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中的数学
论数学与诗歌的关系
数学与诗歌篇一：古诗词中的数学
首先，我还是想谈谈我跟数学这个科目之间故事。
在我小学的时候，盛行奥数华赛，于是，赶上流行，我也去报了奥数班。然后本来就很稀少的周末时光就又减少了很多，就泡在那个奥数的培训班。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临近小学毕业的最后时刻我还是得奖了，好歹还是为升学做了点贡献。
上初中咯，就是天天的耍，数学老师又是个女的，所以一直都是不温不火。对于一个快更年期的数学老师的莫名其妙的生气，我们都是很淡定的把数学学的很淡定。后头中考咯，发现不得行咯，还是要好好的学哈数学，跑去到一个年轻的男老师那里补课。我估计异性相吸这个也算是个理由，所以初三下半期对于初中的那几个重要题型掌握的还不错，所以中考数学还是将就的满足。
高中，嘿，运气好，遇到整个学校最有趣的数学老师。所以，这个数学就学的一点都不被动。平时对数学的积极性很高。反正高中数学就是各种题各种公式，所以经常会花相对更多的时间来做数学题，而且乐在其中。反正高考下来，相比较最满意的就是数学。
大学，有幸遇到一个好老师。不仅教会书本的数学知识，更让我觉得之前学习数学，完全是在应试，所以，就开始留心生活周围的数学。
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在我国古诗词中，数学的美。
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艺术中，医疗中，文字中，都有数学的身影。华夏五千年悠悠历史，各种文化瑰宝更是耀眼。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无价的文化宝物。我个人觉得我们国家的古诗词是最美的！而又是能把数学运用进去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美！这就是数学在古诗词中的完美与巧妙地结合！诗与数学之间最深刻的关系莫过于数学概念或意象与诗歌的结合。
诗句中，在描写景色的诗句中，很多都是夹杂着很多数学的问题。诗词中更不乏数字美的佳句。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其中，颈联这一句，被古来今往的无数数学家和文学家一致认为是最美的数学诗句。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最美的是圆形”。为什么呢？这与圆形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如对称、均衡、和谐、完善等是分不开的，而直线、角等也会有美的感觉，这与直线、角给人以
锐利、刚劲、简洁、有力之感是分不开的。
上面的诗句中，“大漠”正是数学中的平面的化身，多么洁净的世界；“孤烟直”也正是数学中的直线的表示，多么宁静的画面；“长河”数学中的曲线；“落日圆”数学中的圆。这些数学中枯燥、简单的元素，已经被诗人化为美妙、精巧，给人们勾画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记得当时在学习这首诗的时候，语文老师要求我们画出这个意境。很奇特，就这么短短的十个字，却真的让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无垠沙漠上的一幅景象。数学与古诗词的碰撞，火花如此惊人。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首公认的长江漂流的名篇。诗仙李白后两句在描写江岸两边的景色，但是山的数量再怎么多，也不会有万座啊？当时我以为仅是修辞手法，后来，发现，之所以是“万重”，那是因为，轻舟随水流行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诗人在船上，就看到的是不停经过的山脉，这一个万重，仅是两字，却展示了一幅轻快飘逸的画卷。相似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借助数字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夸张。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圣杜甫的这首诗同样脍炙人口。我们知道，构成空间图形的最基本的要素是“点、线、面、体”。这首诗中，景物的描写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幅优美的水墨画，站在数学角度来看，第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描写的是两个“点”；第二句“一行白鹭上青天”，描写的是“一条线”；第三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描写的是一个“面”；第四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描写的是一个“空间体”。此处表现的时空之幽远,数字深化了时空意境，与平面的无限延伸有异曲同工之妙,数学美由此凸现一斑。正是由于这首诗概括了几何的四个基本要素，才构造出了一幅完整的画卷，创设出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美妙意境。你能说这些数学符号、图形不美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的这首诗中，一个“千山”，夸张写出整个空间的安静，所有山的鸟都飞走；一个“万径”，将空间的'空旷之感再次突出。用文学角度的赏析，便是用两个极大的数字凸显出环境的静谧和空洞。这样的环境烘托的是，诗人的寂寞。所以说，数学用在这里，让整首诗都更深层次的显现出寂寥之感。
除了这些名扬千古的诗，还有一些状似打油诗之作，也含有一定的哲理。如唐诗《题百鸟归巢图》：“一只一只复一只，五六七八九十只，凤凰何少鸟何多？食尽人间千万石。”传说郑板桥见人赏雪吟诗，戏作：“一片二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读来妙题横生。
