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顺鼓》曰：“社，土也。”《说文》曰：“社，地主也。”“社”最初指土地，后来指土地神，即“社神”。最初的社神民间称为“后土”，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曰：“后土为社。”中华先民素有“封土为社”之传统，以土堆、土台象征“众土”而加以祭祀。因此，“社”又指祭祀社神之所，如国家祭社之所曰“社稷坛”，客家人的祭社之所则曰“伯公庙”、“社公庙”、“福德祠”、“福德宫”等。
“社”又是“祭社”的代名词，如社饭（祭社时所供的饭食）、社头（迎神赛社的领土）、社酒（古代祀社神用的祭酒）、社赛（祭祀酬谢社神的赛会）、社日（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社日（社日祭神之牲肉）等。
先秦时代人们认为土地滋育万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社”不仅是祭祀的场所，同时也成为公众聚会的地方。先秦文献中的“桑台”、“春台”、“祖”、“云梦”等，都是祭祀土地、高禖的神圣地方，同时也是男女浪漫奔放的“春会”之所。甲骨文多见祭祀殷王于“社”祈年、求雨的记录。《诗经》中也多有记载用粮食、牺牲祭“社”，祈求甘雨和丰收的篇章。春秋时代则凡是遇到日食、水灾等，都要祭祀于“社”，战争中俘获敌国君主也曾用作祭“社”的牺牲；发生重大事变还要结盟于“社”。除国都外，民众聚居的城邑也往往有社，《左传》中就有民间妇女在乡村之社结盟的记载，据说大约二十五家即置一社，可见基层居民点也都要立社。这样，社遂具有了地方基层组织的性质。
汉代中央、郡国、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社。乡以上的社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即以里名为社名，里的全体居民不论贫富都参加，民间祭社由此开始。汉代春社、秋社除去集体的祭祀外，个人也常向社神祈福、立誓、禳病。
客家至今仍然保留着类似汉代的“里社”组织，一般以自然村或一个宗族为祭社单位。客家祭社的目的不仅仅是祭祀土地神，向土地伯公祈求五谷丰登，而另有求嗣、娱乐乃至仲裁、教化村民或宗族子孙的功能。
各地客家对祭社活动的称谓、活动形式、祭祀仪式等都有所差别。赣南客家一般称“土地会”，俗称“社公日”、“春社日”、“福主日”等。惠州客家祭社日称“伯公会”，祭社活动甚为隆重。“伯公会”之日，由“会头”收集村民的会款，买回纸宝、蜡烛、鲜鱼、猪肉、鸡、酒等祭品，并带领村民一同叩拜“伯公”，祷祝丰收、好运。祭毕，大伙便在“伯公庙”前聚餐，大醉方归。惠州客家民间认为，只有祭过“伯公”，他才“有求必应”，村民方可开始耕种。
广西客家祭社称作“做社”。
粤东梅州、潮州地区客家人以及台湾客家祭社则多称作“食福”。
一般地，客家的社公庙、社公坛、福德宫都很简陋，远不及一般寺庙高大、宽敞，更没有气势辉煌的楼台亭榭，但却同样“兴发前家福，宁酬五土恩”，保佑着一方水土，呵护着一方子民。社公庙一般有三个香炉，中间一个用以插放香烛，左右两边用以插放线香，分别代表供奉社公、社母。客家祭社仪式虽然简洁，却也讲究。当三牲、糖果、茶酒等祭品摆设好以后，就由“会头”、“社首”点亮大红香烛，接着由社民一个一个上香，每人各上两炷香，一炷给社公、一炷给社母。在客家人心中，社公是公正做事、保土安民的神，而社母则是苦口婆心教化社民、赐福添丁、消灾避难的神。
上香完毕，祭社仪式也就开始了。首先全体肃立，双手合十于胸前位置向社公、社母鞠躬三次或六次，尤其虔诚者则要拜九次或跪着给社公、社母磕头。年老的公公、婆婆们则往往还念念有词，祷告着自己的愿望，或求一家安康，或求儿孙满堂，或求五谷丰登，或求儿孙学业优、事业蓬勃。
祈祷过后便献茶、奠酒，将茶、酒各三杯洒向社公庙前地面，还要将部分祭品掩埋到社公庙土地中，即“瘗埋”仪式。《礼记郊特性》云：“地示于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就是说，如果要让社公、社母真正得到供奉的祭品，就务必将祭品深埋到地下，否则就可望而不可及。
更为隆重的祭社则要杀猪、宰羊，以献“小牢”之礼表示对土地神的崇高膜拜。《礼记王制》载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小牢。”祭社时的杀猪、宰羊不在家中或祠堂举行，而是在社公庙前举行，让猪血、羊血流入地下，以行“血祭”之礼。如遇水涝、旱灾或重大疫病之时，客家人的祭社就一定要行“血祭”之礼，祈求社公保一境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