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约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李陵之事有所辩解，受腐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前后，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家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后来司马迁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习诵古文，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从儒家大师孔安国治古文《尚书》，从董仲舒习公羊派《春秋》，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
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开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笮、昆明”等地。此外，还曾侍从武帝巡狩封禅。
司马迁在漫长的旅游中，实地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长沙水滨凭吊屈原，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逸闻轶事。
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漫游使司马迁还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缙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还广泛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了解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这一切，对他政治见解的形成和写作《史记》都有着重大影响。
司马迁在漫游和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这些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气息。
汉武帝元丰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就在“金匮石室”阅读皇家藏书，搜集历史资料，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当时，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在狱中，受尽酷吏的折磨，并受了宫刑（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对受刑女子同样是破坏其生殖机能。）。狱中生活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狱中，曾一度想“引决自裁”，但一想到《史记》“草创未就”，便“就极刑而无愠色”（《报任安书》），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的著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无以为人”的处境下，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死后才得以问世。《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