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田千亩，十里红妆”。明清以降，浙东地区经济发达，富庶繁华，素有“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之说。加之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嫁习俗影响，由此直接促成了当时嫁奁华丽、婚俗奢靡的习俗。特别是大户人家的婚嫁，一方面炫耀娘家的财力，一方面希望女儿在夫家具有一定的地位，因此不惜财力，婚嫁攀比之风日盛。“十里红妆”便应运而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宁海十里红妆婚俗”就是对于这一流俗的描述与介绍。
十里红妆的婚嫁习俗流行于明清的浙东一代，但说起十里红妆的渊源，还得追溯到宋朝。据说，1129年南宋初年（宋建炎三年），登基不久的宋高宗在金兵追击下，亡命逃到宁绍平原一湖前，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幸得遇见一位浣纱村姑将他藏于水中，上覆白纱，方逃脱追杀。后来宋高宗传旨遍寻救驾村姑未果，无奈之下，下旨特许宁绍平原女子出嫁时可享有半副鸾驾、半副凤仪的特殊待遇，即乘坐四抬花轿，轿上可雕鸾画凤。传说是真是假，难以求证，但是新娘享有乘坐花轿和出嫁巡游仪式的权利保留了下来，慢慢演变成“十里红妆”。
所以说，十里红妆，不仅是古代习俗的一个缩影，更包含了太多的红颜旧故、往昔风情。十里红妆器物也独具地域特点，对选材的奢侈要求和做工的严格考究让现代人望尘莫及。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宁海十里红妆婚俗”便以其浓厚的传统韵味和精湛的艺术价值入选。
“十里红妆”即为旧时嫁女的宏大场面。旧俗在婚期的前一天，女家将置办的奁具雇挑夫送往男家，由伴娘为之铺陈，俗称“铺床”或“发嫁妆”。当时发嫁妆时，一担担、一杠杠都朱漆髹金，流光溢彩。床桌器具、箱笼被褥一应俱全，日常所需无所不包。蜿蜒数里的红妆队伍经常从女家一直延伸到夫家，仿佛是一条披着红袍的金龙，绵延十里，浩浩荡荡。准备十里红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娘家人在请人做嫁妆前必须选“黄道吉日”。动用小木作、雕作、漆作、桶作等“百作”手工制作家具杂用，一般人家是千工床、小姐床、房前桌、成对红衣柜、二幢板箱柜、各式祭盘、大小脚桶、粉桶等红妆器物200多件，而富家大户则近千件红妆不会重复。
据晚清光绪时江南民间富裕人家的一份嫁妆清单记载，其中首饰有：金柿底、金珠宝簪、金珠宝钿、金钗、金指环等25对之多；银珠簪、银镯子、银指环10多对。单此一项，便可见十里红妆之奢华广泛。嫁妆家具习惯上分为“内房家伙”和“外房家伙”。如千工床、房前桌、红橱、床前橱、衣架、春凳、马桶、子孙桶、梳妆台之类放在内室的，都属内房家伙；画桌、琴桌、八仙桌、圈椅等是外房家伙。而大户人家的嫁资，从细软衣服到房内器具，应有尽有，春夏秋冬的四季衣衫可穿到60岁，直到寿衣为止。其他日用品，单是桶钵一项，大大小小就有几百件，甚至很多嫁妆连棺材都被包含在里面。
红妆十里，多为大户商人所青睐，古时商人虽然手握大量财富，但因“重农抑商”的习惯，政治地位向来不高，所以常常通过联姻来结交士大夫，藉此来提高自身的地位；另外，富商巨贾之间也经常世代联姻，以增强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竞争力。闹市大街、门里道外，商人们常鲜衣怒马、选妓征歌，以炫耀于众人，广传于内外，唯恐其财富不为人知。能引起万人空巷及长久被人津津乐道的十里红妆，最能扩大联姻两家的影响，提高两家的社会地位。用现代的话讲，十里红妆是最好的商业广告，所以，婚媾竞尚奢华，动辄花费万金来置办“十里红妆”。
花烛点起红又猛，要看新娘新嫁妆。红漆箱笼十八只，大橱小橱锃刮亮。——这是流传于宁波民间的民歌，突出表现了浙东地区对婚娶嫁妆的重视。十里红妆器具来自娘家，是女儿最私有的财富，哪怕丈夫有三妻四妾，娘家来的嫁妆包括针头线脑也是其他人无权支配的。除却上面所言的家具器物，还有一种“红妆”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女子自己纺纱、织带、绣衣等针线手工——“女红（音gong）”。“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出嫁前的女子，从小在娘家的闺房里就开始学习女红。到谈婚论嫁时，男家凭媒人传送过来的“女红”作品评定女方是否心灵、手巧、娴静，是决定亲事的重要信物。出嫁时，红妆的箱柜内都装满了服饰，包括给丈夫的和孝敬公婆的服饰。优秀的女红会在四乡八村广为传颂，备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