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历史上四大商埠


在潮汕,叫“埠”的地名有不少,如庵埠、外埠、下埠、埠尾等。当中,以庵埠最为盛名。“埠”原指船只来往较多的水边,后来多成为码头,叫做“埠头”,又进一步发展成为集市贸易的地方,即所谓的“商埠”。

历史上,潮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潮汕良港众多,商业发达,贸易繁荣,造就了不少商埠。最为出名的有四大商埠——庵埠、达濠埠、樟林埠与汕头埠。

一、庵埠

历史上的庵埠,是一个近海的重要港口,因其旁有庵寺,故名“庵埠”。

古时的庵埠,“位于韩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海溪西侧,梅溪在其南又分两汊,一由溪东港出海,一由欧汀港(亦称东港)出海,海上交通十分便利。“

据统计,庵埠的水域总面积约3200亩,主要有梅林湖、庵江、竹筒溪、崎沟、庵前溪、庵后溪、庄宝陇新溪、谢涧、斗门溪、亭履前溪、西埔内溪、大鱼尾港、后陇池等。

庵埠港的兴起最早可上溯到南宋时期。据考古发现,庵埠在南宋时从湖头到水吼桥一带,多处设外运货物码头。在《汕头水利志》(稿本)第四册中记载:潮安的庵埠镇,南宋此处是韩江西溪出海口,是汕头地区的古港口……从湖头到水吼桥一带,有“咸鱼路头”“咸路头”等古码头遗迹。

清初的庵埠又称龙溪都,位于韩江下游,属海阳县(今潮安区),虽然“去海三十里”,但因其“北为南桂地,西北通上莆,西南迩揭阳,东南接澄海”,地当三县之交,恰好是位于韩江、练江、榕江三江出海口交汇处不远的黄金位置,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自身四通八达的内河网络,成为各出海口与内河码头的最佳中转站。其时,庵埠的内河航道十分发达,上河顺着梅溪直达潮州府城,下可顺中离溪内河,北通“揭阳地美都北炮台,东北至海阳上莆都彩塘市诸处”。“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以来游”,庵埠“为海、揭、潮、澄之通市”。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正式开海贸易。《汕头海关志》记载:由于清政府开放海禁,东南沿海“帆船鳞集,瞻星戴斗而来”,舟船络绎不绝,海上一派兴旺景象。据《庵埠邓氏族谱。冠儒公家传》载:“粤东之有海关也,征收沿海商人贸易税务。清世祖章皇帝入国时,分拨从龙兵丁经理各口,日久皆归土著……而庵埠实为各口之首。”清政府解除海禁的政策,为庵埠成为“各口之首”提供了一个契机。

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庵埠港进入了繁盛时期。当时的庵埠港,有潮州、樟林、东陇等潮汕沿海几个最繁荣的港口的货物汇集于此,并通过这里分别运到内地。“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港内终日热闹非凡,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船只,“集百货之舟,若蜂屯蚁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开海贸易的第二年,清廷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及闽海关等4个海关,负责管理海贸事宜。清代粤海关在庵埠设立总口收税,总管潮州府各口,为通省海关六大总口之一。据《粤海关志》提供的资料,庵埠总口下属有16个子口之多,为粤海关所属总口之最,可见庵埠港口在清代前期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至今庵埠仍保存着雍正八年(1730)设立的“庵埠海关地界”石碑。在乾隆二十三年(1757),清政府又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便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庵埠港的兴起,促进了航运业的大发展。庵埠港作为粤东“各口之首”,商船来往更是频繁。据史载,在庵埠港内停泊并征税的商船有:往上海黄、白糖船,往潮阳木排,往琼州铁锅船,往达濠、蓬州鮀浦零星木头的货船,还有往潮阳各地渡船、往潮揭小货船、钢桩船等。此外还有米谷、陶瓷、海盐、棉纱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从庵埠海关进口的货物有大米、黄白藤、暹绸、胡椒、木材等,出口的货物有潮州瓷器、潮州刺绣、蒜头、菜籽、爆竹、生柑、麻皮以及内地转运的药材、兽皮、丝绸、松香。大米的运输,是最常见的货物运输之一。