再比如，以数字入诗的唐诗“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三山半落青天外”（李白）、“四边伐鼓雪海涌”（岑参）、“五湖烟水独忘机”（温庭筠）、“六年西顾空吟哦”（韩愈）、“七月七日长生殿”（白居易）、“八骏日行三万里”（李商隐）、“九重谁省谏书函”（李商隐）、“十鼓只戴数骆驼”（韩愈）、“百年都是几多时”（元稹）、“万古云霄一羽毛”（杜甫）等等，数字和
文学语言的结合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引人入胜。
我国古代诗词和对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的瑰宝.在文学这个百花园中,有些诗和对联同数学时有联姻:有的一副联、一首诗就是一道数学题.。古时候，每到过节，繁华的城镇都会有些花灯或者其他活动，猜字谜等都是将问题嵌入一两句古诗中，这种文字与数学题的结合在现在看来，是多么有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这首诗。
元朝时，著名数学家朱世杰的名著《四元玉鉴》中有一首诗：
我有一壶酒，携着游春走。
遇店添一倍，逢友饮一斗。
店友经三处，没了壶中酒。
借问此壶中，当原多少酒？
你能解开这道题么？不妨设成未知量，利用已知条件，解方程，答案就出来了。
瞧，多么有趣。
广为传颂的《秀才进京赶考》与《文君复书》，把数字用活，体现了数字别具一格的神韵美。
《秀才进京赶考》，是说明朝时有一位穷书生，历尽千辛万苦赶往京城应试，由于交通不便，赶到京城时，试期已过。经他苦苦哀求，主考官让他先从一到十，再从十到一作一对联。穷书生想起自己的身世，当即一气呵成：
一叶孤舟，坐着二三个骚客，启用四桨五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十年寒窗，进了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二次，今天一定要中。
几十载的人生之路，通过十个数字形象深刻地表现出来了。主考官一看，拍案叫绝，并把他排在榜首。
而《文君复书》说的是司马相如赴长安赶考，对送行的妻子卓文君发誓：“不高车驷马，不笔此过。”多情的卓文君听说后却深为忧虑，就叮嘱他：“男儿功名固然很重要，但也切勿为功名所缠，作茧自缚。”说完，司马相如便上路了。他到了长安，由于在家勤奋读书，终于官拜中郎将。从此，他沉湎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觉得卓文君配不上他了，于是就处心积虑想休妻，另娶名门千金。
一转眼五年时间过去了。一天卓文君暗自垂泪，忽然京城来了一名差官，交给她一封信，说司马相如大人吩咐，立等回书。卓文君接过信又惊又喜，拆开信一看，寥寥数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卓文君乃一代才女！怎会不解其意：从一到万惟独无“亿”！即是无“意”！卓文君一下子明白了，当了新贵的丈夫，已有弃她之意。于是她回信写道：一别以后，二地相悬，只说三四月，又谁知五年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又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思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十凭栏，九月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火红偏遭阵阵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三月桃花随流水，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读后十分羞愧、内疚，良心受到了谴责，他越想越对不起这位才华出众、多情多义的妻子。后来他终于用高车驷马，亲自登门接走“糟糠”之妻卓
文君，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读上面这些诗，每个人都能明显感到，诗的意境全来自那几个数词，无论是数词的单个应用，重复引用，抑或是循环使用，看似毫无感染力的数词竟也都能表现出或寂寥，或欣然，或恬淡，或伤感的思想感情。
曾经有两位非常著名的诗人这样写道：像直线一样，爱也是倾斜的/它们自己能够相交在每个角度/但我们的爱确实是平行的/尽管无限，却永不相遇！
爱情，向来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一个名词。作者用读者都熟悉的平行线，借助数学丰富的意象，巧妙地向读者准确地传达了自己的意思。
想起我在天涯论坛上，看到的网民写的这样一首诗，来调侃数学和诗词的碰撞。那么就以这首《沁园春数学》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
《沁园春数学》
数苑飘香，千载繁荣，万世流芳。读《九章算术》，何其精彩，《几何原本》，意味深长；复变函数，概统理论，壮阔雄奇涌大江；逢盛世，趁春明日暖，好学轩昂。
难题四处飞扬，引无数英才细参详；仰枷罗华氏，煌煌群论，陈氏定理，笑傲万方；一代天骄，A*怀尔斯，求证费马破天荒；欣昂首，看数学发展，无可限量！
参考文献：
《情真意切话数学》，张景中主编，科学出版社。
《语文教学与研究（大众版）》学术期刊，2011年第6期，张少伶《古代诗词与中学数学美》张明
数学与诗歌篇二：数学与诗歌融合
按照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我们的数学课堂教学应该“关注人”。人的发展应是全面的，数学课不再是仅传授数学知识的课堂，而且在课堂上重视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老师说：“诗歌，天然地和儿童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它们的想像方式、表达习惯和认知渠道，都有着诗的品质。所以这样的诗句，可以成为儿童内心世界的容器，成为儿童认知世界的道路和拐杖。毫不夸张地说，一首契合性的好的儿童诗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抹上一种色彩，烙上一个印记，带来一种节奏。”诗人圣野说：“一个自幼受过儿童诗熏陶的人，长大肯定是个有是非观，有真性情的好人。”诗让我们的心灵世界充实，让我们的情感生活丰富，让我们的想像更加广阔。在我们的数学课上也可以把理性的知识与感性的诗歌融合在一起。将诗词的学习与数学教学相结合，探索用诗词陶冶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
