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民间习俗


过年(春节)做各种仪式用面食最多,供祖敬神的有大馍、枣馍、猪头、全猪等等。做年糕,切成近尺方块供神,又做许多面食,储存着留待正月间吃,做圆形面食,上端刻十二凹缺,叫“蒸月”,做圆仓形面食,叫“蒸仓”,做十二生肖面食叫“蒸属”,又蒸鱼、猪、狗、鸡、元宝等形状的面食分置家中各处,供节后食用。有于正月初一吃鱼的,图个“连年有余(鱼)”的吉利;流行范围最广的是正月初一早饭吃水饺,素馅,且包藏枣、栗子、糖、糕、硬币(从前是制钱)等物于饺子中。

正月初七为“人日”,吃糕,吃面条。

农历正月初八是蚂蚁神的生日,要炒蚂蚁蛋,这节日食俗之一。民间有炒芝麻、小米、玉米、黄豆吃的习俗,但不能吃完,吃时要地上掉一些让蚂蚁吃。

农历正月初十是石头神的生日,家家户户烙烙馍。烙馍,又叫“实牢馍”、“十烙馍”,节日食俗之一。吃了“十烙馍”,一年的运气就会实在牢靠。

立春日吃“春饼”,白面作薄饼,卷菜食之。吃“萝卜”,名为“咬春”。

正月十一日俗谓“庄稼生日”,要做干饭供天地众神,人也于这一天吃干饭。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自做元宵的,团馅为丸,醮水,用簸箕盛糯米面,置丸其中,反复滚动,曰“滚元宵”。节前用豆面做各式灯盏,节间到处点燃,节后收残灯,切条代豆腐熬菜,味道颇佳。

农历正月十六,家家户户要蒸灯盏馍。灯盏馍,节日食俗之一。多用豌豆面(也有用白面、红薯面的),将其做成中间凹,边缘隆起的酒盅状,一般做两个。蒸熟后在凹处添上香油,中间插上灯芯点燃,放在门外两边的门墩上。孩子们可以将别人家的灯盏馍抢去吃掉,意为嚼灾去邪,如谁家的灯盏馍没孩子吃,便被视为不吉利,这种习俗称为“抢灯盏”。

二月二日,吃面条,名“龙须面”。用糖浸黄豆粒,晾干,炒食,名“炒豆儿”、“糖豆儿”或“咬虫儿”。有些地方要把过年(春节)时留的最后一点年糕切成块用油煎来吃,过罢此节即再也没有年糕可吃了。二月二也吃葱油煎饼。

清明节,吃煮鸡蛋,吃五样粮干饭。此日必吃高粱米稠粥。

夏至,煮食新麦粒,或以青麦粒磨“捻转儿”吃。

五月端午,包粽子,煮鸡蛋。粽子,古称“角黍”,南阳民间做的都是甜食,中多包枣,因此又称“枣粽子”,有白米和黄米两种。粽子叶,多用宽苇叶或竹笋叶。端午节煮鸡蛋吃也连带许多风俗,有说此日吃鸡蛋不腰痛的,有说煮熟鸡蛋在小孩肚子上滚动可免除肚子痛的,等等,不一而足。

七月七日,做小面食,油炸,称为“花儿”,有民谣:“七月七,炸花吃。”七月七或七月十五(因地而异),用木模(榼子)榼磕小饼烙食,有的染为七色,有的以红色点染,名为榼饼、巧果、小果、“花儿”、“巧馍馍”。烙熟之后,用长线穿成串,尾端系沙果或花布,挂壁间,以为装饰和零食。也有穿为一环挂小儿项间取乐的。面食有多样形式,其中必画剪刀图案一把。其他面塑如梨、茄、瓜、石榴、苹果、小鸡、小猪、小狮子、金鱼、蛙、蟹、虾等等,无物不可做,做来皆生动,七月初七,乞巧节,简直可以称作面塑节。

八月十五中秋节除吃市上卖的各种月饼之外,邓县、新野一带还流行吃干饼。那干饼通体圆形,下一层常做成十二个“月瓣”,“瓣”上插枣,上一层,或做“玉兔”,或做“猴”,又装饰许多面塑染色花果,此物用以供月、赠亲友,好看亦中吃。

