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居多。但在这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远征中，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中四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
长征开始时，这四位老同志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不仅年纪老，这四位同志的资格更老，徐特立曾经是毛泽东、蔡和森、田汉的老师，谢觉哉是清代最后一科秀才，林伯渠早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因此，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这四位都是声名显赫、名副其实的“老同志”。
在重兵围追、充满凄风苦雨的长征路上，这四位老同志却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而是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正因为这些老同志的率先垂范，给予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地鼓舞，可以说，“长征四老”就是长征精神的“金字招牌”。
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长征精神，在“长征四老”身上得到了生动诠释。
徐特立虽然年龄最大，却常常将马让给生病体弱的战士和妇女同志；谢觉哉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便毫不犹豫起身出发；林伯渠不仅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还靠双脚走完两万五千里；董必武被喻为妇女队的“胡子队长”，妻子却在敌后开展地下斗争、从此生死不明。这些党的领导者、老同志，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震动全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全新历史，也绘就了中华民族全新的精神图谱。今天我们回望长征、弘扬长征精神，就是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长征四老”这块长征精神的“金字招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理想信念是如何地坚持到底，如何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新的时期，新的征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续写长征精神的时代篇章，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就更要擦亮“长征四老”这块“金字招牌”，使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是我们新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与光荣。
1、徐特立：年龄最大的“怪老头”
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他读了六年书，又因无钱辍学在家，曾跟随一个和尚学习禅宗。后来他在家劳动，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徐特立先后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湖南孤儿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等各类学校，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已经57岁，是参加长征的“四老”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长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军路上和宿营间隙，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在异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带给战士们知识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
据专门负责徐特立等老同志行军安全的郭德琳回忆，大家把徐特立亲切地称为“怪老头”：看到别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会捡起来，有空时洗干净、拆掉，把草条捆挂在杆子上挑着走。看到周围谁没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给人家一捆草条打草鞋。
虽然徐老年龄最大，但他很少骑马，总把马让给体弱生病的战士和女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68年11月28日逝世。毛泽东亲自在他的悼词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2、谢觉哉：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
妻子王定国(左)和谢觉哉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清末秀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任工人部部长，主编《湖南民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为不打扰民众，与徐特立露宿镇外麦田，一觉醒来，遍地寒霜，他吟诗纪实：“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谢觉哉任办事处内务部部长。
1934年，50岁的谢觉哉参加了长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随身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将来总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却保存着。
长征途中，谢老曾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
许多年后，当有人请谢老讲长征的艰苦生活时，他说：“当时，看样子是苦，但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
3、林伯渠：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中国湖南省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时，他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
长时间的长途行军，令林伯渠面容日益消瘦，颧骨高高隆起，长长的胡须垂到胸前。面对艰苦的环境，他自己手提马灯，大步前进，用自己的双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在长征中的形象，随着黄镇那幅《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绘画而深入人心：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同志，黑夜中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手杖，大步前行，一位老当益壮革命前辈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林伯渠准备长征的时候，与他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范乐春是苏区优待红军局局长。按规定，林伯渠可以带妻子随军转移。但由于范乐春分娩尚未满月，组织上决定把她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范乐春忍痛将心爱的儿子送到堂嫂家抚养，跟随邓子恢等人一起在闽西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41年5月，范乐春病逝于永定西溪，而她的儿子几经周折被人收养，全国解放后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等职，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4、董必武：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董必武，1886年出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一大代表。1934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别的队伍，共有100多人，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还有30名左右的女同志。董必武是这支妇女队的“胡子队长”，而他的妻子陈碧英却服从组织安排，去广东梅县开展地下斗争，从此生死不明。陈碧英送给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董必武走完长征。
长征时期曾任董必武勤务兵的钟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因为他深爱自己的书。董老俄语很好，战斗间隙经常研读俄文版马列著作，又读又背，中间还用小楷毛笔批注。过雪山时，董必武曾经两次把自己的马让给钟珠瑞骑。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