一、诗歌导入，提供良好的情绪背景。
轻快和谐的儿歌能给人带来舒适和宁静的感觉，有了好心情，学习起来倍感轻松。堂课铃声响起时，班里传来朗朗儿歌声“铃声响，进课堂，学习用具放放好，回答问题声音响。”通过常规儿歌使学生明确上课常规要求，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学生在儿歌中自己检查自己的课前准备。在数学教学中我们还可以用表扬儿歌，竞赛儿歌等多种儿歌来帮助学生集中注意，提高学习效率。如学生在正确回答问题后，可以用儿歌及时进行表扬“某某某，你真棒，你是我们的好榜样。”这样鼓励全班的同学思考问题、回答问题，形成良好的学习气氛。
还可以利用课中操来调节学生的学习状态：
点点头，伸伸腰，我们来做课前准备操，
动动手，动动脚，开动脑筋勤思考，
耳要聪，目要明，文明守纪我最行，
棒！棒！棒！我真棒！争做班级的NO.1。
二、诗歌激趣，提高学习效率。
相对而言，数学几乎是枯燥的代名词。怎样使数学易于理解，为人们所喜爱，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数学家做出许多尝试，歌谣和口诀就是其中一种，让人们在解答数学问题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
明代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一本通俗实用的数学书，也是数字入诗代表作。著名《孙子算经》中有一道"物不知其数"问题。这个算题原文为：“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程大位在《算法统宗》中用诗歌形式，写出了数学解法：“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月正半，除百零五便得知。”这首诗包含着著名的“剩余定理”。也就说，拿3除的余数乘70，加上5除的余数乘21，再加上7除的余数乘15，结果如比105多，则减105的倍数。上述问题的结果就是：（2×70）+（3×21）+（2×15）－（2×105）＝23。
通过有趣、生动和充满美感的“诗题”，学生得到的将不仅是关于文字的美，诗境的美，韵律的美，而且体会了数学思想的无限延伸美，领略了数学与诗歌完美结合所带来的精神提升美和人文性的关怀。
三、诗歌巩固，增进长时记忆。
在小学阶段基本概念是教学重点，小学生机械记忆占主要地位，时间一长就容易忘记。而诗歌就能提高记忆水平，达到长期记忆的效果。因为轻松和谐的儿歌比一般的讲解容易激活大脑的接受，使儿童不易疲劳，进一步理解巩固，增强记忆能力和回忆能力。实践证明，已经编成儿歌的基本概念不容易忘却。在年月日的教学中，大月和小月的分别可以用儿歌“七前单月大，八后双月大”，“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整，平年二月二十八。”这样的儿歌就能给学生的记忆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诗歌总结，浓缩数学知识。
在数学教学中，儿歌作为新授知识的总结其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同时年龄特点也决定了诗歌的不同运用。低年级儿童的不随意注意占优势，而数学知识又具有抽象性，学生往往对知识不能全面掌握。教师就必须做一个简单而全面的总结。在教学“厘米的认识”后，通过1厘米的诗歌帮助学生加深对概念的认识：
《我是1厘米》
1厘米,很淘气,仔细找,才见你。指甲盖1厘米,伸出手指比一比。
长短和我差不多,大约就是一厘米。100个我是1米,我是米的小兄弟,
物体长了别用我,要不一定累死你。
在中高年级，特别在概念教学中诗歌歌更能充分体现它的优越性，在上面提到的年月日的教学中，大月和小月的分别可以用儿歌表达，这两首短小的儿歌把本课较为繁琐的内容浓缩总结为几句话，但知识点全部囊括其中，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在提高了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率。
诗歌在数学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学生的语言水平和理解能力，而且诗歌对创造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诗歌的编排也为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儿歌引进课堂要做到适度而有效，儿歌也要做到严密而科学，使儿歌发挥真正的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以后每节数学课都会费劲心思地去寻找一些诗歌来渗透到数学教学中来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运用过诗歌，并不等于每一节课都想着运用诗歌进行教学，教材进行改编。只要适时地发挥诗歌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可以为学生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伤寒论与《黄帝内经》之间的关系
引导语：《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都是我国中医史上的名作，里面所阐述的医学理论一直沿用至今，是我国中医宝典，那么，《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之间有关系吗?