九月九日,重阳节,旧时各地必于这天蒸枣面花糕,名“菊花糕”,又饮菊花酒,吃菊花火锅。

冬至,俗称“过冬”,必吃饺子,此俗传说与东汉医圣张仲景有关。一年冬天,精研医术的张仲景见家乡南阳的许多人生了冻疮,他就在冬至这一天和弟子一起搭棚支锅,将羊肉、辣椒等祛寒食物放入大锅内煮,然后将煮熟的羊肉捞起切碎,用面包成耳朵状的食物,称为“饺耳”,煮熟后给生冻疮的人每人两只饺子一大碗汤,人们喝下汤后浑身发热,驱走了寒气。这一活动从冬至日起持续月余,使人们的冻疮得以治好。后来人们竞相仿效,在每年的冬至日都包饺耳吃,后来饺耳又被叫做“饺子”或“扁食”。至今,民间仍有“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农历腊月初五吃五豆,用绿豆、黄豆、豇豆、蚕豆、豌豆等加玉米糁煮粥吃。此俗为宋代文人欧阳修所创。传说欧阳修自幼家贫,他流落顺阳(今淅川马蹬),寄身破庙卖诗度日。一天他进城卖诗,恰被李员外女儿的绣球抛中。后来李员外嫌他贫穷悔婚,但李小姐爱慕欧阳修的才华,执意嫁之。这年欧阳修进京赶考,临上路,李小姐做了一顿五豆饭让他吃。欧阳修科举及第做了大官。有一年的腊月初五,李小姐让厨师做了顿五豆饭,以提醒欧阳修不要忘了原来那些贫困的日子。欧阳修醒悟,遂定下规矩,家中每年的腊月初五都要吃上一顿五豆饭。此事传开后,人们纷纷仿效,遂相沿成俗。

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这风俗来源于佛教,佛教传说,腊月八日是释迦牟尼成道日,道徒皆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北宋时诸大寺作浴佛会,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其名即“腊八粥”。从前的上等“腊八粥”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做原料,并用染红的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瓤、松子及红糖、白糖、葡萄干作点缀。今南阳各县都有吃“腊八粥”的风俗。

腊月二十三,祭灶节,俗于此日祭灶时吃糕,且在糕出锅时,用糕涂灶王嘴巴。吃素面汤或杂面汤,饭后又吃祭灶的“糖瓜”。

“过油”,即用油炸制食品。腊月二十九炸食品的风俗,称为“过油”。“过油”忌生人靠近和说不吉利的话。炸的食品种类和数量都较多,要一直吃到正月十五。

三十儿捏鼻儿。即在每年的腊月三十(小月为二十九)包饺子吃。农村称腊月三十包饺子为“捏鼻儿”,这天包的饺子一定要够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吃。

南阳的农业生产领域十分广泛,各种农作物栽培和各种粮食作物生产,都有相应的生产风俗相伴,其内容丰富,洋洋大观。农经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水稻、谷子、玉米、大豆、绿豆、豇豆、豌豆、高梁、黍、红薯、土豆、芋头、棉花、大麻、萱麻等,还有各类蔬菜、瓜果、药材等。在这里,我们沿着节令的生产过程,通过对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介绍,以展现南阳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风俗。

在民间,耕地的方式依据耕地的自然状况以及农民的家庭条件不同,可分为犁耕、耦耕、刨耕等。

待土地耕过之后,还要碎土、整平和保墒,为播种做准备。在南阳民间,碎土用耙,所用之耙一般为方耙。它始于东汉末年,原为“一”字形耙,即在一根横木上安装9根齿,再装上辕而成。南北朝时改为人字形钉齿耙,宋代时改为长方形钉齿耙,延用至今。长方形钉齿耙长7尺,宽3尺。7尺长的两条耙方称为桯,桯上各凿方孔一排,孔中装置铁制耙齿。用牛力拉牵,耙与牛连接的用具与犁相同。操作时,“掌鞭”立在耙上,一手执鞭驱使牛,一手拉套绳左右方向,其口令与犁地时相同。随着耙向前运动,“掌鞭”要有节奏地抬动左右脚,使耙均匀地左右晃动,呈波浪状前进,以求碎土精细。

地耙过之后,用耢进行平整和保墒。保墒对于庄稼具有重要意义。南阳民间有谚曰:“抢墒种秋,有苗能收。”南阳民间的耢就是一个去掉了耙齿的耙,俗称“耙方”。农家里手耢过的地,呈均匀波浪纹样,十分美观。

播种小麦多用“耧”,山地因地块小或不规则,多用手撒播。耧,由耧腿、耧斗、耧杆、扶手、拖板等部件构成,铁制,亦可木制。操作时,先定耧门,由牛或人在前牵拉,行走要快慢均匀,方向笔直;一人扶耧,边行边摇,使下种匀称。在寒露到立冬这段播种季节里,在那平整如画的田野里,到处是忙碌的人群,远远近近,来来往往,耧铃叮当,呼应唱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泥土芳香,使人在这种淳朴的乡情乡俗前流连忘返。在山区小块耕地,多用手播种或用瓠种。所谓瓠种者,乃取大葫芦一个,两头凿空,中贯木棍,一端手执为柄,一端中空为嘴以泻种,再于上方开孔为注种的门。播种时,置麦种于葫芦中,一手执柄,一手挥短棍敲打葫芦,沿垄沟边行边播,使种子成一线播在垄沟里。其操作之法,甚为有趣,精于此道者,行走之有章法,敲打之有节奏,动作之循规蹈矩,令人叹为观止。

