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有这样两个村民聚落，一个叫羊獬(包括南、北羊獬两个行政村)，一个叫历山(包括东、西圈头等六个行政村)。前者座落于汾河东岸的平原上，后者处于汾河以西的山区，两者相去70余华里。按照中国乡村的交往传统，这两者之间由于存在较大的距离和地形差异，似乎很难发生稳定持续的集团关联。但是，至少几百年来，在这两个村民聚落之间，却每年浩浩荡荡地举行着当地称为“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具体而言，每年农历三月三，羊獬村民从本聚落的神庙里，通过很隆重的仪式抬出两位女神的驾楼(神轿)，然后鸣锣开道、仪仗护持，更有“威风锣鼓”喧天动地，铳炮之声震耳欲聋，一支以男性为主的队伍很神圣地走出村庄，越过汾河，涌上历山，从历山神庙里接两位女神的神像，第二天又更加隆重地(因为羊獬与历山两边的接驾锣鼓汇合演奏)离开历山，迤逦回到羊獬。这是上半段。到了四月二十八，历山的队伍又来到羊獬，将两位女神的神像抬回历山，途中热闹一如三月三。
显然，是女神的感召力纽结了这两个村民聚落。虽然近古以来华北地区女神信仰非常普遍，但是常见主神通常是无生老母、碧霞元君、天妃妈祖、送子娘娘、三霄娘娘等，她们大多是神灵世界里的创生物，即便像天妃妈祖那样由人变神，往往也是独立自在的，并没有太多的人际关联。可是洪洞县的这两位女神，却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娥皇、女英，而羊獬被认为是尧的故乡，历山则被看作舜的故乡，也就是说两地分别是女神的娘家和婆家。这就昭示了本地神灵令人注目的特性———历史化、祖先信仰及其世俗化。
传说历史化的信仰构建
所谓尧舜时代，早在先秦即被构建缔造，此后被正史记录，成为官方主流文化，同时也是汉民族上下共享的远古历史，两千多年来形成了稳固的传统。虽然经过五四以后现代理性的审视，逐步将之看作神话传说，但这主要是学术范围内的进展，对于广大民众究竟有多少影响力，还是很难估测的。
人所周知的尧舜传说讲：身为圣帝的尧在年老的时候希望找到贤德之人禅让帝位，众大臣推荐以孝道闻名的普通臣民舜，尧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下嫁于舜，并让自己的儿子们和一批大臣听命于舜，用以观察舜治理内(家事)外(国事)的能力。在看到舜卓越清明的政治能力之后，尧欣然将帝位禅让于舜，舜也因此将国家治理到了完美境界。这是传统中国的黄金时代，是道统与政统的最高起点。在这一历史传说背景下，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中，又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传说体系：羊獬村原名周府村，后来有一只母羊生出了一只独角羊。它的名字实际叫“獬”，是一只神兽，具有分别善恶的本领，如有争讼不决之事，它会用独角抵触恶人，一如《路史》所言：“性知曲直，识有罪，能触不直。”此事被邻村(现名“士师村”)圣人、尧的司法官皋陶知道了，上报尧帝。尧都平阳就是今天的临汾，尧带着怀孕的妻子亲自前来视察，不料妻子在生獬之地分娩了女英，生而神异。尧见此地连生神兽、圣婴，便举家搬来居住，改村名为羊獬。而舜耕历山是典籍明载的故事，尽管全国叫历山的据统计有二十余处，但此地人坚信舜就是在这个历山上耕种并被访贤的尧王看中，将娥皇、女英嫁给他的。于是羊獬和历山就分别是两位女神的娘家和婆家了。每年三月三，羊獬人从历山上接她们回娘家省亲，因为三月三接近清明，是扫墓祭祖的日子；直到四月二十八，据说这天是尧王的生日，历山人来给尧王拜寿，并将两位娘娘再接回去，然后就都要进入农忙季节了。这就是整个仪式活动的内在框架。
这个内在框架以理性眼光来看是传说；从考据立场看，现存最早的记录只能看到北宋年间在历山上已有舜庙(见《山西通志·祠庙》)；但在当地，无论是普通乡民、地方知识精英乃至政府官员，都坚信这是真实的历史，并认为整个“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也是从尧舜时代一直流传下来，具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他们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并以实际行动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即便在“文革”严厉禁止此类活动的时期，仍冒着危险、乔妆打扮地秘密接送姑姑，很多人因此被拘留、坐牢，也都在所不辞。尽管在传说－历史的叙事框架里，两位女神其实不过是祖先而已，但在现实中她们却被扩展为一种有求必应的的全能神祇，当然送子之类的女性神职会更加明显一些。她们与观音菩萨、碧霞元君之类女神在神格上并无二致，却又多了一种祖先神灵的身份，这就决定了她们相对狭小却十分牢固的信仰区域。
地域关系的血缘化
为什么同样的两位女神要分别拥有“姑姑”和“娘娘”两个称谓呢？这里面有着辈分的差异。羊獬人是尧王的后代，他们称女神为“姑姑”；历山人是舜王的后代，他们称女神为“娘娘”。这里的“娘娘”不是皇妃的意思，而是当地人对奶奶的称呼，因为舜王比尧王要小一辈，所以历山人想来都认为比羊獬人小一辈，见到羊獬人都要喊“表叔”或“表姑”。当然这只是原则的认定，具体现实中由于年龄辈分的差异，通常都含糊地互道“亲戚”。因此，这两个差异甚大的村民聚落从外观(etic)来看不过是地缘关系，而在民俗内观(emic)里，却纯然是血缘的关系。
