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界出现了一大批职业外交家，郭泰祺（1888—1952）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自24岁步入外交界，郭泰祺便一直在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从1932年开始，他出使英伦九年，多次代表中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1946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安理会常任代表，并成功地代表中国担任安理会第一次会议的第一任主席，主持了许多国际事务的讨论，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2004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美国接收了一批由美籍华人、美国加州圣迭哥大学朱葆教授无偿捐献的郭泰祺个人档案。这批档案绝大多数为英文，与郭泰祺的经历相吻合，基本上展现了他的一生。其中，“1932-1941年”和“1946-1947年”两个区间内的档案很具有研究价值。笔者有幸参加此批档案的整理，在与“档案中的郭泰祺”亲密接触过程中，逐渐勾勒出了清晰的郭泰祺形象。
“资深”外交家之路
郭泰祺出生于前清秀才家庭，幼时便跟随父亲读书。1902年，他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湖北省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堂。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他深得张之洞赏识，1904年被送到美国留学。自此，他先后进入马萨诸塞州伊斯坦普中学、威里斯顿神学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08年，郭泰祺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时期正值国内动乱，他便选择在美国求职，任《宾夕法尼亚报》编辑、记者。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美国后，24岁的郭泰祺异常兴奋，于1912年3月回国，受聘为私立武昌英语馆馆长，并经王世杰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他经同乡介绍担任湖北军政府的外交股长，从此步入外交界，开始了他逐步成长的外交家之路。
1916年，郭泰祺任黎元洪总统府高等顾问，兼外交部参事，与时任外交总长的伍廷芳过从甚密。伍廷芳非常赏识郭泰祺的能力与才干，将大量的实际外交事务交给郭泰祺打理，这为郭泰祺以后在外交界立足打下了基础。1917年张勋复辟以后，郭泰祺在伍廷芳带领下南下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护法运动，担任护法军政府参事及外交次长。
1918年年初，郭泰祺、陈友仁及王正廷被派往美国，以争取美国对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支持，但劳而无功。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31岁的郭泰祺和陈友仁、王正廷一起作为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这是郭泰祺第一次作为中国外交官登上国际外交舞台。
1927年3月，郭泰祺受武汉国民政府外交代部长陈友仁派遣，去上海了解情况。当时，蒋介石拥兵自重，在南京另立政府，形成宁汉对立局面。到上海后，郭泰祺审时度势，投奔了蒋介石，出任江苏省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委员会委员，替蒋介石与外国人办交涉。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准外交部长胡汉民辞职，无庸陈友仁代外交部长，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伍朝枢任职不久，即提名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兼任上海交涉员。郭泰祺以其“和蔼的态度，耐烦的性情，有立场却带人情味的辞令”，给英美各国驻沪领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应付中日间的紧张局面，一度因人事更迭而被免去一切党政职务的郭泰祺，又被任命为外交部政务次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参加中日停战会议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希望郭泰祺利用与驻上海的英、美等国领事间的私人友谊，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经过英、美领事的居中调解，中日双方最终达成妥协的《淞沪停战协定》。郭泰祺代表中方签字，激起民愤，引发了“投掷银元事件”。5月3日，上海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进行质问，有人将准备好的银元等物品朝郭泰祺砸去。郭泰祺躲闪不及，额眉被银元所伤，鲜血直流，被送往医院救治。郭泰祺也因此名噪中外。
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
1932年9月，郭泰祺出任中国驻英国公使。1935年5月，中国驻英公使馆升格为驻英大使馆，郭泰祺便成为中国第一任驻英全权大使。
在英国渡过的9年，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9年。他与英国朝野上至首相下至一般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出使英国期间，他曾穿着礼服出入于王宫的宴会；曾脱了外衣、卷起袖子，在英国国会餐厅侃侃而谈；曾在小饭馆，和新进的议员们吃饭聊天；也曾出席“每月一元助华会”等民间聚会场合，发表募捐演说；为中国外交广开道路，也为中国在英国树立了顽强抗战的形象。他因此赢得了“出色演讲家”的美誉。
据档案记载，滇缅路关闭后，郭泰祺在正常外交途径之外，还穿梭于首相、外长、次长之间，利用私人交情，为重开滇缅路而奔波。最终，丘吉尔向他秘密承诺：“日、意、德同盟，国际空气一清，而美孤立派益失势”，“英国处境远胜于三个月前，当时对缅路若不让步，恐日将宣战，故离开中立暂为停闭，现决期重开，8日将向国会宣布”。至此，郭泰祺才放下心来。