小麦播种时节,南阳民间有谣谚曰:“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立冬到小雪,种麦嫌晚些。”及时抢种,对农民而言,尤为重要。

麦田管理活动亦是确保农业丰收的关键一环,尤以春季为最重要。

初春,地表土刚刚解冻,此时要进行划麦。所谓划麦,就是用二齿或三齿铁钯,沿着麦垄拉一遍。划麦的目的,在于松土,增加地温和保墒。随着气温升高,不仅田间土层彻底解冻,而且杂草也开始萌生,此时要抓住有利时机进行锄麦。锄麦的工具,南阳民间多用板锄,在山区,也有使用三齿锄和小挠子的。小挠子乃是一种手锄,柄长尺许,锄麦时蹲在田间禾垄中,垄间株间杂草尽可剔除,属于锄麦当中的精细活。南阳民间十分重视麦田管理,有谚语曰:“秋收一张锄,麦收一盘耧。”“谷锄三遍很少糠,麦锄三遍两头光(谓籽粒饱满)。”由此观之,勤管理对于麦田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南阳民间素有“春雨贵似油”的谚语,意指春雨的可贵。由春到夏,小麦生长的重要环节,如泛青、起身、拔节、挑旗、扬花、灌浆等,若遇天旱,就要抗旱浇麦。浇麦的工具,在抽水机普及之前,先后流行用辘轳、翻车、水车、戽斗等。水车分链斗水车和解放式水车两种,链斗式水车始于唐代,即利用大水轮索链上装设的竹筒提水,用畜力拉动。近代被用于菜园井上,延用至20世纪50年代。解放式水车,呈钢铁结构,始于20世纪50年代,日浇地2~3亩。

割麦的季节,南阳一般在立春后的百日前后,农谚曰:“打春一百,拿镰割麦。”南北部、丘陵地带和平原地区相差1周左右。因为在传统的收麦季节,农民多用镰刀收麦,故民间称麦收开始为“开镰”。南阳有谚语曰,“麦熟一晌”,言指麦熟极快。麦季正值是雨季,此时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为了使麦收不落在雨中,麦收工作十分紧张,男女老少都加入火热的麦季抢收工作中,有道是,“麦子焦了头,小姐下绣楼”。抢收期间,人们往往天不明便下地,一直干到小半夜。“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这时早饭与午饭一般都由儿童或妇女挑往田间,此俗称“送饭”。麦收季节主要是与天公争时间,争天时是要赶紧腾茬种秋作物,跟下雨争时间是避免把麦收在雨中,以防小麦出芽,影响麦子质量。所以,在南阳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谚语:“掏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可见雨水在农历5月里显得多么的多余。

当麦被割倒后,须趁其软润时打捆。前面打捆,后面运输。跟随拉麦车进田间的,还有一支拾麦穗的队伍,其行为在民间称为“复收”。“复收”就是再收获一遍的意思。此类人群一般由妇女和儿童组成。这种复收的风俗,不仅使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颗粒归仓,而且还锻炼了儿童的劳动意志。

经过打场、扬场,麦子归仓后,农民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然后,将打场剩下的麦秸垛成一个活像大馒头的麦秸垛。麦秸可作牛、驴、马等牲畜一冬一春的饲料。垛成后,用麦秸在顶上扎一个脊,像苫房子一样苫上麦草,使它遇风不散,下雨不漏。或者将垛制作成圆形,底儿小,向上张开来,垛顶亦垛成圆形,活像一个个大陀螺,煞是可爱。

改革开放后,农村逐渐兴起了机械化,传统的人工收割,被机械化收割所取代。

收季节南阳俗称三夏大忙,夏收、夏打、夏种同时进行,可谓十分紧张。夏天气温高,农作物生长快,所以南阳民间素有“春争日,夏争时”,“五黄六月去种田,一天一夜差一拳”的农谚。腾出来的麦茬地在南阳多种玉米、绿豆、大豆和花生。玉米播种,为了争时抢种,多不耕地,用点种或牛拉犁“穿沟子”的方式播种。当玉米苗刚露尖尖角时,便需锄地,锄地用板锄或镢头。头遍锄地,其主要目的是清除割麦时留下的麦茬,为玉米扎根创造条件,因此,锄的时候扎锄要深。锄过头遍后,以后再锄,其主要目的是清除杂草,故要浅锄,以保护玉米的根须不受伤害。对此,南阳民间有谚语曰:“头遍深,二遍浅,三遍四遍刮刮脸。”它很形象地总结了锄小秋作物的要领。旱天锄地,可松土保墒,涝时锄地,利于水分蒸发。