《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无关?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就是《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伤寒杂病论》并非来自《黄帝内经》，继而认为《伤寒杂病论》的六经是“假”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假六经、真六病。还有的人说六经为五经，无厥阴;还有人以方测证，说死在太阴。
《伤寒杂病论》成书时间为东汉末年，中医在此之前已经有完整的十二经络的概念。那么《伤寒杂病论》的六经是什么?是否指十二正经?如果六经分手经、足经，加起来就是十二条经，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张仲景仅仅借鉴了传统中医的十二正经的名称，创造了六经辨证，也就是说，张仲景讲的六经并不是《黄帝内经》上讲的六经。
但是，如果张仲景创造了新的医学体系，为什么还要应用传统的中医名词?这是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伤寒杂病论》原序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有人考证，“撰用《素问》”之前为原文，“撰用《素问》”之后的是衍文，姑且不论其考证结果。张仲景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说明他这套体系是根据《黄帝内经》等之前的医学书籍整理而来，既然他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他怎么可能完全颠覆以前的理论来创造新的体系?即使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为何又要应用前人书籍里的体系和名词?
第二个问题，《伤寒杂病论》对很多症状的描述，与经络所属的脏腑和循行的部位有关。比如，少阴经有心和肾，《伤寒杂病论》讲少阴病的症状是心和肾的症状，而且和少阴经的循行部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伤寒杂病论》的少阴病和少阴经循行的部位以及所络属的脏腑有关。那怎么能说少阴病是一个新生的概念而与少阴经没有关系呢?
再举几个例子，比如在经在腑的问题。太阳在经出现“项背强几几”，能说跟太阳经络循行的部位没有关系吗?阳明病在腑大便燥实，我们知道大便是在大肠形成的，大便燥实能说和阳明大肠经的功能没有关系吗?太阳在腑的膀胱蓄水五苓散证，能说和足太阳膀胱经没关系吗?五苓散常用于治疗膀胱不稳定，也就是《黄帝内经》讲的“咳而遗尿”的膀胱咳，打个喷嚏也遗尿，我们抓独法有一条，一旦出现因腹腔压力升高、膀胱不稳定而小便出来的，就是五苓散证，用五苓散治疗相当有效。
第三，《黄帝内经》提出了六经标本中气学说。如果说六经仅仅是张仲景创造出来的六个病的概念，与十二经络没有关系，那么标本中气学说又为何能解释《伤寒杂病论》的内容?比如：太阳为寒水之经，中见少阴热化，少阴热化不足就恶寒，少阴热化太过就发热，素体阳盛之人热化太过则转为温病，热化不足导致水饮泛滥产生蓄水。那么，我们如何能说《伤寒杂病论》的六经与标本中气学说没有关系呢?
所以，把六经为病称为六种病，认为与传统中医十二经络没有关系，就很难用十二经络的循行部位、十二经络配属的脏腑、以及标本中气学说等中医理论去解释《伤寒杂病论》。我认为，六病是把《伤寒杂病论》简单化了。我们说大道至简，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找本质、直取其病，不是要把《伤寒杂病论》简单化。所以，我本人反对六经为病仅仅是六个病，仅仅是《伤寒杂病论》创造出了疾病的六个阶段的观点。
六经为病的优点是什么呢?