航运业的发达还带来了装卸业的兴旺。其装卸点外溪有咸鱼踏头、本镇码头及赐茶码头等,内溪有官路、乔林、内关、陈厝街、广济桥、万和桥、水吼桥、新桥头等。由于码头管理的纷乱,来自周围乡村的装卸工时常为了争夺客户而打架斗殴,最终清政府不得不立法示禁,以保持各码头卸货秩序的井然。据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奉宪示禁碑记载:庵埠为“海口通衢,人烟稠密,所售货物络绎往来,向来埠头货物起卸除由本店自行携担外,如需各夫挑运者,俱系附近各乡调送”。可见当时的装卸业确实很兴旺。

庵埠港的兴起,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史载,当时的庵埠港内有两个主要的墟市,分别是位于郭陇村的内洋墟和庵埠寨内的渡头庵墟。特别是渡头庵墟,更是周围乡镇的第一大墟。“渡头庵墟,县南六十里,即龙溪都庵埠市,海潮揭澄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逐日市。”而渡头庵墟所在的庵埠寨,也成为海阳地区的商业中心,据光绪十六年(1899)倪思铎《重开庵埠寨涵记略》载:“郡(指海阳县)之南有庵埠,海邑一大市镇也。埠有寨,创于唐。为圆城,周围可三百丈,有门七,曰亨利,曰聚星、曰米街、曰马陇、曰拱阳、曰秉利、曰水吼,内皆商贾所居。”当时的地方官员蓝鼎元也发出这样的惊叹:“城南六十里为庵埠,迩海烟火万家,商贾百货所集也。”

对外贸易的频繁,使在庵埠本地流通的货币多样化。据史料记载,乾隆之前已有英国等地的银元流入,称番银。乾隆年间从日本和安南流入铜箔钱,有“光中”“景盛”等年号。道光间,流通的外国银分花边银和杂港银,此外还有从日本等国流入的“大洋”。另外,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典当业也应运而生,如内关太平门的裕隆当、官里的日升当,万和当,都是在这段时期开业。

由于溪东港前内海的淤积,使得商船停泊的地点外移,聚集于比庵埠港地理位置更优越的汕头港。汕头港的兴起,使得潮汕的商贸“今则尽泊汕头东陇港两埠矣”。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之前,双溪嘴作为韩江下游通海的要口已渐渐淤塞,泄洪缓慢。每当大雨,韩江水奔腾而下,“灌入庵埠内沙,而南桂、上莆、龙溪、遂成巨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汕头的妈屿岛设立潮海关,庵埠总口降为小口,原来的重要政治地位也被汕头所取代。到1931年,庵埠海关最终撤销,庵埠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二、樟林埠

樟林古港位于澄海东里樟林,古港遗址东起新兴街,西熠墩脚,南起叶厝园,北至天后宫,占地面积4.6平方公里,港埠面积约2平方公里。

始于雍正元年(1723)的红头船贸易,最先兴起于樟林,樟林乃是红头船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至咸丰时,樟林港远洋的红头船多达一百多艘。每年乘季候风,北上宁波、苏杭、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日本;南下番琼、安南、暹罗、实叻、三宝陇、苏门答腊、文莱、北婆罗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

自入清之后, “ 各属出洋者, 必来樟林赴船”,樟林港成为“闽粤浙客”的“往来要衢”,承担着“分达诸邑”“转输全潮”的海运任务,成为潮汕早期的海上门户、丝绸之路。《澄海县志》记载,“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樟林港名扬海内外。光绪元年(1885),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已赫然标上“樟林”的名字,发来中国的英国货物,只要写上“中国樟林”,就能够收到。昔日樟林港口有一胜景叫做“仙人翻册”,讲的便是遥观“帆随船转”变化的景象。当海船张帆乘风入港而来,由于航道转向,船和帆也必须随着转向,远看犹如仙人无形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过书册一样,蔚为奇观。

粤海关在澄海设立税口共5处:樟林口、东陇口、南洋口、卡路口、南关口。广东省在澄海征得的税银占总金额的1/5,12而樟林口居五口之首。由此可见樟林港埠发展之快速,地位之重要。

樟林港的繁荣昌盛,推动了樟林港商埠的发达。自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23—1791)大约70年的时间,是樟林港埠早期的黄金时代。这时,樟林港“六社八街”商埠格局已经形成。

