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普宁归湖村，64岁的江辉南画了一张路线图：从河南正阳，到北方的淮阳，再到更北方的济阳，然后向东到山东境内，再南下转向安徽、浙江、江西，进入福建，最后进入广东，终点就是归湖村。
这是归湖村江姓人士的迁徙图。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公元前1000年，而到达终点，是在公元1300年之后。
无论在一个地方定居多久，中国人总是想追溯自己的血脉来源。在长江出海口的南通如皋，冒姓的血缘来自遥远的蒙古草原；在云南玉溪，很多张姓人的祖先居住在南京“高石坎柳树湾”；在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里，王家人供奉的牌位上写的是“太原王氏”。
如果从族谱上追溯，中国人的迁徙历史如同无数条交错的大河，从一处涌出、奔腾，然后在某一处汇聚、分叉，蔓延逶迤成支流、沟渠，乃至溪涧。在气候、历史、土地、粮食、财富以及各种偶然命运的驱赶下，中国人远投荒野，然后让荒野成为故乡。
“衣冠南渡”之后，形成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
尽管存在大量附会、臆想和伪造，中国汉族各个姓氏的族谱，依然能够粗略勾勒出汉族人在历史中迁徙的路线。
汉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原，他们因为诸侯的封地而获得姓氏，然后迁移到四面八方。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浪潮。
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据史学家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 多万；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是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随着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
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者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这些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三次北人南下的移民浪潮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但在葛剑雄、曹树基主编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只有明初的章节，被称为“大移民”。
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
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明代初年，山西人被大量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甘一带，最南抵达淮河流域。从山西南部出发的移民，往往要经过山西洪洞县，在那里稍作停留。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人众多。寺旁有一棵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星罗棋布。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新的定居地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
在那次波及全国的大移民中，并不只有一棵大槐树。云南民间流传，祖先来自南京城杨柳巷，戍守云南的士兵其实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和河南，而他们迁出的南京，指的是包含今天江苏、安徽和上海的南京地区，而不仅仅是南京城。
安徽、湖北移民，只记得江西瓦屑坝，苏北人则往往宣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这样一些小地方，自然不可能供养出众多人口，它们和大槐树一样，只是他们的祖先对途中一个汇集地的记忆。
经过明代初年的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在后来的记载中，往往可以看到“国朝初，人稀少”的记载，而到永乐年间，土地渐次开垦。北京、开封、河间等城市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后来靖难之役，北方又经历了一次补充北京、河北人口的移民。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座全国大都会，人口绝大部分是移民，土著居民不过十分之一。
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区区一个分字，就意味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康熙二年（1663），顺天府尹张德地被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重庆城中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结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228人。面对如此残局，张德地上书请求移民四川：“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康熙七年（1668），又再提移民之事。
向四川的移民在政府鼓励下开始了，奖励也颇为诱人：移民入川，五年内不用纳土地税。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
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他们以乡邻、亲戚为纽带，结成数百人队伍，向未知之地跋涉。
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等到乾隆后期，那些曾经被荒草覆盖的地区，一县人口已经增加到上千户甚至万户，山岩和深谷中，都有了居民。所谓“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造就的盛世。
法国学者“帮” 中国人找到祖先
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闯关东，关，是山海关；关东，也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咸丰末年，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
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高涨，每年移到关外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
在整个闯关东的大潮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
在华北地区人口浩荡渡过渤海，穿过山海关的时候，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
《瀛寰志略》中记载，“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地区大致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的北部。
这一批向海洋开拓的移民，也成为最早拥有近代化思维的一批华人。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开办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慷慨捐助海防，拓展海外贸易，许多南洋子弟回到中国，投身革命与抗战。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在中国人向东北、西北和南洋寻找新的生活定居之地时，章太炎、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被一个法国学者说服了，这个法国人叫拉库伯里。他说，中国的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王尼克黄特，他率领巴克民族东迁，经过昆仑山，抵达中土。巴克，就是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说法在当时被广泛宣传和接受。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歌词中就有“华胄从来昆仑颠”。梁启超他们相信并宣扬这个学说，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等民族，而是跟西方同源。尼克黄特的故事不足确信，但是从人类这个物种繁衍迁徙的历史来看，在大汶口、周口店的火光亮起之时，中国最古老的居民，也是移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