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里，收藏有人称“救时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亲书的“藩篱”碑碣。该碑碣长85厘米，宽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题款“大唐开元三年”，左下题款“姚崇题”，中间楷书“藩篱”两个大字。这是时年六十五岁的姚崇在开元三年（715年）回陕州硖石故里时挥笔留下的，是目前全国唯一发现的姚崇手迹。
“藩篱”，《辞海》中的解释是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围栅，比喻门户或屏障；《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篱笆，比喻对事物的限制。姚崇以“藩篱”为喻，要求后人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官，都要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要崇尚气节、忠君爱国，做到公平、公正、诚信。
姚崇（651年—721年），字元之，唐朝陕州硖石（今三门峡市陕县）人，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勤劳职事，功勋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特别是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功劳而名留青史。
时人及后世之人对于姚崇的评价颇高。同为唐相的张说称赞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在点评《新唐书·姚崇传》时赞扬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他赞扬姚崇进谏唐玄宗的“十事要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姚崇一生三次为相，地位很高，但是以身作则，生活俭朴，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正是大唐盛世，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说自己一生知止、知足，并写了一篇《遗令戒子孙文》，要求薄葬。他是这么写的：“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并要求子孙后代“汝等身殁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纵观姚崇留给后代的家风家训，他认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冰壶是对，炯诫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他要求子孙后代事亲至孝，不图虚名；移孝为国，忠直任事；廉勤从政，以身作则；知止知足，不妄图富贵；不斤斤计较，预分田产；提倡薄葬，节俭持家；谨言慎行，惟德惟贤。姚崇的家风家训特色鲜明，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庸俗空洞的说教，寓意深远而为后世传颂，世称“宰相家训”。
好家训泽被后世，姚崇的子孙把姚崇的家训和遗嘱，作为家族的“藩篱”，作为处世的“标准”，世代遵守，代代相传。他们大多忠于国家，为百姓做事，彰显了仁义之风。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姚崇的家风家训不仅成为其家族传承的道德规范，更是中华家训中的经典，怡悦着人们的情志、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感化着人们的心灵，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彰显出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