,和其他帮会一样,将名称更改为旅通同乡会。帮会会长更名为理事长,并增选了理事和监事,直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