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佬”指解放前惠州民间从事八种特殊职业的男人：有打更佬、抬轿佬、江湖佬、南无佬、拉车佬、补锅佬、打铁佬和阉鸡佬。
一、“打更佬”
更夫，惠州俗称“打更佬”。民国时期，其职责一是打梆敲锣、报时；二是值班巡夜防盗，维护门户平安。“打更佬”的报酬有高有低，它不吃“公粮”，由毗邻几条街道的商铺及居民住户共同集资聘请雇用。商铺老板及经济较富裕的居民住户捐钱多一些，贫困住户可以少出点钱或免交。只要在夜晚不发生盗窃事故，确保一方平安，商铺及居民住户均乐意多出点钱，以资奖励。这样，“打更佬”的报酬收入亦相对高一些。旧时一夜分为五更，从晚上7时开始，至翌日凌晨5时正止，每个时辰（两个小时）为一个更。晚上7时至9时为头更，因时间尚早，人们大都尚未入睡，故不用打更巡夜。
从晚上9时二更开始，每两个小时便要打更巡夜一次。旧社会惠州城内没有电灯照明设备，家家户户只能点小油灯照明，入夜以后大街小巷一片漆黑，“打更佬”巡夜时，左手提着一盏防风的油灯及一个竹筒，右手拿着一条小木棍及一个小铜锣，在其所负责的地段巡夜行走一遍，边行走，边观望周围环境动静，边听闻有无异常音响，边敲打竹梆及小铜锣报时。如二更时分为“卜—卜，当—当”；三更时分为“卜—卜卜，当—当当”；四更时分为“卜卜—卜卜，当当—当当”；五更时分为“卜卜—卜卜卜，当当—当当当”。
当年的“打更佬”对小偷确实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更夫更行夜走，捱更抵夜，风雨无阻，巡夜一次便需一个多小时，稍事休息，又得出更。晚上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只能是白天睡大觉，晚上去打更。由于日夜颠倒，又苦又累，年青人不愿干此一行业，一般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才乐意干。这个特殊职业一直延续至解放时止，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它便随之消失。
二、“抬轿佬”
轿夫，惠州人习惯称“抬轿佬”。它不需要什么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只要身强力壮，抬轿时能保持四平八稳便可，一般是三四十岁的男人专业。当年的轿夫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挂靠于某一轿店，每天依时到轿店集中候派，遇有顾客上门租赁时，便出勤抬轿，其报酬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另一种是由某些达官贵人聘请的专职轿夫，专门侍候高官老爷上下班、出访及其夫人、姨太太、千金小姐们出游探亲访友，其报酬是固定工资。在轿夫中前者居多，后者较少。
当年的轿店，以出租大红花轿为主，无论是大家闺秀抑或小家碧玉，结婚出嫁时总得乘坐大红花轿，生意相当红火，尤其每年秋冬两个季节是结婚旺季，更是应接不暇。因花轿装饰物较多，轿身较重，要由四个轿夫共抬（两前两后），轿夫收入可观；此外，轿店老板除了出租花轿外，还有便轿出租。其服务对象是方便那些有钱人家的老弱妇孺及伤残人士短途探亲访友及赴宴临时租用，因其轿身较轻，只需两个轿夫便可。轿夫本人最希望轮到抬花轿。因为抬花轿除了按路程远近取得报酬外，还可拿到男婚女嫁双方主家发给的利是红包及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抬轿佬”这个特殊职业，在惠州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依然存在，此后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倡文明结婚，一切从简，轿店先后倒闭，轿夫亦随着转行。
三、“江湖佬”
所谓“江湖佬”，指在主要街道旁边摆个小摊档睇相、算命、占卜、测字的江湖术士。这类职业自古有之。抗战期间至解放时止，惠州城内的主要街道，如府城的十字路（即现在中山东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与中山北路的交界处）、平湖门及县城水东街、包公巷、西门口等地均有很多江湖佬摆档。他们白天到处流动拉客，晚上则在闹市街道商铺门前摆着两张简易枱椅，点着一盏防风煤油灯，桌旁挂着一块大红布，上书什么“赛神仙”、“赛诸葛”、“活神仙”之类招牌，遇见行人经过，便信口开河，胡说能知过去未来、旦夕祸福，可以逢凶化吉，求财则财源滚滚进，求男丁则子孙满堂，求婚择偶男才女貌艳福无边……等等。