锄过三遍后,开始定苗,每穴留下一株健壮的,余则剔除。定苗完毕,追施一次肥,旧时多追农家肥,现在多追化肥。山区草多,多追施沤草而成的“草绿肥”。玉米长至齐腰深,伏天来临,雨量大增,此时用犁中耕垄沟,壅土培根,既压埋玉米根部杂草,又利于大雨时排水。至此田间管理告一段落,以后不再锄地,俗称“挂锄”,此时雨水越充沛越好,一来利于庄稼生长,二来农民正好趁雨天不宜外出在家里歇息一番,休养一下因三夏大忙而疲惫的身体,或者搞一点小型副业。

冬季,是人们最清闲的季节,主要的农活就是进行麦田管理,整治土地。

南阳日常生活中,亦有许多禁忌,其中无论是属于信仰的,还是属于感情道德的,对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吃饭时不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他人家里,抑或是在公共食堂、饭店,不仅忌讳用筷子敲饭碗,而且忌讳用手紧紧地攥着饭碗,因为这是讨饭人常显现的举动。为他人盛饭,忌讳将筷子直插或交叉插在饭食上,这样容易使人联想到供奉死人的放法。不能从窗口或门槛里向外或向内递食物,据说吃了这样递过来的食物有得噎食病之虞。“送客饺子迎客面”,不能在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就吃饺子,否则就意味着客人不受欢迎。客人食用饭菜时,不可随意移动座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即有“坐不移樽”的记述。

民间对于鸡、乌鸦、猫头鹰、老鼠、蛇等的禁忌,是远古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在民俗中的遗存。这些动物在远古时期都曾因充当过原始人的祖先或保护神而受到先民无休止的崇拜,禁忌也就随之而滋生了。

在原始民族里,对图腾禁忌之破坏被视为最大的罪恶,全族的人都将参与报复,就像处置一件对全族都有危险或威胁的事情一样。法国学者雷诺在对图腾禁忌进行归纳时更强调指出,不准杀害或食用图腾,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杀害图腾时,则一定要举行请求宽恕的仪式,同时制造各种不同的技巧和借口来试图减轻破坏此禁忌后可能遭受到的报复;在图腾部落内部的人们常深信他们与图腾是同源,若图腾因意外而死时,必须一如族人死亡那样举行哀悼和埋葬。图腾具有警告和领导其部落的作用,能够赐福,也能够降灾,所以必须万分尊敬并禁忌。鸡、雉(野鸡)在古代是民众崇拜祭祀的对象。

南阳民间在杀鸡吃其肉前,若是回民,则要求阿訇诵经之后宰杀;若是汉民,则常常在磨刀霍霍向鸡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道:“鸡呀鸡呀你别怪,你是俺家一道菜”,以此为借口来减轻杀食祖先图腾崇拜的心理负担,以求内心的平衡。雌鸡如果司晨打鸣,则极为不祥。《尚书·牧誓》曾作过这样的记载: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意为若雌鸡在清晨打鸣,家里将会死人。人们还相信,公鸡若打鸣过早,亦凶不吉。综上所述可见,由鸡雉崇拜,衍生了对鸡的禁忌。

乌鸦在南阳民间也被视为不祥之鸟。由于它通体漆黑,有如丧服,又加之其音质如同木匠以锯解木,喜食腐物,故而被世人视为不祥之物。自古以来,乌鸦都备受世人厌恶。南阳民间坚信,若早晨起床后听到乌鸦之鸣则为不吉,若乌鸦绕屋飞行,则此宅主凶。“有灾乌鸦叫”。南阳民众对此深信不疑。

猫头鹰,古书上称其为鸱号鸟,南阳民间称其为夜猫子。因其叫声凄厉,曾被古人称为“恶声之鸟”,它的出现预示着不祥,“夜猫子进宅,无凶不来”,南阳民间如是说。在民间,猫头鹰一直是不祥的化身。《史记·贾生列传》载,一只猫头鹰飞入贾谊的屋子里,贾打开占书一查,书上说这种鸟飞来,预示着主人即将亡去。猫头鹰昼伏夜出,栖息于荒岗乱坟间,叫声刺耳怪异,世人觉得它与心目中的鬼的生活习性相同,所以深恶之,生活中十分禁忌它的出现。

在南阳,对于养蚕亦有许多禁忌,如养蚕者禁忌死及其谐音,故而蚕屎不能称为“屎”,而唤其“蚕沙”,戴孝人不能进入蚕房。忌说蚕长,而要称做蚕高。出蚕后在蚕室方向忌讳动土,蚕室内禁忌睡觉,这是惟恐蚕懒不作茧。