任职期间，他积极致力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宣传。1938年初，他把自己从国际宣传处得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提供给了英国工合运动领导人之一、英国贸易工会主席、英国援华会成员本·提里特（BenTillet），希望通过他在英国传播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
从本·提里特1938年3月给郭泰祺的信函中，可以看出郭泰祺此举的效果。
本·提里特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大使先生：
看罢这些展示真实的道德败坏以及那些充满兽性的、令人恐惧的杀戮暴行故事后，我强压内心的伤悲给你写这封信。
如果大众把这个充满暴行、肉欲、掠夺和杀戮的故事铭记在心并发起抗议的话，我会感到欣慰。
把记录心灵痛苦的悲惨事件全部印出来当然最好不过。记录下这些材料的重要人士有种受辱的感觉，他必定认为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和刺客、畜生还能够活在世上，这使得日本变成了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低等的、野蛮的以及毫无信仰、毫无道德的国度。
我准备尽可能广泛地将这个故事传播出去，将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故事，让全世界都来声讨这个可怕民族的暴行。
从道义上说，中华文明甚至几乎比任何西方文明更古老。我为全世界在对待集体安全和人类生命上的意识薄弱而感到痛惜。
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工业平衡方面，人们缺乏基本的或系统的意识。
随信附有印刷材料。
我将乐于很快就见到你。
你诚挚的
本·提里特
1938年3月，提里特将郭泰祺提供的材料编成一本小册子《滚出中国——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在英国印行，初期印数达1万册。郭泰祺此次的宣传活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公共外交史上的一个成功案例。
他在中国驻英使馆孙中山当年被囚禁的小屋内创建了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并亲撰《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他写道：“泰祺秉节使英，公余常来斯室，睹兹遗迹，向往弥深，念昔追随之情，不胜隐没之惧，爰加修葺，用垂纪念。既以苴履留苏，不敢过事铺设，盖恐有失圜户之真，而迷总理刻苦之意也。嗟乎！哲人云亡觱栗维深，而强寇侵凌，东北沦陷，诚我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志士卧薪尝胆之日也。泰祺谬列樽俎，期伸正义，式救靡术，惕勤有训，凡国人之来斯室者，于景仰之余，追怀总理当日救国救民之宏旨，不屈不挠之精神，其亦知所以。兴手是为记。”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保留至今，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的一个重要场所，足显郭泰祺的外交智慧和政治胆识。
1938年年初，郭泰祺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以大使身份获此殊荣的华人。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自1932年以来在英国的外交成就。
1941年4月，郭泰祺被中华民国政府召回重庆，任命为外交部长。立即在英国引起轰动，各种各样的函电和贺信如雪花般飞来，称“郭氏在大使任内履行艰巨任务，为各方所尊崇”。然而，由于“私生活不检点”等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定论的一些因素，郭泰祺上任不久便被“冷冻”起来。当年12月，他被免去了外长职务，调任至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任和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虚职。
命途多舛的首席代表
抗战胜利后，经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王世杰的推荐，郭泰祺作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派往美国。经过多年的宦海沉浮，郭泰祺苍老了许多，额头上也添了皱纹。
1946年2月，郭泰祺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出席安理会常任代表。按照各国国名字母顺序，郭泰祺代表中国政府担任安理会第一次会议的第一任主席。在担任主席期间，他利用其在国联工作时的经验，主持会议讨论了原子能问题、裁军问题和希腊问题，处理程序有条不紊，且极为得体，为中国赢得了不少声誉。《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赞誉郭泰祺在任期内，“无论在平静或纷扰之场合，始终从容不迫，精明而又谦虚……乃一优异之主席，今彼圆满完成任务，吾人兹向其致敬”。
正当郭泰祺准备迎接他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时，命运又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1947年4月的某天早上，郭泰祺在乘车从寓所到代表团办事处途中突发严重的心脏病。他随即被送往纽约的长老会医院。痊愈后，他已无足够精力继续办公。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递上了辞呈。
1947年12月，郭泰祺又被派往美洲担任中国驻巴西大使。但巴西的天气并不适合其静养身体，加上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在即，他最终萌生退意，退隐到美国加州的圣芭芭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欢迎其回国工作，郭泰祺也表示愿意，但终因病未能成行。
1952年2月29日，他病逝于美国加州医院，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