这种血缘关系是超历史的。当地有一个说法，这两个聚落之间自古以来从不通婚，因为本身已自认为是“血缘亲属”了。其实，即便这种血缘关系是真实的，按照中国传统，“五服”之外就被视为血缘关系中断，可以互相通婚了。所以，当地互不通婚的习俗反而显得非常特别，仿佛现代民众跟远古尧舜时代直接挂钩，中间漫长的历史变成空白而被轻易跨越了。这一现象与其说是女神信仰的笼罩力度，不如看作是当地信众对该信仰合法性的努力营造和证明。
这种血缘化了的地缘关系借着信仰的媒介，甚至弥散到了羊獬与历山之间的其他村落。在“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线路上，许多村落也生出了相应的传说。比如，当年娥皇、女英共嫁一夫，据说引发了“争大小”的矛盾。舜王为了调节两姐妹的纠葛，就让她们比赛谁先回到羊獬娘家，姐妹俩一个选了骑马，一个选了乘车。结果骑马的半路上马要下驹子，乘车的半路上车坏了，都耽误了时间，最后同时到达，不分胜负。现在的南马驹、北马驹、车辐村等村名就是因此而来。还有一些村落名称上没有什么特别，却有其他关于女神的灵验传说。而这些因着各种缘由与娘娘相关的村落居民，像历山人一样视羊獬人为长一辈，也统统成了羊獬和历山人的“亲戚”。传统的“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有古今两条路线，并有来回不同路的传统。以现今走亲的固定线路而言，其间涉及两个县(区)五个乡二十多个自然村，各村或有娘娘神庙，或只设香案锣鼓接驾，他们或负责全部食宿，或专门负责“腰饭”(全部停下吃中饭)，或沿途供应茶水点心请走亲人员随意吃喝。虽然对娘娘的供奉程度和形式不同，但对于“亲戚”的认同感却是没有差别的。
其实，即便是羊獬人也无法与尧舜真实地联结起来，据采访所得，现在羊獬村的居民没有一户自称土著，都称是从外地迁入的。唯一提供家谱实物的闫姓在羊獬村算是根底最深厚的姓氏之一了，该谱记录了从最新去世者上溯的16代谱系，证明其本地居住历史在500年左右。这一现象可以证明，姑姑的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依附性，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定居于此，就自然进入了该信仰体系之中，成为“亲戚”中的一员。相反，本地迁出去的人士，一般都不再持续该信仰，因为姑姑的神像不像观音那样可以家家户户供奉一尊，而是必须经过走亲之后，在神庙里焚香请神回家，迁外人员无从实践。可见，该信仰与地域走亲仪式的粘连性是异常牢固的。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尧舜时代向来被描画成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具有强烈的制度文明的象征意味。但是在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里，尧舜高度的政治文明只是一个虚悬的伟大框架，人们认同它、景仰它，但未必亲近它。真正在习俗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却是两位娘娘，供奉迎接，都只有她们姐妹俩的事，尧舜作为他们的父亲和夫君，只是被礼节性地照顾到罢了。她们在典籍的叙述里只是尧试验舜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但在民俗信仰中却是关心民谟、可亲可近的慈爱化身，这是民俗文化不同于官方文化的特殊选择。这一点，在羊獬的神庙格局上有充分的体现。在有点模仿紫禁城外部形态的“唐尧故园”里，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由南向北紧密安排着献殿、尧王殿和尧王寝宫，献殿之前是一个面北的戏台供尧王夫妇观赏娱乐。但是在献殿和戏台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广场，广场东侧坐东面西的是姑姑庙，看上去只是尧王的配殿，但可资注意的是，在姑姑庙的正对面却有一个高大牌楼，额题“圣德门”。牌楼是门中之门(唐尧故园本有城门)，从这个门楼进来，姑姑庙却在中轴线上。这样就构成了南北向和东西向十字交*的两个中轴线，恰恰暗示了庙宇群落具备两个中心，南北向是政治文化的象征，以尧王为中心；东西向是民俗信仰的象征，以两位姑姑为中心。事实上，前一个中心是大传统(greattradition)的要求，真正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重要仪式活动，几乎都在牌楼和姑姑庙之间举行。
