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生活品味：社会等级的最后出路阅读有许多种标准，有趣是其中之一。经过许多年的阅读，似乎越来越重视一本书的趣味。书架上的书那么多，取哪一本读呢？除非你有严肃的心情，否则不会去碰那些大部头的经典。它们的分量过重，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也有一类书，谈的是严肃问题，读来却意趣盎然。比如谈论社会等级问题，不可谓不严肃，这是个想起来就会个人绝望的话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产生了大批激进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传播则导致了无数次革命和战乱。但是我想推介给读者的这本书，谈的也是阶级话题，揭示的道理也很深刻（至少我这样认为），但读起来却充满乐趣，有如饮一杯陈年佳酿的红酒，它的锋利包裹在厚实的趣味之中。
本书的英文原名是“CLASS”。在英语中，这个词既有阶级、阶层和等级的意思，也含有格调、品味的含意。说一个人是否“classy”或说一个人有没有“class”，并非在说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和阶层高或低，而是说他或她有没有品味和格调。因此作者的书名取“CLASS”一词的双重含意，通过人的品味和格调来判断他或她所属的社会阶层。
保罗·福塞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教授，着名文化批评家，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康涅迪格学院和拉特格斯大学。他的关于二战时期美国社会文化的专着曾获得197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他是英美文化批评方面的专家，檀长于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观察，视角敏锐，语言辛辣尖刻，又不失幽默和善意。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立刻引起轰动，一方面好评如潮，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猛烈批评，认为福塞尔夸大了美国的等级偏见，对穷人缺少同情和道义支持，对人类的弱点过于尖酸刻薄，等等。其实作者在着作发表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人们的反应，正如作者在本书开头时写道：“今天，你只需要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就可以轻易地激怒别人。……最近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书，我说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人的社会等级的书。人们听后马上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再溜一眼衬衫袖口看看有没有磨损开线。凡分钟之后，便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开。”
什么是一个人的社会等级标志？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社会观念的进步，这一问题已经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它常常不是你的职业，不是你的住宅我有不得不承认，人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谁高谁低？怎样识别，识别的标准是什么？作者并没有用学术的社会研究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而是绕开理论上的争论，从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话语里呈现出的特征来分析判断人的社会阶层。按作者的话说，他只从“可以看见的事物和可以听到的话语所传递的信息来分析人的社会阶层，而不考虑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作者认为，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不可见，而种族虽然可见（肤色），但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因而不在作者的考察范围里。作者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显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那些品质。固此在阅读时，这本书不应被看作一本学术研究专着，而应当被看成是一本社会等级表象观察指南。
那么作者的等级标准是什么呢？通过大量的观察之后，作者认为，正是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些品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的穿着，家里的摆设，房子的样式和格局，开什么车，车里的装饰，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喝，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作者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取向，给美国社会分了九个等级，用辛辣嘲讽的语言归纳了这九个等级在生活品味方面的差异。
从1994年第一次偶读此书到现在，我已经读过至少三遍了，而且每读一次，都会对美国社会各个阶层人的行为特征增加新的认识，不先是对周围的普通人当然，作者并非意在贬低某些阶层，抬高另一些阶层，作者实际上嘲讽的是人们在等级问题上暴露出的虚荣、自大、粗俗和缺少品味。这些特征并非偶然的选择结果，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比如，美国人数最多的阶层——中产阶级，按照作者的分析是最为虚荣和势利的阶层，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像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替换，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虑。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要在他人眼里看起来生活过的既得体又安全。因此他们的爱虚荣和喜欢炫耀在衣食住行和话语上必然体现出来。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更低的社会阶层奋斗上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阶级才会有的高级生活品味，因而在生活里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个性的、标准的，可以明确指示身份的物品。作者显然非常反感这种拘谨的循规蹈矩，毫无节制的炫耀，以及缺乏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冷嘲热讽的情绪。
尽管作者的主旨是用人的外在生活特征来分析判断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我们还是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努力的另一个向度，即为社会等级划分提供新的观察依据。在今天的社会里，社会等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立，而不是简单的以有产和无产、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来改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仅仅有钱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提高文化品味与生活格调。没有品味的人永远不能改变自己最初所属的社会阶层。
本书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每个读者都会在阅读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熟悉的人们的生活，然后根据作者提出的言行举止特征来检验自己和别人的社会等级，或者感到满意，或者（更多的时候）感到害臊和汗颜我以为，这本书的独到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品味和格调在社会阶层划分里的重要性，因为品味和生活格调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它恰恰不像金钱和财产那样，获得的过程常常是一个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堕落的过程。通过自身的教养。品味的提高，一个人不需拥有很多金钱，就可以达到较高的社会地位。
作者为了给自己所属的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定位，提出了调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识，比如80年代的“雅皮”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的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等级分层的新十字路口。几十年的平等社会的神话已经打破，人们的社会等级观念正在急速地更新。推动这一变革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金钱。占有金钱的多少正在把人们的社会地位重新划分。金钱取代了平等和社会公正，开始编织自己的神话和传奇，编织人们的生活梦想这样想或多或少有些过于悲观。事实上，在中国，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观念已经或正在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无止境地追求金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未必可以顺利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追逐金钱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而珍贵的不能重复的生命却在悄悄地流逝。不管现实中存在多少令人沮丧或使人激动不已的事实，有人发财致富，有人陷于贫困，但处在这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正在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穷人，尽管他们也远远没达到富人的收入。正是这一部分人发出了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阶层？如果不喜欢追逐金钱，我们的希望在那儿？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个社会在金钱统治的道路上还会走多远？
