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支流的伐木场，将原木砍伐后运至溪河岸边，用纤藤把几十根原木捆扎在一起，就成了木排，然后借助水流运送到川江沿岸的目的地。这个过程叫放排，又称排运，是一种经济、简便、原始的运输方式。后来改用轮船拖运，称为拖排，逐步取代了放排。再后来，拖排也退出了川江。
古代川江木排
上古时代居住在川江的先民，经常遭遇洪水葬身，有的意外地抓到漂浮在水中的树木而获生。久而久之，古人意识到树木在水上可漂浮不沉，便试着附木渡水。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发现几根树木捆绑在一起，比单根的浮力大、稳定性好，于是，便出现一种称“桴”的小筏子，作为水上交通工具。这种称“桴”的小木筏用几根树木捆扎而成，也就是木排。
川江最早比较详细记载的木排，与战争分不开。东汉建武九年(33年)，割据益州(四川)称帝的公孙述，遣大将任满、田戌率几万水师，从鱼复(奉节)乘木排、竹筏直出三峡，攻占宜昌、宜都等地，在江中打桩建浮桥，断绝航道，以防汉光武帝刘秀的讨伐。三国时期，吴国为抵挡晋武帝司马炎的进攻，在三峡西陵峡的江中暗置铁锥和拦江铁索，太康元年（280年）正月，西晋益州刺史王濬制造几十张大木排，连成一个整体，令水兵推着前行，江中暗置的铁锥扎在木排上，就被拔掉了，再点燃堆在木排上饱灌麻油的竹缆，烧融拦江铁索。司马炎灭吴，木排立下了战功。
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始建紫禁城，需要大量木材。川江支流乌江长1000多公里，流域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两岸生长着一种我国特有的楠木，已成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巨树，色呈浅橙黄，纹理淡雅，遇雨时有阵阵幽香，做建材几百年不腐不蛀。朱棣先后多次命工部尚书宋礼、监察御史顾佐等官员入川督办采伐，先用人力把楠木搬运至山涧小溪，等山洪暴发后冲进乌江，流放到与川江交汇处的涪州(涪陵)聚集，然后每80根梱扎为一个木排，每个雇水手10名、民工40名，由朝廷派员随排押运，沿川江放排到京杭运河，转运北京。涪州一时成为川江最大的木材集运港。
明嘉靖、万历年间，竣工后的紫禁城多次失火，一些被焚毁的殿宫需重建，朝廷在涪州设置督木道，继续督办木材伐运。清朝的几位皇帝又续建和重建紫禁城，仅乾隆七年(1742年)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66年间，先后14次从川黔湘交界的地区采伐楠木、杉木，致使木排一直在川江漂流。
明朝的造船业也十分发达，长江中下游官方和民间的造船厂达60多家，直属朝廷的南京龙江船厂规模最大，有厂房、工房80多间，工匠2000多名。这些船厂需要大量的木材，更是多方面促进了川江木排运输。
现代川江排运
川江流域自古森林资源丰富，每年农历三四月间山溪桃花汛开始，伐木场把一根根原木砍伐后，运至支流溪河的岸边，每几十根用纤藤捆扎成排，借助溪河水流，人工运送到与川江主航道的交汇处。
原木的枝桠节疤要剔砍干净，光杆杆容易滑运到水边，扎成排后，排面平整不碍脚，排下光滑，流放时不卡挂。木排材积根据河道宽度和滩、弯情况而定，一般为几十立方米，通航能力强的河道可达100多立方米。木排设有前后舵，放流时把握航向，遇水流平缓的河段，要用桡、篙划水、撑行才能前进。有的伐木场求简便，原木砍伐后直接投入河道漂流，成千上万的原木密密麻麻漂满了河面，形象地被称为“赶羊”。不过“赶羊”漂流，只适合没有通航的河道。
上川江一二级支流上的那些大型伐木场，每年砍伐的原木上几十万根，最适合“赶羊”漂流。但又常因河道中的浅滩、岩石阻挡，原木很容易搁浅，伐木场便派人划着橡皮舟去，用撬棍挪开，原木顺流漂走了。有时搁浅的原木多了，堆积成巨大的木垛，要爬上木垛，橇棍撬、绳子拉，费劲地扳开一根根原木，才能拆散木垛，让原木重回水道。这些撬木人被称“川江赶漂人”。
支流放流到与川江主航道交汇处的木棑，需重新捆扎才可继续放棑。主航道暗礁密布，水流湍急，行船也多，木排往往因无法控制而造成散架流失，放排工和江上行船的安全常受到威胁。重新扎排时，每个排节尽量选用长度和直径都差不多的原木，用木楔和横木加牢，较细的原木扎成的排节，放在前端作排头，转向灵活。放排一般都采取分段航程，每到一段后又加固，再继续下段航程。这样仍不能避免木排遭遇礁滩散架，川江上因此常有人打捞散落的原木回家。