这些江湖术士，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口才，能说会道，善于察颜观色和随机应变，掌握人们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花言巧语，投人所好。在与顾客对话时，往往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令人啼笑皆非。八年抗战期间，惠州城曾先后四次沦陷，日军飞机经常前来空袭，惠州老百姓饱受战争痛苦，生活动荡，朝不保夕，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所以希冀通过占卦算命，求神庇佑，摆脱生活窘境，转个好运，图得平安。这就客观上促进了江湖佬大行其道，风靡一时。
惠州解放后，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占卦、算命、睇相、测字等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逐渐销声匿迹。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睇相、算命、占卜、测字之风，又死灰复燃，禁而不止。
四、“南无佬”
“南无佬”是指专门为丧家办理法事、打斋念经、超渡亡灵，诵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教徒（光头和尚）。
旧社会，惠州城内凡家中老人或成年人不幸去世后，按照地方俗例，都要请“南无佬”进家门为死者做一场法事，打斋念经。打斋时间有长有短：有钱人家七日八夜，一般人家三日四夜，穷苦人家最少一夜。打斋期间，死者的直系亲属（长辈除外）都得披麻戴孝，守护在灵堂旁边守孝。灵堂正中摆放一张八仙枱，上面摆着死者遗像及香炉、烛台、三牲祭品，整天点燃香烛、银宝、冥币。白天有亲朋好友前来吊唁时，做孝子孝孙的要跪在灵台旁边向来宾叩头谢礼，而做媳妇及孝女的要跪在灵柩旁边放声哭丧。晚上和尚打斋做道场时，全家孝男、孝女、妻儿、媳妇们均集中在灵堂内跟着做法事的和尚跪跪拜拜，烧香宝烛及冥币等，有时竟通宵达旦。
做完一段法事后，中间休息时，家属们只能在灵堂内铺上稻草及草席席地而坐，不得返回卧室上床睡觉。在那个年代里，所有死者都实行棺木土葬，入土为安。在出殡那天（一般在上午举行），由“南无佬”率先开路，边行边念经文，其次是抬着的灵柩及死者亲属，最后是亲朋好友的队伍。有钱人家还在主要街道上摆路祭，亲友拜祭完毕后便告别离去，而“南无佬”及死者亲属们则一直护送到山坡墓地处，最后诵念一番经文，棺材入土后才结束法事。
惠州解放初期，仍流行着打斋做道场的旧俗，不久，逐渐淡化打斋旧俗，丧事从简，“南无佬”便纷纷改行，另谋出路。但最近几年，打斋旧俗有所复苏，不过做法事的不光是佛教的和尚，还有道教的道士们。
五、“拉车佬”
所谓“拉车佬”，是指用双手拉着两轮的黄包车（惠州俗称人力车）载着客人随街奔跑的个体劳动者。1935年，惠州士绅周醒南等人发起，合股筹集资金在惠州西湖排沙所在地旁边的湖面上，新建了一幢面积近一千多平方米的西式四层洋房，办起一间在当时惠州最高档次的宾馆，取名惠州西湖大酒店（即现惠州宾馆西侧望湖楼旧址），集饮食（茶市、饭市、咖啡厅）、住宿于一身。该店三面临水，装修豪华，地理环境特别清静幽雅。无论是饮食、住宿，顾客坐在室内，均可享受大自然的风光，湖光山色一览无遗。当年那些达官贵人、富裕人家，凡家中举办喜庆事宜，大多到该酒店大排筵席宴请嘉宾。为了配套服务，方便顾客光临，该店特意附设兼营黄包车业务。从那时开始，惠州城内便出现人力车。
相对来说，坐黄包车虽然花费车资，但比雇轿省钱，且时间快捷，故人们亦乐意乘坐。一般群众，乘坐一次黄包车要花费一元几角车资，很不划算，则不敢问津。但有些人为了好奇，偶尔亦会乘坐一两次，享受一下个中乐趣。当年的黄包车夫除了在西湖大酒店门前载客外，还经常走到惠樟公路汽车站、惠广客轮码头及淡水码头等处兜客。无论是炎热夏天、烈日当空，或是寒冬腊月，风吹雨打，总之有客便载，随街奔跑，生活非常艰苦，但其劳动所得亦勉强可以维持家计，解决温饱问题。孰料好景不长，1938年10月中旬日寇入侵惠州时，竟将西湖大酒店付之一炬，好端端的一幢豪华宾馆，顷刻间变成断壁残垣，令人痛心疾首，愤慨万分。惠州城首次沦陷后，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昔日的黄包车亦如昙花一现，一去不复回。
六、“补锅佬”
“补锅佬”是凭个人技术专长从事修补各种炊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单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它仅是修补烂锅而已，其实它除了补锅外，还会修补铜煲、锑煲（铝煲）及修补“洋遮”（布伞），惠州人俗称为“补锅佬”。他们每天早出晚归，肩挑三四十斤重的木制工具箱及旧箩筐，工具箱内载着手拉风箱，烘炉、木炭、铁锤、铁钳、剪刀、硫酸、焊锡条等修补用的工具，箩筐内则载着旧锅生、旧铜片、旧铝片、旧伞骨、旧伞布、铁线等备用材料，一应俱全。串街过巷沿途吆喝：“补生水锅头、补铜煲、补锑煲、补洋遮，烂烂都补，烂烂都买。”旧社会生活水平低，社会风气比较俭朴，讲究节约、勤俭持家。家用炊具及布伞等日常用品坏了，自己会修补的便亲自动手修理，自己确实无法修理的便请人修补，万不得已才会重新购置。所以“补锅佬”这个行业非常兴旺，收入亦相当可观，养家糊口不用忧愁。
