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静穆，远山微茫，普天之下，“抗疫”正酣。本以为，今年的春节肯定会更热闹、更精彩，没想到的是，江城传出的几声咳嗽、数星飞沫竟然让春节欢乐的气氛戛然而止，一向喜欢热闹的国人在这个格外“漫长”的假期里静默地睁大眼睛，时刻关注着“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变化，牵挂着同胞的安危。然而，面对疫情，更可敬的是我的那些同仁，“前度刘郎今又来”，再一次披挂“战袍”，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留下了最美逆行者的身影，为托起患者生命的黎明日夜与病毒进行殊死的搏斗，成为了神州大地上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抗疫”英雄。
中国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曾经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瘟疫灾难。据史书记载，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王充《论衡·命义》）；“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有瘟疫必有“抗疫”。回顾中国抵御瘟疫的历史，亦涌现出许多“抗疫”的英雄人物，有官员、医生、百姓等，他们的精神值得可歌可泣。
特别莆田是历史上具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城市。千年以来在与瘟疫的斗争中，同样涌现了以吴媛、林兆恩、李健颐等为代表的“抗疫”人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凭着一已之力与疫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救死扶伤，拯万民于疫难之中，他们的“抗疫”事迹，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赞颂。
一、吴媛
吴媛，她在莆田人音译中被亲切的称之为“吴妈”。她的出生很有神话意味。据传，她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七月十五诞生于江苏浮海白鹤村吴家庄名医世家。其父名吴竞，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致仕后因事弃官前往苏州城开设祖传药堂。他学识渊博，医术高超，为人忠厚善良。吴竞育有子女五人，因吴媛居四，故称四娘。民间盛传，吴媛将生之时，吴家屋宇内外忽然瑞光四照，祥云生辉，紫气纷呈，左邻右舍观之，莫不惊叹称奇。其实这种瑞异之说，屡见于史，只不过从中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罢了。
令人惊奇的是，少儿时代的吴媛不学女红爱学医。吴媛自幼聪明伶俐，秀外慧中，加上双亲的百般宠爱，不仅让他随兄长延师读书识字还培养她对医药学的兴趣。受其家风影响，耳濡目染，她竟然对医学特别兴趣，且好学不倦，医书方药，倒背如流。同时，她经常跟父亲上山采药，学会辨识各种青草药。其父倾囊相授，专心学医的吴媛由此积累了相当的治病经验。
吴媛所处的唐代，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可谓是“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有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推动着文化在多元中扩展，整个社会充满文化创造的激情。正是这一时期，医学、药物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唐朝的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男尊女卑没有那么严重，朝廷又允许家传和个人带徒的方式传授医学，这些为吴媛学医提供了条件。
吴媛来到莆田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公元669年，吴竞携子女入闽居福州侯官县。吴家初至福州，由于随父外出行医，她的芳容便被一纨绔子弟盯上，初来乍到的吴竞受到胁迫，竟违心收下财礼。尽管吴媛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但又说不通胆小怕事的父亲，性格倔强的吴媛便拒婚离家出走。吴媛从此化名，如孤云野鹤，沿途拜师学艺，学医修法。公元671年，道成之后的吴媛游至莆田地界，风景如画的莆田以及淳朴的民风，让她漂泊的心静了下来。
吴媛拜会了道法高深、博学多才的住持慧贞师太。两人一见如故，参禅论道，相谈甚欢。吴媛从此安顿下来，潜心研医修法。她时而上山采药，时而深入民间为百姓行医治病，且分文不取，深得民众喜爱。不久吴媛在兴角山择凤凰朝天宝地结茅而居，踽踽独行，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和爱戴，声名远扬。可见吴媛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位名医，而且是女名医。
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地处闽中的莆仙一带乃瘟疫多发之地，传染病经常肆行无忌，危害百姓。公元672年，仙游县兴泰里百里范围内发生了大瘟疫，以惊人的速度向四周蔓延，许多村落尸横遍野，百姓哭声载道，惨象触目惊心。吴媛心如刀绞，发誓解苦救难，拯救百姓。于是她为了探索战胜疫病的方法，独自深入山野密林，废寝忘食采摘药草，研方配药。