所谓“六社八街”,指的是港埠中心的仙桥、长发、古新、广盛、顺兴、洽兴、永兴、商园等8道大街,以及围绕的外围——东、西、南、北社及塘西、新陇等6个村社,后又扩增三条街道共数百间铺屋。其中,仙桥街和长发街最繁盛,仙桥街拥有商店和作坊60余家,故有“金仙桥,银长发”美称。但这些铺屋各营其业,有海产、豆行、米行、布行、药材行、茶行、洋行、当铺、日杂、百货、染织、糖房、火砻、打铁、打石、渔网、竹篾、屠宰等。

新兴街是樟林古港继“六社八街”又增建三街之后,最终建设且保存至今的仅有一街。该街建于嘉庆七年(1802),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全街长达200米,由54间两层楼的货栈组成。每间货栈宽5米,长10米。栈房巨楹厚板,精灰厚墙,质量特优,可囤积大批货物。栈房前门向着街道,后门连接内港,临内港处,设石门、水闸各一个和小码头一处,便于制水和起卸货物。当停泊在外港红头船上的货物要运进内港时,改用小船载入,直达小码头,然后搬进栈房,省时省力,通畅无阻。

新兴街口东南面有一高大建筑物,建筑物的大门匾上书“永定楼”三个大字。这座建筑物占地约800平方米,是货仓和航标两用的实用建筑。据称,当年楼上挂着红色的航灯,红头船进入南澳海面即可见到。街的入口处,是一座小石牌坊,牌坊匾额书“新兴街”街名,临内街一面,又书狂草“紫气东来”四字。街中部转弯处有一大码头,设有石门、木闸制水,码头对岸为南社。码头东侧,有一“即南海”小庙,俗称“阿娘祠”,供奉南海观世音。据口碑,原街南面出口处,还有石牌坊四座,其中一座系书法家吴殿邦手书“入门思敬”,今已无存,仅存出口一座,也书街名。值得一提的是,栈房中有两处富寓史考价值的超脱建筑:

一是“安平栈”,该栈一砖一瓦,一楹一柱,保留完美,门前匾额上“安平栈”三个大字十分清楚,栈内有一碑记,说明兴建年代及资金等情况,其余结构布局,保留原状,进之如闻古港涛声,古风犹存。

二是“藏楼”,相传是红头船主巨贾蔡彦(澄海程洋岗人)之寓所,也是栈房住屋两用的建筑。据新兴街一位100多岁老者称,从他懂事至今新兴街面目依旧。由此可见,新兴街是樟林古港最繁荣时期的一个历史缩影,记录了18世纪初叶樟林古港的经济、政治、人文和民俗风情等情况,印证了古港的历史地位:它是潮人对外拓展、对内繁荣经济的忠实历史见证。

古港遗址现保留有潮汕地区规模最大的妈祖宫(天后宫)并有“藏资楼”“永定楼”“货栈街(新兴街)”“观海楼”“风伯庙”“关部税口”“巡检司旧址”以及行铺、栈房等遗迹和一批石刻碑记,其中“天后宫”保存的碑记就有22方。1990年又新建一座古港亭,吴南生题“樟林古港”碑匾,作家秦牧撰写碑记。

由于海道逐渐淤塞,至同治年间樟林东面已成沙田,港内出海路程不下十里;更是由于汕头开埠,汕头港崛起,樟林古港日益衰落,樟林商埠也辉煌难再。

三、达濠埠

达濠古为潮阳县管辖,称“踏头埔”。“踏头”是潮州方言用词,指岸边石阶,引申为码头。“踏头埔”这个名字蕴含了水滨码头、临水成市的含义。清顺治年间,由于谐音,才开始正式写作“达濠埠”,进而简写为“达濠”或“达埠”(达埠往往单指达濠乡)。

康熙《潮阳县志。乡都》“踏头埔”条中记:“招收名为千金港,货船渔舟聚集之处,多于此设埠开市。”康熙二十三年(1684),粤海关成立,即设立达濠口,对过往商船进行抽税。嘉庆《潮阳县志》卷三“城池”“达濠城”条记“前橫一河,即达濠港,港内商渔船只千艘,湾泊东西两岸。”