解放以后，穿街过市高声吆喝的“补锅佬”在城内销声匿迹，有的则改变经营方式，在小街内设固定小摊档重操旧业，但为数不多。
七、“打铁佬”
自古以来，迄至解放后的60年代初期，惠州城内民间使用的家用利器及城郊农民使用的中小农具等，全部都是靠铁匠们手工操作锻打制成。这些铁匠，惠州俗称“打铁佬”。因家用利器及中小农具是群众必需品，客源众多，销量很大，故打铁行业非常红火，长盛不衰。城内打铁店星罗棋布，为数甚多。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条街名叫打铁行（即现水门路六角巷口至象岭巷口这一段路），共开设十多间打铁店，这里有历史悠久、省内驰名的唐卓卿剪刀店，专门生产各种剪刀，锋利无比；此外还有兴利、金利、祥利等打铁店，生产各种菜刀、竹刀、柴刀、果刀以及犁、耙、锄头、番钉、铁铲等农具，应有尽有。
当年这些打铁店都是家族式的手工业作坊，由父子、兄弟、叔侄及其亲属合伙经营。前面是店铺对外零售，后面是作坊工场。家长既当店主，又当打铁师傅，其他人员则当工人副手。所谓工场，不外是七八平方米的斗室，通风设备极差，一边生起炭火拉起风箱，铁件原坯烧至遍体通红，一边还要举起二三十斤重量的大铁锤用力往下锤打，铁匠们从早上五时开始起床干活，直干至中午十二时才休息。工场气温甚高，体力消耗大，即使是寒冬腊月，亦只能赤膊上阵；夏天操作更是汗流浃背、苦不堪言，打铁这个行业非常艰苦。
50年代初期，通过手工业改造，打铁店组织成立了铁器手工业合作社，到60年代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又合并扩大成立了剪刀厂及铁器农具厂，通过技术改造及设备更新，工厂先后用上车床、冲床、刨床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机械设备，逐步替代了落后的手工操作土法，过去那批“打铁佬”摇身一变，已成为掌握先进机械设备的操作工人，或管理人员，再也不用拉风箱、扛大锤、汗流浃背地进行手工生产了。
八、“阉鸡佬”
旧社会惠州城内流行着一句谚语：“头阉、二补、三打铁”，是为民间个体手工业者经济效益排名高低次序，其中所谓“阉”是指阉鸡、阉猪，惠州人统称为“阉鸡佬”。为什么阉割行业的经济效益排在首位？因为修补及打铁等行业个人技术难度较高，工艺比较复杂，劳动强度较大，成本较重。相对来说，阉鸡、阉猪行业的个人技术难度较低，工艺比较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成本较轻，其工具不外就是一把比较锋利的小刀，一条富有弹性的钢片条、一条麻线和一条麻绳，花费无几。在时间上来说，阉一只鸡只需三几分钟便搞掂，阉一头猪仔，亦不外十多分钟。
阉鸡每只收费三几角钱，阉猪每头收费三四元，阉惯了便驾轻就熟，几乎万无一失，收入颇丰，可谓“立竿见影”。按照惠州民间习俗，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买（或养）只大阉鸡拜神及祭奉祖先，起神福，财主佬自然是到肉菜市场购买现成的大阉鸡食用；而穷苦人家则只能自己饲养。家里养上三几只大阉鸡，每逢农历重大节日，便拿到市场去出售，将售得的价款，换回柴米油盐补贴家用，只有等到每年春节才留下一只全家老少共同享用。所以阉鸡行业客源甚广，生意很兴旺。当年的“阉鸡佬”每天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肩上挂个小布袋、装着一些简单工具，沿途高声吆喝“阉鸡阉猪啦！”附近居民闻声便会出来请其进门阉鸡。
笔者在孩童年代亲眼目睹其阉鸡过程：抓住成斤重的雄性小鸡，按在地下，左足轻轻踏着两只鸡脚及翅膀，在小鸡的腹部用小刀割开一个小口，然后右手拿着一条小麻线套上小鸡睾丸位置，左右手拿着麻线末端上下牵动摇摆几下，两个小鸡睾丸便很快脱落随手拿出来，最后“阉鸡佬”在鸡身上扯下一些羽毛轻轻按在伤口上便算完事。整个阉鸡过程，仅需几分钟时间。由于鸡禽的免疫力强，伤口不会发炎，阉后两天便恢复正常。直至惠州解放初期，阉鸡这个行业仍很红火，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居住条件改善，城内居民饲养家禽的习惯逐渐减少，更无人在自己家里养猪，原来行走惠州街头的“阉鸡佬”早已无影无踪，有的则转移到城郊附近农村发展，有的则改行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