好在莆仙是药材之乡，植物茂盛，草药遍地。吴媛夜以继日地和乡民们一起熬药、治病，席不暇暖，日夜奔忙。她还一边传播医道之理，一边教民众修功护体，特别她配制的方药特别有效，有起死回生之效，病魔终于败退，瘟疫得以控制，方圆一带渐复生机。吴媛，一个柔弱的女子成为了莆田“抗疫”第一人，她治病救人的传奇故事也随之远播四方。
瘟疫无情，吴妈有爱。从此，吴媛所到之处草木蔓发，春暖花开，山河无恙，人间吉祥，方圆百里的民众都开始亲切的称呼吴媛为吴妈或仙姑，受到百姓的爱戴。“此心安处是吾乡”。吴媛——这位苏州姑娘因此深深地爱上了莆田这块美丽的地方，莆田成为了她心中真正的家。吴媛不仅为医行善救治许多百姓，而且她还与其兄共筑延寿陂，开发北洋，造福莆田，百姓更是有口皆碑。百姓感激她的恩德，在她生前就用民间传统的礼仪焚香备礼叩谢上天的赐福。公元714年农历六月初一，吴媛上兴角山巅采药，时近晌午，坐在巨石上仙逝。民间为了神化吴媛，传为在此闭目养神，遂化蝶升天。唐玄宗开元三年（715），百姓感其恩德，捐建吴妈祠，殿宇取名兴角宫。
从吴媛的传奇经历来看，她为人慈善，心有大爱，虽然她亦医亦道，但主要以医显名而深入人心，故宋理宗钦赐宝匾为“护国庇民”。至于后来成为道教中人，主要与宋代的莆田道教兴盛有关，故在道教及其信众的共同推动下，吴媛与妈祖一样完成了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她在这期间屡受加封不断晋升，尊称亦不断变动升级，从吴妈、大妈、古妈、三妈（台湾）、慈感娘娘、太乙仙姑到吴氏圣妃、显圣天妃、法主仙妃、吴圣天妃等。
莆田一带多尊称为“吴圣天妃”，在莆田每年长达一个月的元宵行傩中经常可以看到她的神姿仙态。宋以降，随着吴妈神灵的远播，奉祀的宫庙越来越多，以至于“吴圣天妃”的身影跨越国界，远渡异国他乡，影响广泛。
二、林兆恩
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林兆恩出身儒门世家，世代官宦，在十八岁时，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员。“尝慨兆恩自少年时，能习举业，冀得致身青云，而显荣于世者。”显然当时林兆恩希望如先辈一样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在二十八岁那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乡试三次名落孙山的林兆恩从此放弃举业，四处求学问道，过着隐逸闲适的生活。
缘于良好的家风，受其影响，林兆恩从小就有家国情怀。他少年时代就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心存慈善。据《林子年谱》载：林兆恩十三岁时，经常金银救济穷人。母亲问他为何？林兆恩回答：“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嘉靖二十三年（1544），林兆恩兄弟三人遵照父亲遗嘱，召集债务人，将“千金之券”全部返给他们，取消所有债务，乡人称善。
山不转水转。落第后的林兆恩，却做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他转而出入佛门道观，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寻师访道，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经过五年的彷徨、思索，林兆恩对当时儒道释三教的神圣性有诸多疑问，便“锐志于心身性命之学，遍叩三门”。“数年间，如痴如醉，如颠如疯。凡略有道者，辄拜访之，厚币之，或懈逅儒学玄装，虽甚庸流，亦长跪请教。”通过认真比较，反复研究，他恍然大悟到原来儒道释三教的宗旨是趋同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因此，他主张恢复儒道释三教之本原。经过多年的探索、思考与总结，林兆恩35岁那一年，提出了三教合一思想体系，把儒、道、释三教合为一教，创立了“三一教”，主张立德、从善、行孝、济贫。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广泛传教，因其主张受到不同阶层的欢迎，从者甚众。
正当林兆恩专心致志传教之时，莆田祸起倭患。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东南沿海深受其害。倭寇侵犯骚扰兴化府先后达15次，兴化成为倭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倭寇屡次扰乱攻陷兴化城池，沿途烧杀掠夺，抢劫民财，残杀百姓，“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
大灾必有大疫。倭患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使莆仙祸不单行，给百姓带来莫大灾难。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造成多大规模人口的死亡，但通过“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的恐怖气氛的描写，可以想象当时瘟疫蔓延之烈。可见瘟疫的威胁在嘉靖后期“倭寇”为害莆田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为严重。可以讲，此时期莆田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及时扑灭瘟疫，莆田将陷灭顶之灾。