清代达濠驻有招宁司巡检、达濠守备、招收场大使,又设海关达濠口,既是军事雄镇,又是繁盛的商埠,达濠河渡口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13.清人杨英在其《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中说:“达濠埔可以抛泊海艘、通运粮米,资其富饶,且须由南洋鱟澳过达濠埔方可至县。”商贸业的长盛不衰,使达濠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业集散地,被誉为“潮汕四大古镇之首”。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商埠的兴起与发展。一是人口的增长。四通八达,商贾辐辏的达濠港,吸引各地居民到此落户定居,形成陈、杨、吴、郑、张、余、翁、李、邱、朱、纪、梅等多姓聚集的区域。

二是街区的扩容。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达埠、赤港、青篮三乡沿濠江边为商业聚集的地方,将三乡联结为一个整体,历史上形成了许多老街。如达濠城东门外永濠街,西自城内,东至巡司埠,全长350米,由原永茂、油园、东濠三街合并而成。其南有永兴街、古井街、米安街、长安街、古竹街、永顺街、太和街、泰安街、厂前街、通兴街、康和街、和美街等。古竹街俗称竹篾街,是原来制售竹制品集中的地方。西濠门外为新兴街,往西在西门头接海旁路,因形成于清末民初而得名。

永宁街和苏州街在三角铺与永濠街中段汇合。苏州街南北走向,其西面原临达濠坑(今为西田路),原长百余米,今存七十米,街两旁为两层单开间木构楼房,楼下门两边木板取下即是做生意的楼面,二楼则用作居住。街北原有于乾隆二十八年重修的永宁桥往西通往陆厝池。苏州街南侧一段清代楼面街貌保留较好。

新兴街14号朱厝建于康熙年间,比兴建达濠城还要早,当时厝前还未建起楼房,视线可直达河西赤砂埔。因濠江在赤砂埔前有一弯曲,帆船经过风帆片片翻转,有如关公翻册。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祠堂的兴建。营建祠堂以奉祀祖先,凝聚宗亲,这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因经商行贸而发达富裕的达濠人,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集资建祠堂,特别是红头船商人。根据相关材料显示,达濠三乡的祠堂众多。达埠有吴、郑、张、余、翁、李、邱、朱、纪、陈等姓14座;赤港有陈、林、翁、谢、杨、许、曾等姓11座;青篮有李、徐、蔡、黄、林、梅、詹、吴等姓17座。14这些祠堂大多建造或修缮于清代。

不少祠堂是红头船商人建造的。达濠有“红字雅祠堂,乌字雅花园”的俗语,是说红字祠(吴氏家庙)在众多祠堂中是最漂亮的一座。红字祠和乌字祠建于乾隆年间,建这两座祠堂的是吴氏兄弟,具为红船主,贩运上海,致富而兴建祠堂。因祠堂建造精雕细琢、工艺超群而享誉地方。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民间信仰崇拜的发展。海边、商埠多拜海神妈祖与财神关帝。作为“海上保护神”,妈祖既是渔民的保护神,也是行船航海人的保护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妈祖庙之多,妈祖崇拜之盛,反映着一个地方港口的繁荣发达。在达濠埠短短700多米的濠江岸线上,就分布了4座天后宫。

濠江岸线原在厂前街一线,数百年后南推至海旁路,至20世纪90年代初又移至沿江路。现在厂前街离濠江岸有180米的距离。厂前街西端就有一座天后古庙,俗称达濠埠妈祖宫。嘉庆《潮阳县志》载:“在达濠埠中,建自何年无可稽考。雍正乙巳年腊月重修。埠众、漁船共祀之。”达濠埠天后宫于道光六年(1826)、光绪十八年(1892)、1990年三次重修。庙门外两壁有光绪十八年刻诗:

(左)“维兹天后,闺中养真。莆田身化,谢脱凡尘。母仪坤德,昭代功臣。慈航利济,实筏通津。 恩加海岛,九州皆春。濠江保障,威灵圣神。“

(右)“怀我圣母,赫赫休扬。伣天之妹,降福穰穰。狂澜力障,舟济平康。两埠商旅,食德莫忘。千秋崇祀,俎豆馨香。焕新庙宇,益著恩光。“

除这座天后宫外,嘉庆《潮阳县志》还记载了河渡、下尾、生祠前3座天后宫。达濠天后宫之多,足见达濠古港的商业贸易繁盛和极大影响力。

在濠江,几乎每座村落都有关帝庙。濠江诸多关帝庙中,最为出名的是达濠厂前街关圣古庙,俗称关爷宫。该庙始建未详,重修于乾隆二年(1737)、咸丰二年(1852),1991年再修。关爷宫所处位置是达濠繁华闹市中心,各种铺户林立,商业发达。清代曾由商铺间印刷“镭票”(“镭”,潮汕话是古铜币的意思,“镭票”即银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在海外流通,因此地利,关爷宫香火鼎盛,信众尤以从商者为最。

