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也就是大约在1862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由于曾国藩率军追杀，他们从西安西门逃离。
1877年，起义队伍最后1万多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脉，期间有7000多人死在路上，最后只有3314人到了中亚，其中由白彦虎率领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在俄国秋河岸边扎下“营盘”。逃过去的人被当时的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陕西方言“东边的人”）。沙皇政府给了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赋税。后来，这些东干人就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子，繁衍生息自发形成了闻名遐迩的陕西村。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黄皮肤黑头发，讲着地道的陕西方言。他们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干部为衙役，把飞机叫风船。秦腔仍是村内人的传统项目。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前苏联解体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目前的总人口已有12万人。
80年代《参考消息》说：苏联有个陕西村，居住着100多年前从陕西关中迁移过去的一群回回人，至今顽强地保留着陕西风土民俗。陕西村人被迫离开家乡的年代距今并不久远，是清同治年间。1877年12月翻过天山，躲过了清军的追剿，在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西边约200公里的楚河岸边扎下“营盘”，播种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白彦虎被后人称为“东干人之父”。100多年过去了，离家在外那么长时间，他们还固守着家乡的传统，在思想上、道德上都传承得很好。陕西村所在的县叫库尔代，县城离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不到100公里，顺着阿拉套山下的丘陵地带从县城往东60公里，就是中亚陕西村的中心村落——营盘。离开故土已100多年了，东干人对中国陕西却怀有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感情。东干诗人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年轻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
陕西村的村史纪念馆，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东干战争英雄马三奇的巨幅画像和雕塑，前苏联各个时期的纪念章，有东干先民使用过的兵器、农具，有当今东干人的生活用品、刺绣品和装饰品。到了陕西村就和到了关中任何一个村子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碎舅”（东干人把陕西认作是舅家，即娘家人）。小孩刚开始学说话就是陕西土话，大了才学俄罗斯、哈萨克语言。孩子有时就会问大人：“镢头用俄语咋说呢？” ，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俄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东干文，就是用俄文字母拼出来的陕西土话，这种文字，俄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但它毕竟是一种文字，一个小小的民族能有自己的文字，这在全世界还为数不多。东干人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而到过中国见多识广的安胡塞积极主张推广中国的普通话，说这样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思想，才能提高语言的生命力。但这种观点与大多数东干学者相冲突，他们认为：老话是咱的母语，要一代传一代，贵贱都不能丢。安胡塞感到奇怪，今天的陕西甘肃人都在学讲普通话，你还跟着学方言，岂不太落伍了。几次大会上，都是安胡塞跟他们从争论到争吵，不欢而散。从2000年开始，安胡塞陆续送了几个村里的孩子到中国西安学中文，陕西省政府对这些孩子全部按国内学生同等看待，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
然而，东干还是普遍闭塞、保守、落后，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没多少商品意识。村里孩子很多，这可能与他们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有关，东干妇女把生养孩子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生育了10个孩子的“英雄母亲”比比皆是，一般都是6-7个孩子。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私有化，随之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陕西村也不例外，个别有钱人家有花园式洋房和宽敞的大院，好几辆高档轿车，贫穷的人家则住着摇摇欲坠的陈旧木房，有的窗子上还蒙着塑料纸，下地、赶巴扎还是套着传统的四轮马车或是驴车，成天盘算的是今年蔬菜能否卖个好价钱。沿楚河平原从东往西走，以种地为生的维吾尔族越来越少，其他民族都以游牧狩猎或做买卖谋生。土地里刨着吃的，就只有回回了，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一半种小麦，一半是蔬菜。据说全哈萨克斯坦80％的蔬菜都来自东干人的生产。淳朴厚道的东干人没有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习惯，一年中从春分到深秋的大半年时间都辛勤地劳作在田间地头，从早到晚，中午就在树荫下或凉棚下休息吃饭。庄稼耕作上最辛苦的莫过于东干人。住在楚河南岸吉尔吉斯斯坦的多是甘肃回回，和东干人很少来往。
东干人几乎家家都有小车，这里就像小车博览会，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且都是原装货，当然最多的还是俄罗斯的伏尔加和本国生产的。在这里，小车不是身份的标志，也不属于奢侈品，而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必需工具。营盘、新渠都是四五公里长的村子，步行串门子的确不方便，庄稼地近的几公里，远的几十公里，没有小车是难以想象的。因而就常常能看到，一辆高品位的“沙漠王子”，后面却拽着一架四轮拖拉机的车厢，一辆豪华的“梅塞得斯－奔驰”，里边取出的却是刚从地里收回的莲花白。因为没环境污染，这里的农业是货真价实的绿色农业，一眼望出去都是大片大片的绿地。家家房前屋后都种有各种花草。东干人说，从这些花草的生长状况，可以看出主人的心境和理家水平。而且这里真正保持着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朴民风，很多家都没有院墙，如果有也是象征性地用栅栏把院子围起来，个别有院墙的也不高，院门一天到晚很少关过，大街上的店铺也没有一家装防盗门的。小车开到街道上随便一放，主人就办事去了，大多连钥匙都不拔，有的车门还大开着。
在哈国，公民看病住院、学生大学前的教育、一个地区内通电话都是免费的，有的地方水电甚至热水都是免费的，60岁以上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到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元左右的养老金，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公路边也隔一段就建有一个汽车站，是一种用水泥统一预制的小房子，外面画有各种艳丽的民族画，里边有供旅客休息的长凳。哈国大路上、闹市区、公务员的办公室、学校的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领袖纳扎尔巴耶夫的画像，陕西村的乡党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稳定、和睦、美丽的国家里，感到很宽慰。东干的乡村都像中国过去的农村一样装着有线广播，不同的是，这些高音喇叭不广播新闻，不呼革命口号，也不播送天气预报，说的净是阿拉伯语，原来是专门用来组织人们做“乃玛斯”（祷告）的。东干人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把每天5次礼拜看得比吃饭睡觉还重要，时间一到，必须找个僻静地方做“乃玛斯”。
这里人一生最大的愿望有两个：一是赴麦加朝觐，二是回陕西看看。村里人也和周围其他民族互相来往，但严守教规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让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其他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但大多执行不严格，生活方式也日益西化，男人抽烟喝酒非常普遍，女人着装也很随意，生活得很自在。但东干的男人不动烟酒，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的人，有时实在憋不住，就得背着人们偷着过把瘾。把禁止抽烟喝酒看成是维护中国人形象、维护陕西人形象的高度问题来认识。相比之下，东干的女孩子就显得太清苦了。女人哪怕天气再热，也是长衣长裤，头上还要包上头巾，不能串门，走在大街上见了男性不能打招呼，在家里吃饭从不上桌子，对男人绝对服从。在哈国，东干人做事有时执著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如此。
从100多年前的300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12万人，现在那边家家户户都是亲戚了，奇怪的是这里近亲结婚生的孩子却都很健康很聪明，大有一代比一代强的趋势。在这里，没有一家离婚的，也没有一对年轻人谈恋爱的，都是父母做主，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长期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读过书的也不例外。东干婚丧嫁娶的风俗都没变，娶亲得先说媒。还固守着姑娘不外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早已被陕西人摒弃了的旧风习。一旦婚事确定，女方就开始准备嫁妆，衣服都是手工缝制，最少得准备半年到一年。结婚时，新郎穿手工绣花的袍子和靴子，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的发型，头上插着个簪子，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来庆贺看热闹，婚宴要持续十几天。东干人的热情、传统、厚道、铺张真是让人惊讶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