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南部，东连保康、谷城县，南临神农架林区，西与竹山县毗邻。房县古称“房陵”，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得名。房县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全国著名的“木耳之乡”、“黄酒之乡”。
房县，古称房陵，地处鄂西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汉民族创世诗史前神话《黑暗传》，在房县西南山区传承；女娲炼石补天，遗石东部青峰山上；神农遍尝百草，周济天下苍生；尧子丹朱，避舜于房；武王伐纣，彭在其中；西周太师尹吉甫房陵人，功勋卓著，遗有《诗经》千古传诵；秦汉以降，赵王迁、唐中宗李显等数二十多位帝王将相谪居房陵，塑造了博大精深的帝王流放文化；见诸史志中的野人迷踪，给房陵大地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房县自古有着浓厚的民间文化习俗，在清同治版《房县志》卷十一中有关于风俗的记载：“防渚多山林，少原隰，厥民刀耕火种，厥性刚烈躁急。厥声近秦，厥歌好楚……”、“立春，农夫击社鼓，呜大锣，唱秧歌数阕”、“婚姻……鼓吹及媒妁……”、“中秋节……又有摸秋之戏，人人家蔬圃摘瓜抱归，鼓乐送至亲友家……”、“冬至日……演戏……”、“除夕……炙炭满屋，或添香，或放爆，或歌吹……”、“元宵，作灯神前墓道及门庭井灶……有龙、虎、狮、麟、车船、竹马、软索、节节高、鳌山等灯，自初十日起，结彩张筵，灯影与星月交辉，爆声与歌管竞沸，至二十后，乃罢。”多少年来，房陵传统民间文化一直世代相传。
房县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帝王流放地
房县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历史上把房陵作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这里的人数最多，而且品级最高，仅史书上记载的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１４位。在中国的历史上，河北的沧州、黑龙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较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没有哪一处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与房陵相比。自秦以来，房陵有数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亲政的时候，长信侯（女子旁加寥、不要穴头）（音ai)趁秦始皇刚刚亲政起兵叛乱被处死，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4000多户上万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陵。
第二次是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陵。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广武王李承宏，还有广为人知的庐陵王李显等被贬谪房陵．第四次是五代两宋时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贬谪房陵。
傅广典认为，如此之多的帝王，如此之多的人口被流放到房陵，这对房县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流放文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是异质文化，它所带来的宫廷文化必然与本土文化发生融汇和整合，这种融汇和整合形成了新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堪称房陵文化的精华。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史学家忽略的问题，这就是被流放的帝王将相并非都是王朝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有些皇亲国戚或亲信党羽犯了游戏规则，放在宫廷里碍眼，或者不贬不谪不足以维护王朝律令的尊严，宫廷就将他们流放到离国都并不很远既荒僻又富庶的地方去。对于建都长安的王朝而言，房陵就是最理想的流放地，盆地地形，山高水险而土地却很肥沃，被流放的人到了这里既跑不了也饿不死，适中的距离也便于朝廷监视督察。这使残酷的流放带上了温情色彩。
唐朝庐陵王李显可算作一例。他被贬谕在房陵长达14年之久，他在这里卧薪尝胆，筑城建宫，以图东山再起．历史上被贬谪在这里的帝王将相修宫建殿依然称王者，远不止庐陵王一人，于是就宫廷文化而言，房陵就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这种“陪都文化”是房陵文化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成分。
纵观历史，被宫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带到房陵的宫廷文化，改变了房陵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这个独特的地域里，王与民的亲和、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决定了房陵的文化中心位置。
房县民间的原生态《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一看便知，这是《诗经》中的诗句，是《国风·周南·关雎》。这首诗写的是男子爱上一个姑娘，引起他深深的思慕，想用弹琴鼓瑟、敲钟击鼓去取得她的欢心。切莫小看这首诗。《关雎》是《风》之首，也是《诗经》三百篇的第一篇。孔子论《诗》，极赞《关雎》和《周南》、《召南》，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意思是：《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就是说从太师挚开始演奏，到演奏关雎之合唱结束，美妙动听的音乐充满了耳朵。