原始的动物崇拜的复杂多样性,导致了目前民间动物禁忌的多样性,除了上述几种动物禁忌之外,在南阳民间,还广泛地存在着马、羊、牛、鱼、狗、猫等等的动物禁忌。原始动物图腾崇拜在民众意识中的留存,导致了人的潜意中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动物的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视动物的某些正常和异常现象为自己某种宿命的兆示,这便是人们对动物禁忌产生的思想认识基础。在这种思想认识之上,又加上人类意识深处的鬼神观念的作用,人们无法排除灵魂中对动物的某些畏惧成分,对动物的禁忌便由此而产生。人们企图用禁忌的形式来表达对动物的崇拜,以此调节与它们的关系。这种对动物的禁忌民俗,在鬼神等超自然观念未被彻底消除之前,恐怕不会很快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它必将代代繁衍下去,在以后的历史流变中,吐故纳新,获得一些新的质料和内容。

对枝繁叶茂的大树、古树,南阳民间常常认为是仙家的藏身之所,对此有许多禁忌。至于桃、柏、槐等树种更被视为神树,丝毫不能亵渎。对这些大树,一不能污言秽语相加,二不能砍伐。因为南阳民众朴素地认为,树龄一旦久远,不仅树上住有仙家(鬼神),而且自身亦会成精,任何猥亵性的举动便会有冒犯神灵之嫌。更有许多传说,说得活灵活现,言某县某乡某村为某事急需木材若干,打起了古树的主意,在砍伐时锯得树木流血,而且树倒之时就是参与砍伐的各色人等魂丧九泉之日,遭到了恶报等等。此类传说,不仅见于民众口头流传,而且也广见于古代典籍文献:“景公有所爱槐,令吏谨守之。植木悬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之者死。”(《晏子春秋》)以政令的形式杜绝砍伐,其缘由乃出自景公之爱槐。爱者,崇拜之谓也。若某人一意孤行,待树以不仁,则“伤之者死”。

曹操,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其命便丧于此。“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后汉书·五行志》)树与人同,乃血肉之躯,有知觉和意识,曹操要建宫殿,伐之,不仅流了许多血,而且其命亦被树妨死。曹操在树精面前尚且如此,何况凡人乎?故而世人多不愿向百年老树举刀。正因为树木与鬼神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民间自汉代始,在坟地种植一些树木如松、柏、银杏、桂等以安慰亡灵。在对树种的选择及种植处所上,亦有禁忌。南阳民间除了忌讳在墓地种植棕树等树种外,还有“前不栽桑,后不插柳,院子里不栽鬼拍手(小叶杨树)”的禁忌。棕与终、桑与丧音近,墓地种棕为墓地种终,门前栽桑即为门前栽丧,声音难听,故忌之。鬼拍手又名小叶杨,遇风时啪啪作响,如同有人拍手。若天气阴霾沉重,听起来更觉NFAA3人,故常为陵园墓地树种,种在院中则深为人们所忌讳。

在树木的使用上南阳民间也有很多禁忌。南阳民间素有厚生重死的传统。生,源自生命的孕育;死,终于墓穴棺椁的营造。所以,在人生两极,民间于用木上有许多讲究。生命的孕育始于青年男女的结合。在婚嫁家具的制作上,南阳民间多用楝木、椿木,此类木材系本地所产,木纹美观,强度及性能近似香樟,耐磨擦不怕虫蛀,材质细密均匀,易加工耐使用,物美价廉,深受民间普通人家适龄青年的欢迎,常用成习。在用此类木材制作婚嫁家具时,民众赋予了它优美而富想像力的说词,词曰:

楝木床(梆),椿木腿,先领(即生育)小伙子(即男孩子)后领女儿(即女孩子)。

有儿有女,美满家庭之相也。除此之外,柞木、楸木、桐木等也可用来当做制家具的材料。它们以具有胀缩性小,不易翘曲开裂的优越性而在家具生产中得到广泛使用。楠木、红木,材色黄褐略带浅绿,木纹斜行,富光泽,木质稠密,能耐久,具香气,虽为家具的上乘材料,但因价高而不能受到一般普通家庭的青睐。榆木虽然材质优良,纹理细致,坚硬耐用,本为制作家具和棺木的上好材料,但终因其条理不顺,木质顽硬而受到南阳民间的摒弃。在南阳民间有“榆木疙瘩不开窍”一俗语存焉,故而世人惟恐下辈人不聪明不知理,心理深处拒斥用该木种制作的结婚家具或棺材。况且,榆木之叶皮可以食用,味微甘滑,易遭虫蛀,民间对榆木的禁忌便更易理解了。

民间的讳饰多以汉族为主导,回、蒙、苗等少数民族则仿效于汉族,故而在南阳民间形成了一个基本上统一的讳饰文化圈,在这一文化圈中,其禁忌主要表现在服饰的颜色、款式、穿戴及放置的位置等几个方面。