四、汕头埠

汕头港最早是“沙汕头港”,与溪东港处于同一内海湾,而更靠近妈屿口。其以梅溪为航道,可与潮安、澄海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则可达潮阳、惠来;溯榕江又可抵揭阳、普宁;东出妈屿口,直通外海,辐射全球。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取消海禁之后,汕头一带沿海航运贸易繁忙。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在沙汕头设烟墩、筑炮台,后成为海盐转运码头。咸丰年间,潮州府辖内的原鮀浦港、溪东港、庵埠港、樟林港由于滩涂污积,“沙汕头”港遂取而代之,成为粤东的重要门户。雍正八年(1730),清廷在厦岭天妃宫设立税站,时称“汕头口”,从此“汕头”这一地名逐渐确立。至嘉庆十四年(1809),因商船停泊越来越多,被称作“沙汕头港”。

由于航运贸易的逐渐繁荣,港埠也逐渐形成。嘉庆《澄海县志》称:“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舆贩他省,上溯津闽,下通台厦,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困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咸丰三年(1853),粤海关在汕头港的妈屿岛上设立常关,即是潮州府海关总口,也称为新关,取代了原庵埠总口的地位,以方便办理海关事宜。

鸦片战争后,列强们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除了在《南京条约》中规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地点进行贸易活动,还将贸易扩至其他港口城市,汕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船只开进汕头港的妈屿岛海面,派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进驻妈屿岛,进行商业贸易和传教活动。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26日、27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潮州(汕头)、琼州、台湾等10处为对外通商口岸。1860年1月1日,潮州(汕头)如期对美开市,在汕头港口门的妈屿岛上设立“潮海关”。至此,汕头正式开埠。开埠后,汕头成了外贸入倾、内贸输出的黄金海岸。“自咸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15);汕头“外贸之销售内地者日益繁多,内地产物之运售海外者亦较百十年前激增倍徙,由是而贸易之事日加繁盛”:“舟车云集,商旅辐辏,内则惠梅二州、赣南七县、闽南八县资为挹注,外则握南洋贸易之枢纽”,成为内外贸易的一大中心。随着以汕头为中心的商贸网络、交通网络和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不仅“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汕头成为“远东地区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开埠推动了汕头港的进一步开放。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外商纷纷来汕头开设洋行、商船会社和航业公司等机构。据调查,当时英、德、日、美、荷等国在汕开设的洋行、商店、旅馆等共有56家。20到20世纪30年代,汕头已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性海港。1933年,进出汕头的轮船达到4478艘,总吨位675万多吨;港口吞吐量占全国沿海各港口货运量的8.76%,仅次于上海、广州而居全国第三位。21据该年统计,全市各种商行达3441家,交易额为6.92亿元。至民国初年,汕头商贸不仅盛居全国第七,22而且牢牢控制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英、美、法、德、日、俄、荷、比等8个国家曾在汕头设领事馆,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百载商埠。

商贸的繁盛,推动了汕头以小公园为中心的商业闹市区的形成。小公园以“中山纪念亭”为发端,呈扇形放射出安平路、生平路、国平路、同平路等夹路两边周围富有特色的骑楼街道,构成“四永一升平,四安一镇邦”格局。“四永一升平”是永安、永和、永泰、永兴街和升平路;而怡安、棉安、万安、吉安街和镇邦路为“四安一镇邦”。“四永一升平、四安一镇”邦构成了旧时汕头这座百载商埠的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而英国领事署与日本领事馆等近代洋人建筑、潮海关、南生公司、永平酒楼、邮政总局大楼、胡文虎大楼、漳潮会馆、六邑会馆以及众多的侨批局,无不展示汕头百载商埠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