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湘西，是绝不能随便吃喝姑娘家递过来的茶水饮料的。据传有一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到了苗寨，和一个苗家姑娘相恋，相处甚欢。后知青返城回到了上海，并结婚成家。不久，竟一病不起，精神恍惚，日渐消瘦，自觉不久人世。却因心中怀念苗家姑娘，遂与妻子提出，想在有生之日，最后见一面苗家姑娘。妻子满足了他的要求，陪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来到苗家。苗家姑娘见到过去的恋人病成这样，便精心照顾，但见知青身体慢慢康复，夫妻两人甚是高兴。回到上海后，丈夫就向妻子提出离婚，意欲回苗乡与苗家姑娘成婚。妻子纵是一万个不愿意，但因丈夫身体如此，也觉无奈，只好同意。后来知青回到苗寨与苗家姑娘结婚，且一生相安无事，据说这就是蛊毒的作用。
苗族女子对自己的男人看的很紧，不允许男人对自己有一点点的背叛，为了制约男人，湘西州产生了蛊毒文化。女人采用湘西大山里面捕捉的各类毒物，配以各类的药方，把毒物放到特制的陶罐或大钵子里面，等七七四十九天后揭开陶罐或大钵子，里面的毒物基本上发挥到了极致。女人把这些毒物研制成粉末，然后在太阳下风干，这样就可以毒害对自己不忠心的男人。在毒物成分里面，常用的是蜈蚣，蚂蚁，毒蛇，蜘蛛，蝙蝠等等，农妇把它们捉来放到特制的陶罐里面，让各种毒物在里面自相残杀，等到揭开陶罐的那一天，陶罐里面只剩下最后一种毒物的毒液，女人再把它加工制成蛊毒。
《凤凰县志》记载，凤凰的草鬼婆（放蛊者的俗称）制作蛊药的主要成粉是蛇、蜈蚣、蚂蚁、蟾蜍等。草鬼婆将这些毒物收齐后露干，研成粉，用罐子装了，在山麓之间藏匿一段时间后便成了蛊药。而《怀化大辞典》称靖州、晃州等地的造蛊者，是取蛇、蝎、蜈蚣、蟑螂、蜘蛛等藏于罐内，日晒雨露，使其自相吞食，独存者曰蛊。遂将蛊晒干研粉，便为蛊粉。
湘西的蛊毒名称繁多，制作方法，千奇百怪，没有固定的配方，通常都是家传，有多少个草鬼婆，就有多少种蛊药。依制作的主要成份，有蜈蚣蛊、蜥蜴蛊、蟑螂蛊等。依实际生活用途，可分为情蛊、怕蛊、恨蛊三类，都是湘西女子独占爱情，维护家庭稳定的法宝。
情蛊是女子为得到自己喜欢而又难以得到的男人所下的一种蛊，中了情蛊的男人，往往会身不由己地被情所惑，宁肯舍弃已有的幸福，义无反顾地移情于放蛊的人。怕蛊多是婆婆下给媳妇，妻子下给丈夫。因此，在湘西，丈夫害怕妻子、媳妇害怕婆婆的现象比较普遍。恨蛊则是在丈夫被别的女人抢去的情况下，妻子万般无奈而对丈夫放的一种蛊，目的是迫使丈夫回心转意。三种蛊药中，数恨蛊最为可怕，中了恨蛊，尚不迷途知返，十有八九难逃一死。
误食蛊毒的人，往往会心智迷乱，受到投药者的控制，如得不到及时治疗，短则数日，长则经年会心腹绞痛而死。中蛊在医院是无法治愈的，有多少种蛊药，就有多少种解药，即一蛊一解，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湘西人都会放蛊。放蛊的技术，主要掌握在湘西苗族妇女手中，因为放蛊是只传女而不传子。苗家女孩，长到十七、八岁时，母亲为了教会女儿懂得一点防身的本领，不受别人欺负，就会秘传制蛊、放蛊的知识。会放蛊的苗家女，用之害人的极为鲜见，主要是利用蛊毒来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情，是苗家妇女的特有武器。
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就好了；属于慢性患者，就要请巫师作法“驱毒”了。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
传说中制造毒蛊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如蛇蝎、晰蝎等放进同一器物内，使其互相啮食、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蛊的种类极多，影响较大的有蛇蛊、犬蛊、猫鬼蛊、蝎蛊、蛤蟆蛊、虫蛊、飞蛊等。虽然蛊表面上看是有形之物，但自古以来，蛊就被认为是能飞游、变幻、发光，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造蛊者可用法术遥控蛊虫给施术对象带来各种疾病甚至将其害死。对于毒蛊致病的法术，古人深信不疑，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曾颁行介绍治蛊方法的《庆历善治方》一书，就连《诸病而侯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对中蛊症状的细致分析和治疗的医方。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放蛊时，蛊主在意念中说：“去向某人找吃去，不要尽缠我！”蛊就会自动地去找那个人。或者在几十米开外，手指头暗暗一弹，蛊就会飞向那人。甚至有人说蛊看中了谁，即爱上了谁，就叫它的主人放蛊给谁。不然，蛊就要它主人的命。所以有蛊者不得不放。
由于放蛊被认为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史上一直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汉律》中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极刑。官府对所谓施蛊者的处罚极其残忍。在苗族地区，被诬为有蛊的妇女，尽管不会都有性命之忧，但被诬者名誉扫地，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更有听信巫师的谬传，造成家庭拆散，一家人反目成仇者。苗族“谈蛊色变”，尤其是在婚姻上最忌讳。儿女要开亲的话，双方父母都要暗地里对对方进行严格审查（俗称“清针线”），看其家庭及亲戚干净与否，即有没有蛊。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干净的嫌疑，就借口婉言拒绝，因此造成不少婚嫁上的悲剧。有些青年妇女，被人怀疑有蛊，只能嫁给有缺陷的或家境贫寒的男子；有的青年妇女甚至为此自杀。由于害怕与有蛊人家结亲，造成有的苗族地区基本上单线开亲，在自己的亲戚之间相互开亲，导致血亲越来越近，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
鉴于蛊术陋俗对苗族社会的严重危害，许多苗族学者感到对蛊的迷信到了非铲除不可的地步，大声疾呼，呼吁移风易俗，革除陋俗。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在苗族地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