在这存亡绝续的大关头，林兆恩见义勇为，在“抗疫”中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面对倭患与瘟疫造成的莆田积尸盈野、瘟疫恣肆的局面，莆田官府却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表现出消极的态度。“郡守易公道、谭新除，闻积尸盈城野，遂停车福清县，弗敢莅任。”此时，林兆恩说服家族，并把三一教门徒以及弟子组织动员起来，他采取了几项有效的应对措施：
首先，掩埋死尸。倭患与瘟疫使整个莆田城就象是个大墓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如果尸体没有及时处理，尸体会腐烂并产生毒素，特别瘟疫死亡的人会成为传染源。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从夏到冬三次攻埭，扰乱周围村庄，城郊荔浦一带百姓被杀甚多，血流染红了沟水。林兆恩命弟弟兆居、弟子黄仕钦等七人，雇工在城内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最为严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11月29日，倭寇攻破城池，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倭寇退，林兆恩谓刘济策等曰：“城果陷矣。尔等能不忘一体夙心，而掩其遗骼乎？”人手不足之时，他把自家的田产买掉得到的钱，雇人在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于南北河尾二山。面对当时的惨象，他痛心地写下了《作寇退收尸歌》：“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他掩没死尸的做法既有净化环境消灭传染源的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入土为安的风俗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其次，赈民救灾。莆田倭患与瘟疫流行双祸而至，饥荒随之而来，腥风血雨的莆田此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赈灾迫在眉睫。在发生灾荒时，官府通常会减免当地赋税或开仓放粮以济民困，或开展赈灾活动。但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朝廷与莆田官府作为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却无所作为，令人失望。原本莆田寺院有赈灾救济，却在平灭“倭寇”中，国家筹饷因向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重负而败落，无力赈灾。另外，通常莆田富有之家也会在灾荒时煮粥济民。但莆田经过轮番的“倭患”与瘟疫，富有之家损失惨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尽沙砾，迄今未能尽复。”在这危难之际，林兆恩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济民事宜。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扰乱莆田，城外百姓进城避乱，兆恩先生给予每人钱和粮。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和二十二年（1594），莆田先后发生两次饥荒，兆恩又捐银二百余两、谷数百石赈济。林兆恩“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于是人咸自庆得生。”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传递给莆田人民的温暖，使莆田人民挺过了多次灾难。
第三，救治病人。救治瘟疫仅靠掩埋尸体，消灭传染源是不够的，更需要对感染瘟疫者进行治疗。明代国家在各地都设有管理、训练医生的“医学”机构以及发放医药的“惠民药局”。但是，这些机构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实亡。林兆恩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民众治疗瘟疫。他运用三教合一的内丹理论，创造“九序心法”。据林兆恩自承：“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艮背法讲得是气功疗病。气功，古称“导引”、“吐纳”等，为我国传统的健身术，是通过自身调摄，以炼意、炼气、炼形为要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即“调身”、“调息”、“调心”，体现了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