其实，即便是尧舜本人，在当地民众的口头传说和信仰活动中，也更接近于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比如尧王之所以访贤得舜，据说是看到舜耕历山时，用黄牛和黑牛犁田，舜舍不得鞭打牛，就在牛后面挂一个簸箕，牛走得慢了就敲簸箕，这样两头牛都以为鞭打对方而各自惕励(据说“威风锣鼓”就从此起源)。尧王觉得此人恩及牲畜，一定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才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甚至舜的后母也被落实到走亲线路上的韩家庄，有意思的是，韩家庄人并不反感，他们认为后母确实对舜不好，但毕竟总还是“亲戚”，因而照样接待走亲队伍。更不用说围绕着两个神女，还有很多类似争大小之类的凡人苦恼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獬的在场与皋陶的缺席。獬，在大传统里被看作是司法公正的象征物，是皋陶执法的得力工具。但在整个信仰体系中，被公认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清明大法官的皋陶并没有太多表现，他所在的士师村尽管与羊獬相去只有十华里，也没有加入走亲的仪式行列。反是獬在当地信仰中具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它是整个体系传说的开端。不过，羊獬村虽以獬得名，却只关注它的神异性，并以此牵连出女英的神异出身，它本身的政治符号尽管依旧存在(当地人也大多敬重其明辨善恶)，其实并不显眼。
那么，这是不是表明主流文化与民俗文化背道而驰、各异其趣呢？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说，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建构一个完美和谐的人间世界，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其现实功用，因而更关注政治制度之类宏大宣叙；后者不必负载这么重大的使命，他们着力营造的是村落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达成，在民俗思维里，最合适的莫过于建构出血缘化的“亲戚”关系了。但是现实的“亲戚”关系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于是必须求助于传说、历史和神灵，在更高更远的层面上，重新建构一种“亲戚”的纽带，然后回射到现实世界，就会产生更广泛更持久的效力。这或许正是该习俗最深刻的情怀和功能吧。
进一步说，主流认同的以炎黄为共祖的民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思维呢？早在战国秦汉之际，为了替大一统格局寻找合法性依据，以便将迭经战争、充满恩怨情仇的不同部族人群更好地共存一宇，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努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史记》，在这部被公认为正史开端的伟大著作中，其开篇的《五帝本纪》，就是从各地、各部族纷繁的历史传说中遴选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来，并隆重地把他们说成是同一血缘，甚至紧接其后、被认为信史开端的夏、商、周各民族始祖，也被编织进了这一血缘关系的“族谱”之中，由此催发同根同缘的民族认同感。这一“族谱”，两千多年来都被主流认定，也被广大民众信奉，逐步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及其内在凝聚力。
其实，即便是羊獬人也无法与尧舜真实地联结起来，据采访所得，现在羊獬村的居民没有一户自称土著，都称是从外地迁入的。唯一提供家谱实物的闫姓在羊獬村算是根底最深厚的姓氏之一了，该谱记录了从最新去世者上溯的16代谱系，证明其本地居住历史在500年左右。这一现象可以证明，姑姑的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依附性，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定居于此，就自然进入了该信仰体系之中，成为“亲戚”中的一员。相反，本地迁出去的人士，一般都不再持续该信仰，因为姑姑的神像不像观音那样可以家家户户供奉一尊，而是必须经过走亲之后，在神庙里焚香请神回家，迁外人员无从实践。可见，该信仰与地域走亲仪式的粘连性是异常牢固的。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尧舜时代向来被描画成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具有强烈的制度文明的象征意味。但是在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里，尧舜高度的政治文明只是一个虚悬的伟大框架，人们认同它、景仰它，但未必亲近它。真正在习俗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却是两位娘娘，供奉迎接，都只有她们姐妹俩的事，尧舜作为他们的父亲和夫君，只是被礼节性地照顾到罢了。