1957年7月10日，长航重庆分局“生俭”号拖轮，从宜宾试拖一只材积758立方米的木排，历时3天，顺利抵达重庆，开创了川江轮船拖运木排之先河。接着，又试拖几次，材积增加到1300多米方米，积累了一定的拖排经验，当年12月，将航线延至宜昌，成功穿越了三峡天险。最终，拖排航线到达了上海，材积达到2500至3000多立方米，并从拖一张排发展到拖双排，还实现了夜航，逐步取代了原始的川江人工放排。
梱扎轮船拖排时必须用竹纤藤加钢缆扎牢，排体应有足够的强度承受能力。后来经过规范，轮船拖排材积一般为1800至2200立方米，规模控制在长55米、宽23米、高3米以内。每只拖排配四五个放排工，排的四角白天插着小红旗，夜航时各挂一盏马灯，以作为警示。在控制航道，如果相遇上水轮船，信号台会安排木排先行，轮船在控制航道外稍宽的江面候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川江上经常可见我们称为拖头的货轮，拖着长长的木排顺江而下。排节中间搭着小木屋，炊烟飘出屋顶散落在驶过的江面，洗净的衣衫挂在屋前的拉线上随风摇曳。木排四周环水，远远望去几乎与江面齐平，奔腾的江水好像要漫了上去，这种与水亲近却不惧危险，与喧嚣尘世相隔却又可翘望的自然与野性的旅程，让我羡慕不已。
川江上一座座桥梁飞架、葛洲坝水利工程竣工、陆上交通的迅猛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排运不再适合川江，更有长江上游禁伐令的实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木棑逐步退出川江。
川江民间放排
川江流域属岭谷、山地地貌，深山峡谷奔流而出的溪河水流湍急、落差大，适合放排。每年桃花汛的时候，山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冬季农闲时砍伐的原木放排出去，使得手头稍宽裕一点。
放排是力气活，排工必须身强体壮，放排危险大，排工还要熟悉水性。每次开排宜出行的黄道吉日，排头儿手提锋利的斧头，用虎口卡住大公鸡的翅膀，把鸡头平放在木排前舵的支撑木桩上，“砰”地一下斩下去，鸡头落下，血喷溅在舵和木桩上，祭拜各路神灵。趁着血没凝固，有黏性，沾上几片鸡毛，一路避邪。如果一斧头下去，鸡头没有利索落下，预兆会有坎坷，一路要十分小心地打起精神放排。溪河中随处可见的是石头，最怕遇激流撞石散排，冲走原木拿不到工钱不说，性命有时也难保。因此，解缆开排前，还要在岸边的大岩石上，点香燃烛祭拜一番。
山路曲折，出门艰难，每次总有山里人搭木排一道出山，不过忌讳“陈”、“程”姓的人随行，与“沉”谐音，排头儿就让他临时改个姓。山里人秉性固执，“宁肯卖身也不改姓”，姓与“沉”谐音的人都自觉，不随排出行。女人搭排也有规矩，只能从排尾上排。相比川江的木船，放排的艰险更大，除了遵循木船恪守的种种禁忌外，起码还要多一条：吃饭时绝对不能分筷子，这意味着散排，非常不吉利。
一路顺利的话，支流放排到川江主航道的贮木场，就可打道回府了。川江放排，要一程一程沿岸送到买主约定的地点交货。排工结了工钱，回去全靠步行，时常夜宿岩洞，渴了喝口河水，饿了挖吃地里的红苕。支流排工走几天，最多十来天就到家了，川江排工从武汉、沙市、宜昌一带回家，最多的要走一个多月。开始大家是一块走，途中由于各种原因，往往走散了，一个人在路上千万不能生病，不然客死异乡也无人知晓。
有一首川江民谣，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当年这种景象：去时哟嗬嘿，转来岩洞歇，没有铺盖盖，扯把黄荆叶，没有枕头睡，石板都要得。
排工的生活，有时也充满自然和野性。放排途中夜晚来临，找一块平缓的河滩停排，吃饭、睡觉。拴靠好木排，在岸边选一块光滑的大块鹅卵石，从河滩石缝儿捡来水湿柴，堆在周围。砍几节嫩竹筒，从竹节疤中间戳个小洞，灌进自家带来的米和河水，再用泥巴敷住小洞口，放在点燃的水湿柴堆里开始煮竹筒饭。下饭菜去河里找，方法多样。拿出油纸包着的猪血，丢在竹筛篓里，在浅水中挖一个坑，把竹筛篓放进去，压上几块卵石不让它浮起来，这时，一股猪血染红的水冒了出来，飘在水面，小鱼寻着腥臭味纷纷往进篓子里钻。要简单的话，把竹筛篓安在奔腾的滩头上，要不了多久，筛篓里就有了几十条小鱼。还有更简单的办法，用排上途中加固用的铁锤，挨个猛砸河边的石块，再扳开石块，总有几条被震昏的了小鱼，直接捡进竹筛篓。捉来的小鱼刮鳞剖肚，去脏洗净，张开贴在燃烧的水湿柴中间的卵石上，等着吃烤鱼。竹筒饭煮熟的时候，小鱼也烤熟了，蘸上自制的辣椒酱，就着清香的竹筒饭，要是再有二两老白干，那简直是一顿让人直流口水的美味晚餐。
吃完美味的晚餐，天黑尽了，在附近的山坡地边，抱一梱麦杆稻草，铺开，倒下，一会儿鼾声四起，暂别所有的忧愁与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