除了用艮背法疗病之外，林兆恩还采用古老的医术——祝由术治疗病人。祝由术来源于中国南方楚地，上古时期就有苗黎巫医苗父用祝由的方法治病的记载。早期祝由医方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有记载。祝由魏晋以后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林兆恩的祝由术可能与他早年出入寺门道观有关。祝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医的“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的理念，蕴含着朴素的心理暗示、归因替代、意识疗法等心理学思想，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有一段记载反映了这一点。“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夜遇先生歌咏登东山，群趋而避之曰：‘三廼教先生来矣。’一老翁未睡闻之。既而先生过去，少顷，复相谓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恶，只好饮耳。其家穷极，饶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众以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谓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数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书曰：‘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其家咸不药而起。先生之写正气，实自此始。自是几染瘟疫者，无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那个特别的时期，惊悚恐惧的人们，古老的祝由术在心理治疗方面有较好疗效，并采用艮背法，当时被林兆恩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门求教治病之方。他把艮背法与祝由术传授门徒为百姓治病，百姓容易接受，很快推广开来，疗效亦佳，瘟疫得以逐渐遏制。
从林兆恩投身于“抗疫”这段历史来看，他积极掩埋死尸、赈济灾民、救治瘟疫……这些义举与他倡导的教旨是相一致的，在家乡莆田危难之际，改变了他逃避现实的思想倾向，积极投入社会生活；而“舍家纡难”的行为，体现了他的担当和胸怀，在遏制瘟疫蔓延与重建莆田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说明了他由隐至显的转变过程，也实现了他自已执着追求的人生价值。中国自古以来相信否极泰来，再艰难的状况中都孕育新的可能。因为在此过程中，林兆恩不仅扩大了自己在莆田当地的威望，而且不经意间使他的“三一”学说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三一教”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信奉。
三、李健颐
李健颐，原名孝仁，号梦仙，生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农历十一月初四。原籍福建省晋江县。1934年定居莆田县涵江，遂融入其中，对这块神奇的土地爱得深沉。李健颐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医学家，精于温病学，他的一生可用“大医精诚”四个字来概括。他是神州大地上中医学界的翘楚，在八闽，迄今为止，他仍然是最有成就的中医学家之一。
李健颐承父业立志为医。他的父亲——李昭明是位中医，在当地甚有名气，他一出生，家庭氤氲的中医药气息就一直陪伴着他。他天资聪颖，学习用功，又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庭训，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父的培养下，少儿时就会背诵本草经、汤头歌诀与方剂。年纪稍大时，他就开始阅读伤寒、金匮要略、素问灵枢等中医典籍。父亲的严格要求，使他的学业不断进步。16岁那年，父亲要求他学西医，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天窗，他为医的眼界更为广阔。17岁他就开始随父坐堂行医。24岁开始执业行医，独当一面。
李健颐博医源一生勤奋。他目睹当时社会瘟疫猖獗，死者枕藉的残酷现实，促使他专心研究温病学。李健颐在行医期间，发现瘟疫病人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如何治好病人与降低病死率呢？他便从古老的中医药典籍中寻找治疗各种瘟疫的方法与药方。他在学海里泛舟，望尽天涯路，他从《黄帝内经》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了解他们对温病的描写和症候特点。他很推崇明代吴有性的“戾气”学说，对吴有性的《温疫论》、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温热条辨》及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温病大家的著作反复研读，深入研究，常云他们的著作“乃温病之圭臬，医者不可不读”。
特别吴鞠通治疗温病有独到见解与大量的创新，其中提出的在卫用银翘散、桑菊饮；入气服白虎汤、承气汤；在营以清营汤、清宫汤；入血则饮犀角地黄汤的一系列治疗方剂，受到颇多启发。他把这此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病人，疗效明显提高。他对温病学的研究，不仅使他在临诊中得心应手，而且在其后的应邀担任温病学教学的工作中亦游刃有余。但是，如何制伏鼠疫病这种烈性传染病，成了他当时的一个心结。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自鼠疫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总是一次次光顾并袭击神州大地。福建尤其是莆田鼠疫尤为严重。鼠疫中医初名核瘟，临床症见恶核、恶寒以及热、渴、痛、痹四证；严重者皮肤发黑、腹痛腹泻、咯血吐血，以及昏迷、谵语等症状。他对上述疫病来势急骤，疫毒内炽，拟方以解毒为主，在民国早期自创处方名为二一解毒汤，让许多绝望的病人起生回生，由此声名鹊起，当时莆田民众称赞他“医肱三折，著手成春”。