但是，你很难想象得到，为孔子所反复赞赏的《关雎》，却在地处神农架北麓、大巴山东端的鄂西北房县农村，发现了它的原生态。其原始、生动、鲜活的具体情况，袁野、袁源在《“房陵文化圈”采风》中有生动记录：
“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这是房县门古寺镇草池村60岁的民间歌师邓发顶唱的“姐儿歌”。邓发顶不仅会唱，还会采用古老的“姐儿歌”的曲调，用唢呐吹奏。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也爱唱这首有《诗经·关雎》内容的民歌。
“……参差荇菜水中摆，左右流之想裙衩，窈窕淑女我爱你，寤寐求之姐儿来，琴瑟钏鼓度情怀。”秦口村张绍祥唱丧鼓歌也有一首唱《诗经》的：“走进山门往里走，叫我唱歌我也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家养女百家求，求到手了才罢休。”
“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杨才德说，这是1981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所唱的《诗经·关雎》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
“关关雎鸠声闻天，在河之洲又团圆；窈窕淑女你请坐，君子好逑万万年。”地处房县山区九道乡78岁的老歌师冉启春在接受民歌专家采风时，唱了这首本地传唱的《诗经》民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爱情诗歌，至今仍在房县以多个版本口头传唱着，古老的《诗经》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活”在民间。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而且“听”看到了《诗经》的原生态，即成“经”之前的《诗》。原来经典并不神秘，也并非高不可攀，它生于民间，源于生活，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流行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周朝初期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这五百多年间。当时人们称它为《诗》，或者从诗篇的大概数字，称它为“《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称《诗》为“经”，有着典范著作的意思。
《诗经》之风、雅、颂，是根据音乐及地区的不同而划分的。“风”是指分封在各地的诸侯国国家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左传·成公九年》范文子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正好说明了风的含义。“风”中的民歌充满了真挚、纯洁、浓郁、丰富的感情色彩。曲式结构（分节歌、主副歌、换头等十余种）变化多，表演形式（独唱、对唱、帮腔等）新颖，是《诗经》中的精华，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关雎》、《伐檀》等作品。“风”共160篇，包括15国的民歌，这些民歌流传的地域相当广阔，除“周南”、“召南”在江汉汝水一带外，其余十三“国风”都在黄河流域，即东到山东，西至陕西，南到江汉流域，北到河北、山西一带，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和湖北北部、四川的东部。
《关雎》是《周南》中的一首，而《周南》是《国风》的一部分。“周南”产生于江汉一带，从字面上理解“江”是长江，“汉”是汉水，而房县恰在长江之北、汉水之南的江汉之间。所以，房县是《诗经·国风·周南》的发源地之一，是没有疑问的。进而言之，“江汉”确指哪里？当代著名学者钱穆（1895～1990）先生研究结果表明，“江汉”系指汉水。他指出，余观《诗》与《楚辞》于“江汉”、“江湘”每每连举，此多不得专指长江言。如“江汉浮浮”、“江汉之浒”以及“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大率指汉不指江（钱穆《古史地理论丛》）。这个结论说明，房县乃至整个渝东、陕南、鄂西北都是《诗经》的发源地之一。
《诗经》产生已有两千多年时间，为何至今仍在房县民间口头传唱？一个原因是《诗经》各篇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另一个原因是，房县是《诗经》的作者、也是《诗经》中的被歌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
尹吉甫，姓兮，名甲，也称“兮伯吉父”。甫，本作“父”，尹为官名。周宣王中兴时，曾率师北伐猃狁至太原。《诗·小雅·六月》及他的遗物“兮甲盘”都记述此事。相传吉甫作有《诗·大雅·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篇，以赞美宣王。《诗经·大雅》中有题为《崧高》和《烝民》的两首诗，诗末章都有“吉甫作诵”一句表明作者名叫尹吉甫。《诗经》三百篇中可见诗人自言姓名的，仅此两篇。
据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尹公庙，城西南六里，祀周尹吉甫……”、“《广舆记》所谓吉甫为房陵人，是也。及闻城东有祠墓”。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袁野、袁源在《“房陵文化圈”采风》中记载，在据说为尹吉甫老屋的万峪乡，75岁的尹维鹏老人能熟背尹吉甫下传的56代家谱的辈分，也会唱当地传唱的《关雎》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