对颜色的区分多从其赋予的象征意义入手,而不大重视颜色本身所固有的审美学意义。在民众心目中,多以红、黑为正色,象征着吉祥和庄严,而黄、紫二色为贵色,白、黑二色为凶色,绿色是人们心目中的贱色。黑色的情形有些复杂,它与红色在某种象征意义上发生了一些重合现象。正是这些明确的象征意义存在,所以在讳饰方面,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教化记录,《礼记·曲礼》曰:“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因为《礼记·郊特牲》中曰:“素服,以送终也。”这就是说,从远古时期,只要父母健在,子女就不得不忌讳白衣白帽,因为只有丧服是纯素的。这一忌讳,一直相沿至今,凡民间有丧事者,仍以着白色孝服,佩戴黑纱、白花为哀。因为只有在丧礼仪式上才穿白色服饰。旧时的婚服以及婚嫁家具多以黑(青)色为主色调。

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后,素色讳饰曾一度中断,那时从皇帝到平民,平时均可穿白衣戴白帽。白色由于其独特的审美意义而备受世人喜爱,在南阳民间“要想俏,一身孝”的谚语广为流传。这句谚语从深层揭示了白色受人欢迎的原由。只是在喜庆之日,如婚年寿节,民间才忌白尚红。到了宋代,南阳民间又掀起了一股厌白之风,再加上官方舆论的支持,此风所及,摧枯拉朽,涤荡了流传数百年的尚素之习。不说白色帽子,就是素色凉衫,亦大受排斥,“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待郎王曮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于是禁服白衫。……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矣”。(《宋史·舆服志》)“臣工召对,引见,皆服天青衫、蓝袍,杂色袍悉在禁止之列,羊皮亦不得服,恶其色白,近丧服也。”(《清稗类钞》)宋代以后,以官方制度的方式将白色定为凶色,民间讳白之风渐炽。此风遍及中原,宛地亦不能幸免。

清代以降,随着海外洋服及西方审美观念的不断渗入,忌白之习有一定程度之消解,在服饰上并不尽忌白色,例如,衬衫,以白色居多。时至今日,连婚礼庆典等以祥和为基调的场合,也多有白色礼服婚纱出现,这表明中国的开放和与国际欣赏习惯的接轨,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

绿色头巾、绿色帽子亦为南阳民间所忌讳,元、明、清、民国初年只有娼妓、优伶等所谓“贱业”中人才以绿色为服饰。据《中国娼妓史》记载,元以后,“人以龟头为绿色,遂曰着绿头巾为龟头。乐户妻女大半为妓,故又叫开设妓院以妻女卖淫的人为戴绿头巾,或叫戴绿帽子”。明代更从制度上对上述情形加以规定,在郎英所著《七类修稿》中有这样的记述:“……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比郎英稍晚的何孟春在《馀冬序录》中也写道:“教访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由此可知,在明代,不仅乐人、伶人这些操贱业者戴绿头巾,而且人妻若有淫时别人亦称其夫服绿头巾。着绿头巾者乃指其为下贱坯子。到了清季嘉庆时,“优伶皆用青色倭缎、漳绒等绿衣边,认为美饰,如古深衣”(《清稗类钞》)。下贱之人穿着卑贱之色,不察其辱,反以为美,体现出贱民本性。清人翟灏在《通俗篇·直语补证》中说:“娼妓有不隶于官,家居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又以妻之外淫者,视其夫为乌龟……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在社会生活中,如果妻子不贞,偷奸卖淫,按照当时制度,给其夫戴绿头巾以示羞辱,世人视其夫为乌龟。民间以妻子在外淫乱的丈夫们为乌龟,盖是因为乌龟不能交配,而雄龟只能纵惯雌龟在外与蛇乱交的缘故。

戴绿巾是身份卑微的标志,始于汉。汉时帝王、诸侯、朝官的礼冠叫做“冕”,而一般平民百姓不戴冠,改用布包头,称为巾。巾的颜色大都无妨,只有白绿两色的巾是要避讳的,头戴白巾在汉代是官吏被罢免为民或是在官府里趋奉的杂役的标志,杂役中那些卑贱的执事者如厨子之流只配戴绿帻。帻乃巾的一种。应劭《汉官仪》:“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服也。”《汉书·东方朔传》记述有这样一则趣事:汉武帝某日突然驾临其姑母馆陶公主府。馆陶公主虽然已是50多岁的半老徐娘,韶华早逝,皮枯珠黄,但丈夫死后仍想再嫁给年轻家奴董偃。为得到皇帝恩准,馆陶公主把董偃打扮成执役者模样,头戴绿头巾,到武帝前跪伏请罪。

