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表征物候的节气，意指天气晴朗、草木繁茂。《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月令·七十二集解》则曰：“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斗指乙”即太阳处于黄经15度位置，此时为公历四月五日前后，农历则在三月初五左右，故清明节又多称作“三月节”。
“游春”俗称“春游”、“踏青”，一般指清明前后的野外嬉游。古代帝王游历山川河海也称作“春游”或“游春”，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纪》载曰：“维廿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客家人春季抬神轿赛神亦称作“游春”，有些地方则俗称“游神”、“游太公”或“游公王”，其民俗活动的共同性在于鼓乐喧天地抬着神像游村过户，男女老幼随着赛神的队伍，既拜神祈福，又游览明媚春色，因此各种神明的赛神游春均深受客家民众的热爱。
“游春”源自于中华先民上巳春会、春嬉习俗。《周礼·地官·媒氏》载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上巳期间盛行的春会是上古先民的狂欢节日。在中原华夏民族集团地区，上巳春会往往在桑林或水边开阔的高地举行，因而习惯称之为“桑林会”或“春台会”。桑林大会期间，未婚青年男女聚集在山丘的桑林里、水岸边，纵情歌舞、嬉戏，互相选择意中情人，然后双双对对结伴“嬉游”。
中华民族千古圣人之帝颛顼、帝尧、商契的诞生神话，无不与水边的春会有关。
《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若水、桑林，不都正是春会嬉游的典型媒质吗？
《太平御览》卷八十引《春秋合诚图》讲述了尧母庆都与“赤龙”感应，然后造就了帝尧。
汉刘向《列女传》卷一则记载了商契的母亲简狄在上巳沐浴“玄丘之水”过程中，与一个有玄鸟纹身图案的美男子邂逅，于是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嬉游。这次嬉游的结晶就是商契。
进入战国时期后，浪漫的春会被礼教、儒家思想改造成秦汉时期的上巳节。西汉时期，上巳的具体日期仍然没有固定，仍然以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作为节庆日。随着民间对重日的偏爱不断加深，更由于上巳日多发生在三月初三，因而两汉之际多以三月三日为上巳日。直到魏晋时代无论官方还民间，均固定用三月三日作为上巳日。秦汉之后，上巳节不再保留求偶活动，由一个情人节演变成为一个求子节、生育节。汉代自建朝起就有官方的求子仪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色彩浓郁的求子、求育习俗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游乐为主的“春禊”、“修禊”。农历三月三上巳期间，人们盛装出行，或到山谷采摘兰草，或到水滨嬉戏洗浴，或到郊野宴饮行乐，认为这样便可以祓除不祥。
唐代上巳春游、修禊、宴饮之风仍然很盛，所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正是当时民俗风尚的真实写照。
客家传统的游春不单纯是游览春色，而是结合着祭祖、赛神、庙会等民俗活动同时进行。随着客家人口的不断上升，原本以种植一季为主的耕种模式，变革为一年种植两季。因此客家人的耕种劳作随之繁重了一倍，许多原本在二三月份才举办的民俗活动纷纷提前到正月，如闽粤赣客家地区许多地方都将做社、祭伯公、祭祖等活动提前到正月十五前后。
但至今仍然有许多地区客家保留着赛神游春的传统，如成都洛带客家每年三月初一的城隍出驾、三月初三的“抢童子”，又如赣南会昌三月三的真武祖师会等。也有将原本三月初的赛神节日延后到三月下旬的，如梅洲五华县客家的三月三天妃庙会已经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三举行。
客家游春作为宗族、村落的集体性民俗活动，在招展、飘扬的彩旗指引下，总是浩浩荡荡，不时地鞭炮齐鸣，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唢呐，从围屋到田园，从田园到山坡、到圩市，最后又回到祠堂、院落。游春的目的也不单纯是个人祈福，而是祈祷世代居住的土地年复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祈祷国泰民安、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