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各省居民来历溯源


广东普宁归湖村,64岁的江辉南画了一张路线图:从河南正阳,到北方的淮阳,再到更北方的济阳,然后向东到山东境内,再南下转向安徽、浙江、江西,进入福建,最后进入广东,终点就是归湖村。

这是归湖村江姓人士的迁徙图。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公元前1000年,而到达终点,是在公元1300年之后。

无论在一个地方定居多久,中国人总是想追溯自己的血脉来源。在长江出海口的南通如皋,冒姓的血缘来自遥远的蒙古草原;在云南玉溪,很多张姓人的祖先居住在南京“高石坎柳树湾”;在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里,王家人供奉的牌位上写的是“太原王氏”。

如果从族谱上追溯,中国人的迁徙历史如同无数条交错的大河,从一处涌出、奔腾,然后在某一处汇聚、分叉,蔓延逶迤成支流、沟渠,乃至溪涧。在气候、历史、土地、粮食、财富以及各种偶然命运的驱赶下,中国人远投荒野,然后让荒野成为故乡。

“衣冠南渡”之后,形成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

尽管存在大量附会、臆想和伪造,中国汉族各个姓氏的族谱,依然能够粗略勾勒出汉族人在历史中迁徙的路线。

汉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原,他们因为诸侯的封地而获得姓氏,然后迁移到四面八方。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浪潮。

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据史学家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 多万;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是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随着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

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者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这些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三次北人南下的移民浪潮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但在葛剑雄、曹树基主编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只有明初的章节,被称为“大移民”。

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

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明代初年,山西人被大量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甘一带,最南抵达淮河流域。从山西南部出发的移民,往往要经过山西洪洞县,在那里稍作停留。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人众多。寺旁有一棵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星罗棋布。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新的定居地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

在那次波及全国的大移民中,并不只有一棵大槐树。云南民间流传,祖先来自南京城杨柳巷,戍守云南的士兵其实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和河南,而他们迁出的南京,指的是包含今天江苏、安徽和上海的南京地区,而不仅仅是南京城。

安徽、湖北移民,只记得江西瓦屑坝,苏北人则往往宣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这样一些小地方,自然不可能供养出众多人口,它们和大槐树一样,只是他们的祖先对途中一个汇集地的记忆。

经过明代初年的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在后来的记载中,往往可以看到“国朝初,人稀少”的记载,而到永乐年间,土地渐次开垦。北京、开封、河间等城市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后来靖难之役,北方又经历了一次补充北京、河北人口的移民。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座全国大都会,人口绝大部分是移民,土著居民不过十分之一。

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区区一个分字,就意味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康熙二年(1663),顺天府尹张德地被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重庆城中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结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228人。面对如此残局,张德地上书请求移民四川:“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康熙七年(1668),又再提移民之事。

向四川的移民在政府鼓励下开始了,奖励也颇为诱人:移民入川,五年内不用纳土地税。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

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他们以乡邻、亲戚为纽带,结成数百人队伍,向未知之地跋涉。

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等到乾隆后期,那些曾经被荒草覆盖的地区,一县人口已经增加到上千户甚至万户,山岩和深谷中,都有了居民。所谓“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造就的盛世。

法国学者“帮” 中国人找到祖先

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闯关东,关,是山海关;关东,也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咸丰末年,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

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高涨,每年移到关外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

在整个闯关东的大潮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

在华北地区人口浩荡渡过渤海,穿过山海关的时候,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

《瀛寰志略》中记载,“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地区大致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的北部。

这一批向海洋开拓的移民,也成为最早拥有近代化思维的一批华人。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开办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慷慨捐助海防,拓展海外贸易,许多南洋子弟回到中国,投身革命与抗战。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在中国人向东北、西北和南洋寻找新的生活定居之地时,章太炎、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被一个法国学者说服了,这个法国人叫拉库伯里。他说,中国的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王尼克黄特,他率领巴克民族东迁,经过昆仑山,抵达中土。巴克,就是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说法在当时被广泛宣传和接受。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歌词中就有“华胄从来昆仑颠”。梁启超他们相信并宣扬这个学说,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等民族,而是跟西方同源。尼克黄特的故事不足确信,但是从人类这个物种繁衍迁徙的历史来看,在大汶口、周口店的火光亮起之时,中国最古老的居民,也是移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