由此可见绿头巾与卑贱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难怪南阳民间向来鄙视戴绿头巾的男子。骂下贱无行之人是绿头乌龟,其解盖出于此。此俗千古一线,流传至今。正由于这个原因,南阳民间忌讳穿着青衣绿衣,惟恐自己与贱业、贱民同路,尤忌戴绿头巾绿帽子,在此基础之上引发开来,“绿帽子”成了南阳民间骂人的话语,它是妻子在外与人淫乱的标志,南阳男人甚为讳之。

在穿方面忌讳短小。由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观念的影响,千百年来,民间服饰款式方面有“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禁忌习俗。衣服尤其是上衣,扣子的数量以单数为吉祥,因为民间有“四六不成材”的俗谚流布,忌讳衣服的扭扣为双数,认为扣子的数量为双数会影响到人的事业成功。为死人做寿衣,要尽可能地宽大、厚重,将手、脚全部包裹覆盖,忌讳袖短露手和裤短露足,因为民间认为,如果孝衣露出手足,将妨及儿孙将来衣不遮体,生活困顿。

忌讳反穿纙〗裙,因为民间只有死者穿寿衣之前才先由孝男反穿,然后脱下正穿在死者身上。妇女改嫁才反穿纙裙,平时若男女反穿衣服,是不吉祥的。邓州民间有谚语曰:“反穿纙裙,另嫁男人。”女子反穿裙裾,意味着暗中加害男人。忌讳衣服的下摆有毛边,民间认为那是丧服的样式。反戴帽子也是凶相,故民间亦忌讳之。熊伯龙在《无何集》中说:“毋反悬冠,有似死人服。”因为旧时在山区的一些农村,流行人死后反戴帽子的习俗(明嘉靖《南阳府志》卷五。),故反戴帽子者被视为不吉而忌讳之。

服饰上的禁忌习俗亦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某一事象在前一朝被民众视为禁忌,并不意味着在后一朝代必定也被视为禁忌。反之亦然。此时倡扬的,抑或彼时便遭取缔。上文所述之“绿头乌龟”的命运便是如此。龟在古代是可与龙、凤、麒麟并列四灵之尊的,但到汉代以下却沦为耻辱的象征。缠脚之俗,始于五代,自李后主在宫中首倡之后,成为大家闺秀学习的样板。三寸金莲,一步三摇,仪态万方,小脚之习,影响中国千百年,但时至清末,风气大变,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倡导下,废除缠脚,恢复天足。新中国成立后,缠足之习绝迹,妇女姐妹从痛苦深渊中被彻底解放出来。

服饰中的颜色禁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风俗习惯的变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消解。黑白在旧时被定为凶色,常与丧葬联系在一起,而今受到了年轻一代的质疑。他们多从颜色的审美意义出发,借鉴西方或少数民族的作法,白色被引入丧葬之外的领域,例如,婚嫁中的婚纱照,并非是红海洋的天下,白色的婚纱亦昂首阔步走进了神圣庄严的婚礼殿堂。绿色亦从传统认识中被解脱出来,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依然遵从旧时的习俗,食古不化,那是要贻笑世人的。

当麦被割倒后,须趁其软润时打捆。前面打捆,后面运输。跟随拉麦车进田间的,还有一支拾麦穗的队伍,其行为在民间称为“复收”。“复收”就是再收获一遍的意思。此类人群一般由妇女和儿童组成。这种复收的风俗,不仅使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颗粒归仓,而且还锻炼了儿童的劳动意志。

经过打场、扬场,麦子归仓后,农民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然后,将打场剩下的麦秸垛成一个活像大馒头的麦秸垛。麦秸可作牛、驴、马等牲畜一冬一春的饲料。垛成后,用麦秸在顶上扎一个脊,像苫房子一样苫上麦草,使它遇风不散,下雨不漏。或者将垛制作成圆形,底儿小,向上张开来,垛顶亦垛成圆形,活像一个个大陀螺,煞是可爱。

改革开放后,农村逐渐兴起了机械化,传统的人工收割,被机械化收割所取代。

收季节南阳俗称三夏大忙,夏收、夏打、夏种同时进行,可谓十分紧张。夏天气温高,农作物生长快,所以南阳民间素有“春争日,夏争时”,“五黄六月去种田,一天一夜差一拳”的农谚。腾出来的麦茬地在南阳多种玉米、绿豆、大豆和花生。玉米播种,为了争时抢种,多不耕地,用点种或牛拉犁“穿沟子”的方式播种。当玉米苗刚露尖尖角时,便需锄地,锄地用板锄或镢头。头遍锄地,其主要目的是清除割麦时留下的麦茬,为玉米扎根创造条件,因此,锄的时候扎锄要深。锄过头遍后,以后再锄,其主要目的是清除杂草,故要浅锄,以保护玉米的根须不受伤害。对此,南阳民间有谚语曰:“头遍深,二遍浅,三遍四遍刮刮脸。”它很形象地总结了锄小秋作物的要领。旱天锄地,可松土保墒,涝时锄地,利于水分蒸发。