她们在典籍的叙述里只是尧试验舜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但在民俗信仰中却是关心民谟、可亲可近的慈爱化身，这是民俗文化不同于官方文化的特殊选择。这一点，在羊獬的神庙格局上有充分的体现。在有点模仿紫禁城外部形态的“唐尧故园”里，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由南向北紧密安排着献殿、尧王殿和尧王寝宫，献殿之前是一个面北的戏台供尧王夫妇观赏娱乐。但是在献殿和戏台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广场，广场东侧坐东面西的是姑姑庙，看上去只是尧王的配殿，但可资注意的是，在姑姑庙的正对面却有一个高大牌楼，额题“圣德门”。牌楼是门中之门(唐尧故园本有城门)，从这个门楼进来，姑姑庙却在中轴线上。这样就构成了南北向和东西向十字交*的两个中轴线，恰恰暗示了庙宇群落具备两个中心，南北向是政治文化的象征，以尧王为中心；东西向是民俗信仰的象征，以两位姑姑为中心。事实上，前一个中心是大传统(greattradition)的要求，真正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重要仪式活动，几乎都在牌楼和姑姑庙之间举行。
其实，即便是尧舜本人，在当地民众的口头传说和信仰活动中，也更接近于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比如尧王之所以访贤得舜，据说是看到舜耕历山时，用黄牛和黑牛犁田，舜舍不得鞭打牛，就在牛后面挂一个簸箕，牛走得慢了就敲簸箕，这样两头牛都以为鞭打对方而各自惕励(据说“威风锣鼓”就从此起源)。尧王觉得此人恩及牲畜，一定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才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甚至舜的后母也被落实到走亲线路上的韩家庄，有意思的是，韩家庄人并不反感，他们认为后母确实对舜不好，但毕竟总还是“亲戚”，因而照样接待走亲队伍。更不用说围绕着两个神女，还有很多类似争大小之类的凡人苦恼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獬的在场与皋陶的缺席。獬，在大传统里被看作是司法公正的象征物，是皋陶执法的得力工具。但在整个信仰体系中，被公认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清明大法官的皋陶并没有太多表现，他所在的士师村尽管与羊獬相去只有十华里，也没有加入走亲的仪式行列。反是獬在当地信仰中具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它是整个体系传说的开端。不过，羊獬村虽以獬得名，却只关注它的神异性，并以此牵连出女英的神异出身，它本身的政治符号尽管依旧存在(当地人也大多敬重其明辨善恶)，其实并不显眼。
那么，这是不是表明主流文化与民俗文化背道而驰、各异其趣呢？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说，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建构一个完美和谐的人间世界，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其现实功用，因而更关注政治制度之类宏大宣叙；后者不必负载这么重大的使命，他们着力营造的是村落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达成，在民俗思维里，最合适的莫过于建构出血缘化的“亲戚”关系了。但是现实的“亲戚”关系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于是必须求助于传说、历史和神灵，在更高更远的层面上，重新建构一种“亲戚”的纽带，然后回射到现实世界，就会产生更广泛更持久的效力。这或许正是该习俗最深刻的情怀和功能吧。
进一步说，主流认同的以炎黄为共祖的民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思维呢？早在战国秦汉之际，为了替大一统格局寻找合法性依据，以便将迭经战争、充满恩怨情仇的不同部族人群更好地共存一宇，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努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史记》，在这部被公认为正史开端的伟大著作中，其开篇的《五帝本纪》，就是从各地、各部族纷繁的历史传说中遴选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来，并隆重地把他们说成是同一血缘，甚至紧接其后、被认为信史开端的夏、商、周各民族始祖，也被编织进了这一血缘关系的“族谱”之中，由此催发同根同缘的民族认同感。这一“族谱”，两千多年来都被主流认定，也被广大民众信奉，逐步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及其内在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