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行为禁忌与信仰者的命运紧紧相连，人们一旦获得禁忌信息，便会以严肃态度，积极参与禁忌传承。不过，由于日常行为禁忌太多太烦琐，人们不可能完全恪守；而有些又是人们不愿恪守的。于是，人们往往在获取了禁忌信息的同时，也设计了一套避忌与破忌的办法。
“灯下不讲鬼，灯下不谈贼”是旧时北京的禁忌，其原因是说鬼招鬼，说邪招邪。可是人们偏偏好听鬼故事，于是人们又发明了避邪之方，说鬼时把《皇历时宪书》放在桌上，就可以放言无忌了。至于灯下说贼也有禳除之术，说的时候把茶怀倒扣放在桌上，也可以使梁上君子不敢光临。山西河东绎州一带，禁忌外甥在舅家剃头。非要剃头，把外甥引到大门外边的官道上，就不算在舅父家了，这就谓之破忌。再如小孩的扣子掉了，就得脱下来缝。如果穿在身上缝扣子，小孩就会变成哑巴。为了破忌，可以让小孩嘴里咬一根线头，这样虽然穿着缝，也不会变哑巴了。忌讳小儿夜啼，迷信的人认为是不祥之兆。不请医生看，也不找原因，也不能告诉人，而是自己写一张帖子，贴在大路边的墙头上（不具名）：“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减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生病服药本是倒霉的事，病人将康复的希望寄托于服药上。为了使服药产生良好的效果，病人在服中药时，要从语言、行为上给以避讳。人们都希望药到病除，常用禁忌的方法来保持药效。浙江西南一带，药品不能放灶上，会犯了灶神，药力失效。药渣忌存放，要立即倒掉，认为药渣倒得快，病也好得快。药方单子不许反折，必须正折。旧时江苏南京一带认为，如果反折药方，就是说药与病反，不得功效。熬好的汤药不能拿过门槛。湖南一带认为，若将药拿过门槛，药被门神嗅过，药力便无效或相反，可能使病体不愈或病情加重。煎药的柴，切不可用樟树，“樟”与“张”谐音，这样会使八仙张果老动怒，而使药物失去作用。煎药时，煎碎了药罐头，病人不日即可痊愈。服了药之后，奉药之人，要说：“避避疾，过别方。”这样祈祷病人可早日痊愈。河南一带吃完了中药，忌讳药渣乱倒，俗有“药渣倒高不倒低”之说。又有忌讳倒在垃圾堆和厕所内的。如倒放不妥，就会影响病人康复。汉族普遍以为药渣最好是倒在马路上。煎过的药渣倒在门外，让千人踏、万人踩，这是驱病出门，托人消灾。
喝药时忌讳说喝药，而把“喝药”改说成“喝茶”。例如，在江西一带把喝药叫“喝好茶”。在湖北长阳一带叫喝药为“喝细茶”。这是从语言上对不吉利的事进行回避，以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在浙江、苏南、江西等地，煎药不得在灶厨房，应用药罐、风炉在廊下或病人房间煎服。药罐忌用盖，以药包纸漂水蒙罐口，纸干即药熟，可免药味随蒸气外泄。世谓灶王与药王为仇，两不相容，灶间煎药不利病人，药气亦扩散入灶间。其实，不在厨房煎药，是为防止油酱之类污染药物。
性之欲和食之欲是人们最基本的两大欲望，性活动同样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民间婚后夫妻生活也有许多禁忌。《礼记·月令》云：“是月也（三月），日夜分，雷乃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这是说在三月份打雷时要忌夫妻生活。这大概是我们最早的关于性禁忌的记载。唐孙思邈的《千金方》，对性禁忌有更详细的阐述，归纳起来为三类：一是在大自然发生异常现象时不可行房，如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昏天黑地，日、月蚀之际，均不可行房事。在这些令人恐惧的自然环境中行房事，心理上会紧张不安，无情调可言，自然有碍后代。二是光天化日，人多聚集的杂乱之地，如名山大川，井灶边，火光前等要禁忌性行为。“光天化日”做见不得人的羞事，会遭到众人的谴责。浙江农夫最忌讳在野外见到男女偷情，露天野合，要是不巧碰上了被认为是最晦气的事。三是时日的避忌，如在神佛诞辰、庚申甲子、本命之日等特别示吉凶的日子里禁忌性行为。
夫妻白天同房交媾，背离了传统的生活习惯，亦属严重的禁忌。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便说，宰予“昼寝”，孔子知道后，便厉声责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认为宰予实为不可救药，已经没办法再说他了。白天夫妻同房交媾，一直为儒家所忌。《魏书·孝文王列传》也记述魏高祖想让他的儿子吃完早饭后，就到内寝与妻子尽交媾之欢，他的汉族大臣们竭力反对，以为不好，制止了事情的发生。旧时人们认为白天交媾乃淫邪之举，必定要冒犯神灵，触怒天地，神灵将降罪于造事人，或病或死，大祸必至。
日常行为方面的禁忌事象，难以枚举，这些禁忌无一不与生活紧密相连，带有强烈的生活属性，甚至可以说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惯制形式。一种民俗化的生活准则，一种民众祈吉祛凶心态的行为外化。因此，我们有时很难用迷信与科学、先进与落后等是非标准来评判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