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党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
一、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
董必武于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其间，与新老校友宋教仁、刘静庵、田桐、查光佛、黄侃等建立深厚情谊。1909年清廷授予拔贡学衔，宣统三年(1911)春，代其四叔任麻城高等小学堂教师。同年夏秋之间，执教于黄州府中学堂，任黄州府中学堂教员，讲授国语和英语。辛亥武昌首义爆发，董连夜奔赴武昌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先任第一粮台工作员，继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后加入同盟会，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被选为支部评议会评议员。民国二年(1913)任宜昌川盐局协理，未及一月以母病请归。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在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其间受孙中山革命民主思想影响，参加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
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结识李汉俊，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8月回武昌创办武汉中学，亲题“朴诚勇毅”四字校训。又聘陈潭秋等来校任教，创办《武汉中学周刊》。次年应李汉俊函约，与刘伯垂、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等七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与陈潭秋代表湖北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积极发展中共湖北党组织，1922年初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5月任汉口地委书记，并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5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被派驻湖北省指导党务，是湖北地区革命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进入江西瑞金中央革0据地，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受命赴国民党统治的武汉、重庆，先后任职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参与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随团出席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7年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年相继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协助刘少奇组织土改工作团，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参与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9年6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委，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主持制订《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68年10月至1972年2月，董必武以国家副主席代行国家主席职权。1972年2月至1975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代主席。后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历任中共中央第八、九、十届政治局委员。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
二、林伯渠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960年林伯渠先生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主要著述均收入《林伯渠文集》。
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出任第六军-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国访问。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三、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他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著作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1877年2月1日出生于一贫苦农家。少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以“定量”、“有恒”为原则，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以达学以致用的目的。1906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教授历史、地理、国文、数学等课程，教小学兼教中学，直至成为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毛泽东、田汉等都是其学生。他先后创办了梨江女校、长沙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他教学生知识，更教学生怎样做人，把求学与爱国有机地统一起来。1907年，他在长沙修业学校给学生讲时事，痛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廷的腐败，讲到痛心处，愤然断指血书“驱逐驼虏，恢复中华”8个字，以激励学生反对侵略者和卖国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追求更加迫切。1919年9月，他已42岁，毅然赴法国勤工俭学，做一个“拄拐棍的留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惊人的毅力较快地攻克了语言关。在法期间，曾到比利时参观考察教育半年，还去德国考察了4个月。1924年夏，他怀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进家乡教育状况的迫切心愿回到湖南，继续自己的教育生涯。1926年冬至1927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动如火如荼。他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任省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兼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还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协同中共湖南省委全力推进工农革命，从而实现了他“从10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到汉口，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
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党务委员会委员，还任二十军三师-表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转战赣、闽、粤。1928年，党中央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底回国抵达赣南革0据地，参加了反“围剿”斗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部长。他筹划创办了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小学，成立扫盲协舍、识字委员会、夜校，亲自组织教材编写工作，为根据地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1937年2月1日，延安各界庆祝他60寿辰，毛泽东写信祝贺，称他是“服从党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以八路军高级参议名义，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在湖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8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虽年逾古稀，仍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主要精力领导着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教育讲座》、《论国民公德》、《各科教学法讲座》、《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青年的学习问题》、《小学校的体罚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新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努力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1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 终年84岁。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有《徐特立教育文集》存世。毛泽东曾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 ，一位是徐老。”毛泽东不仅把他视为自己青年之师，而且把他视为终身之师，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四、谢觉哉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这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主要著作收入《谢觉哉文集》。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
在内务部工作时期，他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除亲自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的制定，还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具体解决实际问题。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亲自查看案卷，大胆纠正冤假错案，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谢觉哉既是革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他在最早的中央苏区时期，就参加制定了中国人民的第一部 《选举法》 、《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 、《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的立法工作迈出了第一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又为我国的革命司法工作和审判工作，创造了实践经验，树立了执法的模范。
“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他晚年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
谢觉哉的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吴玉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他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时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玉章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和日本、法国的学校读书。他先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派往过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建国后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
他领导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制定并实施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是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
同时，他还是我国第一代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早在1933年就编写了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通史的著作之一《中国历史教程》，后编写出版了《论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历史文集》、《吴玉章回忆录》等著作，并切实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建设，为中国历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毛泽东同志赞誉吴玉章：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吴玉章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清末，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谋强国之策。接受民主革命思想。
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在日八年，革命活动不断。
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返川领导保路运动。9月到荣县，助龙鸣剑、王天杰组织民军北上会攻成都，亲自训练民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民军挥师回荣，吴玉章不失时机，赵艺西、龙鸣剑等人积极配合，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又赴内江，联络鄂军中党人处死清廷大臣端方，11月26日领导内江独立。后乘夜赴渝，清除内乱，巩固了蜀军政府。
民国初建，代表蜀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大-秘书，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才。
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更多的是对前途的忧虑。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南充高中首任校长。奉党之命从事-工作并参加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遵党指示赴苏联，在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世界和平会议。
1938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任延安-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以花甲之龄为国培养各类人才，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赴渝出席政协会议。次年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
1948年任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949年到北京，开国大典。
1903年吴玉章赴日本留学，进成城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参与同盟会创始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法国进巴黎法科大学学习。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建立华法教育会。
1916年吴玉章回国，推动青年留法勤工俭学。
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3年秋冬，吴玉章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吴玉章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重庆中法大学。后奉党之命从事-工作参加北伐。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赴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毕业后，曾在海参威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任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方案，一度被派到巴黎主办《救国时报》。
1938年吴玉章回国参加民族抗战，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延安-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陕甘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为他补行了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致祝词，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1945年，任中共代表赴重庆出席政协会议，次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出席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