特别针对鼠疫发病急剧的特点，李健颐认为应当以快制快。为此他想到了西医使用的针剂。他青睐注射剂作用迅速可靠，可发挥全身或局部的定位作用，适用于不宜口服药物和不能口服的病人，故他开创中药针剂治疗瘟疫尤其是鼠疫。正如他所言：“不特可以补助中药不及之弊，且可启中药注射之新法，而抵塞西药之漏卮也。”他的二一解毒汤制成的二一解毒注射液由此诞生，“能治鼠疫、癍疹、麻豆、猩红热、脑膜炎、狂犬病、霍乱、瘟疫等症，用法简单，奏效灵敏，副作用少，与西药注射无相轩轾。”该药特别对鼠疫有奇效，在民国中期的鼠疫流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病死率大幅下降，把无数病人从生死线上拽回，成为当时中国治疗鼠疫的良药。
他在治疗瘟疫方面的贡献，对中医药学界的“抗疫”事业指明了方向，有着重大的意义。后人评价，李健颐的“二一解毒汤，尤其是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发明，可谓近代中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也为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史实增添了浓彩华章”。
医者仁心，造福人民，这是李健颐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为了治好更多的病人，他将自己治疗的鼠疫的经验进行总结，日夜挥毫，终于在1935年5月由他编著的《鼠疫治疗全书》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现代医药学社发行。该书是当时中医治疗鼠疫的集大成之作，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他在诊治鼠疫方面的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该书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其影响溢出八闽，远扬全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防治传染病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有人统计，1950年：“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面对残酷的疫情，急需一批治疗传染病的人才。鉴于李健颐对瘟疫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临床，他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征召，先后任命主持全省乙脑、恙虫病、伤寒、白喉等传染病的中医辨证治疗的重大项目，用来指导全省的传染病防治，这些研究成果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他为我省的传染病防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6年1月李健颐调任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编辑室主任、福建省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温病科主任、《福建省中医药》杂志编辑室主任。
1958年任福建省中医学院院务委员、教授、福建省中医学院温病教研组主任。不论是三尺讲台还是编辑工作，他兢兢业业，以渊博的知识“传业授道解惑”，为学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防治瘟病与医学知识领域的大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纵观李健颐的一生，他的一生不同凡响，称他“大医精诚”实至名归。时至今日，心怀感恩的福建人民，仍对他念念不忘。透过岁月的痕迹，作为医生与师者的李健颐，演绎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抗疫”传奇人生，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有诗赞曰：
家学渊源博群书，
岐黄之术彰仁心。
驱疫疗疾良医志，
杏林折枝医道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回望莆田的沧桑岁月，特别是历史上那些瘟疫肆虐的黑暗日子里，象吴媛、林兆恩、李健颐等这些在大难面前勇往直前的“抗疫”人物，不，是英雄，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事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耀千古。这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铿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了他们这样的“中国脊梁”，才铸就了一个民族的伟大。值得庆幸的神州大地，有了他们，中华民族才绵延不绝，我们没有理由不记住他们的英名及英雄事迹，他们“抗疫”的传奇故事必将世世代地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