本书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提出了社会分层的新的标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标准，无论你承认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有品咪有生活格调立刻能够使人们对你刮目相看（文化痞子和玩世不恭者除外。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人数同前几年相比正在越来越少），使你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地位。金钱固然重要，但是只有金钱并不能使你获得普遍的认可、尊重和赏识。你怎样花你的钱，用它带来什么样的消费，这些消费使你呈现出什么特征，则成为更加要紧的问题。
尽管作者讨论的是美国社会中的等级现象，但市场经济带来的世界化趋同态势，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深的商业和文化影响，使得本书中描述的种种现象，已经可以在中国找到今人悲哀的对应。美国昨天和今天的等级困境最后，我还想谈的一或是，此书的艺术特色。保罗·福塞尔原籍英国，后来移民美国。他的写作板具个性，措辞考究典雅，句子长而复杂，是典型的英式写作风格。他在行文中大量地使用了反讽手法，叙述幽默诙谐，有时几乎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再者，书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观察和展示达到了精微至极，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批判眼光，是绝无可能做到的。这样一种风格，要想在译文中全部体现出来，简直没有可能。倘若我没有在美国长期居住的生活经验，是决计不敢去翻译此书的。好在两位年轻译者对作者语言的把握误差不大，这才保证了译文的基本质量。我想说的是，即便不能完全体现保罗·福塞尔的艺术特色，这个译本在展示作者的思想风格方面，无疑是一次经得住检验的努力。
在停笔之前，我不由地想到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钱和权力对于一个生活在商业社会里的人来说不可全无，否则你会生活得没有尊严和安全感。但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的生活也不值得，因为缺少品味。那么罗兰·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闲暇用来做什么呢？他简单地回答道：“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简言之，过有品味的生活。因此，读过此书之后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想想，你真正想过的生活是什么？至少有一种算法是聪明的：有钱并不必然使你的社会地位提高（这里并非在说经济地位，而是社会地位），因为这世界上总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钱财。但有生活格调和品味却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等级。
保罗·福塞尔写作此书的初哀，也许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石涛一九九八年六月于北京保罗·福塞尔--格调--第一篇敏感话题第一篇敏感话题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然而迄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依然显得暖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个世纪以前，当坐在绅士们的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间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暗探，而是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前，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就像弗朗西丝·陶勒普在19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在他来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群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麻州格兰德拉皮兹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力量，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灯塔山》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为原型。观众坚信并籍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性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说：要么是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要么是中产阶级同仇敌汽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本地的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哪怕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还是四九年人队（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榄球队。一译者注），也无论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即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莱奥尼斯大妈、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还是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就属于被约翰·亚当斯研究过的国民之一。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辞中，一位广告作家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个想象的环境中，召唤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例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地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那些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被砸得粉碎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在《伟大的鲁伯革命》（1970）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公正》（1960）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里，解剖刀决不是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井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我们人人平等，而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仅拿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编排乐器的方式，是考虑惯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这就像作曲家艾德华·寇恩所说的：“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来得更难控制（这里，微笑在作者看来表现了某种如释重负的轻视，这通常是欧美人的文化反应。一译者注）。另一方面，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或者“修养性”工作紧密相关。吉它（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它总是与吉卜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它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编辑威廉·巴列特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由于无论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保罗·福塞尔--格调--第二篇解剖等级第二篇解剖等级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我真诚希望“等级”（caste，尤指印度的世袭等级制度。一译者注）这个词已经美国化了，因为它能很好地表达这个国家实际上非常严格的等级界线，以及一个人想从养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困难程度。
我们不仅要问：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么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来。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这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这种区别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在她的《等级》（1981）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像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大小而觉得受了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