锄过三遍后,开始定苗,每穴留下一株健壮的,余则剔除。定苗完毕,追施一次肥,旧时多追农家肥,现在多追化肥。山区草多,多追施沤草而成的“草绿肥”。玉米长至齐腰深,伏天来临,雨量大增,此时用犁中耕垄沟,壅土培根,既压埋玉米根部杂草,又利于大雨时排水。至此田间管理告一段落,以后不再锄地,俗称“挂锄”,此时雨水越充沛越好,一来利于庄稼生长,二来农民正好趁雨天不宜外出在家里歇息一番,休养一下因三夏大忙而疲惫的身体,或者搞一点小型副业。

冬季,是人们最清闲的季节,主要的农活就是进行麦田管理,整治土地。

南阳日常生活中,亦有许多禁忌,其中无论是属于信仰的,还是属于感情道德的,对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吃饭时不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他人家里,抑或是在公共食堂、饭店,不仅忌讳用筷子敲饭碗,而且忌讳用手紧紧地攥着饭碗,因为这是讨饭人常显现的举动。为他人盛饭,忌讳将筷子直插或交叉插在饭食上,这样容易使人联想到供奉死人的放法。不能从窗口或门槛里向外或向内递食物,据说吃了这样递过来的食物有得噎食病之虞。“送客饺子迎客面”,不能在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就吃饺子,否则就意味着客人不受欢迎。客人食用饭菜时,不可随意移动座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即有“坐不移樽”的记述。

民间对于鸡、乌鸦、猫头鹰、老鼠、蛇等的禁忌,是远古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在民俗中的遗存。这些动物在远古时期都曾因充当过原始人的祖先或保护神而受到先民无休止的崇拜,禁忌也就随之而滋生了。

在原始民族里,对图腾禁忌之破坏被视为最大的罪恶,全族的人都将参与报复,就像处置一件对全族都有危险或威胁的事情一样。法国学者雷诺在对图腾禁忌进行归纳时更强调指出,不准杀害或食用图腾,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杀害图腾时,则一定要举行请求宽恕的仪式,同时制造各种不同的技巧和借口来试图减轻破坏此禁忌后可能遭受到的报复;在图腾部落内部的人们常深信他们与图腾是同源,若图腾因意外而死时,必须一如族人死亡那样举行哀悼和埋葬。图腾具有警告和领导其部落的作用,能够赐福,也能够降灾,所以必须万分尊敬并禁忌。鸡、雉(野鸡)在古代是民众崇拜祭祀的对象。南阳民间在杀鸡吃其肉前,若是回民,则要求阿訇诵经之后宰杀;若是汉民,则常常在磨刀霍霍向鸡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道:“鸡呀鸡呀你别怪,你是俺家一道菜”,以此为借口来减轻杀食祖先图腾崇拜的心理负担,以求内心的平衡。雌鸡如果司晨打鸣,则极为不祥。《尚书·牧誓》曾作过这样的记载: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意为若雌鸡在清晨打鸣,家里将会死人。人们还相信,公鸡若打鸣过早,亦凶不吉。综上所述可见,由鸡雉崇拜,衍生了对鸡的禁忌。

乌鸦在南阳民间也被视为不祥之鸟。由于它通体漆黑,有如丧服,又加之其音质如同木匠以锯解木,喜食腐物,故而被世人视为不祥之物。自古以来,乌鸦都备受世人厌恶。南阳民间坚信,若早晨起床后听到乌鸦之鸣则为不吉,若乌鸦绕屋飞行,则此宅主凶。“有灾乌鸦叫”。南阳民众对此深信不疑。

猫头鹰,古书上称其为鸱号鸟,南阳民间称其为夜猫子。因其叫声凄厉,曾被古人称为“恶声之鸟”,它的出现预示着不祥,“夜猫子进宅,无凶不来”,南阳民间如是说。在民间,猫头鹰一直是不祥的化身。《史记·贾生列传》载,一只猫头鹰飞入贾谊的屋子里,贾打开占书一查,书上说这种鸟飞来,预示着主人即将亡去。猫头鹰昼伏夜出,栖息于荒岗乱坟间,叫声刺耳怪异,世人觉得它与心目中的鬼的生活习性相同,所以深恶之,生活中十分禁忌它的出现。

在南阳,对于养蚕亦有许多禁忌,如养蚕者禁忌死及其谐音,故而蚕屎不能称为“屎”,而唤其“蚕沙”,戴孝人不能进入蚕房。忌说蚕长,而要称做蚕高。出蚕后在蚕室方向忌讳动土,蚕室内禁忌睡觉,这是惟恐蚕懒不作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