六经内连脏腑，外络肌表，是人体的一个传送带。六经把我们的气血精津液传送到脏腑，在脏腑内进行气化，又通过六经把气血精津的转化输达到全身。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工厂，脏腑就是工厂的机器，经络就是工厂的传送带，生命的原材料——气血精津液通过这一套系统发生物质与能量的转化。所以，用六经去解释整个人体，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原因。如果研究好了《伤寒杂病论》，把《伤寒杂病论》的`理论运用到中医的各个学科中去，再结合每个学科自身的特点，会有事半功倍的收获。
《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与《黄帝内经》、《难经》以及其它中医传统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另搞一套的说法。而且，《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能把中医的脏腑、经络、气血，以至于后世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都包含进去，以实现中医理论的大一统。中医理论包罗万象，各家学说纷繁复杂，如果《伤寒杂病论》的六经理论体系能把其他的理论统一起来，实现大一统，我认为这是中医的进步。割裂《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联系，本质上严重破坏了中医理论的完整性与连续性，认为中医有《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两个独立源头，从而提出《黄帝内经》是针灸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是内科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以《黄帝内经》解《伤寒杂病论》，则《伤寒杂病论》的方药理法自明;以《伤寒杂病论》解《黄帝内经》，则《黄帝内经》之理法均可落于实处。所以，如果把六经归为六病，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它解释不了医学理论的整个体系。
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和诗歌审美观与前代的承继关系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又有所个人创造和丰富过程，来理解李商隐的诗歌的审美观和诗歌风格，体会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诗歌风格诗歌审美观承继关系
李商隐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在晚唐时期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朱鹤龄《李义山集笺注·序》以“沉博绝丽”评价李商隐诗歌风格。邹尊兴《唐宋诗学论稿》以“兼百书，融殊流，勿隐于偏巧”评价李商隐的诗歌审美观。这种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是和他学习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创造分不开的。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是有其高远正确的指导思想的。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诗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说法，以为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经典，而各种著作都有其独到的思想和艺术特色。透露出他对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在《献侍郎拒鹿公告》中说“我朝以来，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物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恕刺居多，效沈宋则绮糜为其。”李商隐认为诗歌创作既不要“推李杜则恕刺居多”的偏于内容，专注指责时弊，忽视诗歌艺术美，又不要“效沈宋则绮糜为甚”的讲究艺术形式，过于追求格式词藻，忽视诗歌思想内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艺术形式并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履行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一直为我国古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由于着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从中取得的作用价值也颇为殊异。李商隐是对《诗经》中比、兴等修辞手段给予创造性发展的一位诗人。他把原来用于个别诗句的比、兴材料，扩大联缀为一组完整的形象，构成全篇诗歌艺术境界的基础，造成含蓄深远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艺术效果。《流莺》一首诗中字面写的是流莺，实际上是诗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莺漂荡”，象征着诗人一生的漂泊无依。“巧嗽”有“意”，指文才兼抱负;“佳期”“未必”，喻理想难酬现。风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风波;千门万户，仿佛官僚集团间的分派。结尾点明自己与流莺同病相怜，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整首诗句句是实写，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为一体。“流莺”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而是一组包含着复杂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诗。
儒家思想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总结唐王朝盛衰演变的历史时，把问题的关键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把统治者个人的品质看作决定历史的根本，这种“贤人政治”的主张是直接来自儒家思想体系。在(赠送前刘王经映三十四韵》一诗，对唐王朝的复兴儒学大加赞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教条产生怀疑，大胆提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的质问，下笔做文章“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很有那么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这种矛盾和他生活的风雨飘摇年代，光凭儒家经书上那套陈腐的说教，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有关。
李商隐的世界观里也存有不少佛、老两家的影响。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说:“冥寞之间，杳忽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归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优喜悲欢，而亦勿用于其间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归结为一个“虚”字，认为万事万物从虚无中来，最终又回到虚无中去，这分明是佛、老哲学的要谛。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给他的作品盖上一层悲观主义的阴影，使它们失去早一时期唐代诗歌特有的那种明朗豪迈的风格，而染有浓厚的感伤、颓废情调。“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见《模花》诗)一片迟暮沦落之感，特别明显地渗透在他感怀身世的抒情诗里。
受《楚辞》及魏晋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诗歌的影响，李商隐吸取了“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表现手法。在诗《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开头运用提笔振起全文，僻开牡丹，先写榴花。因为榴花晚开，赶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实早开早落，更觉愁人，而迟开未必可悲。“玉盘”句是花含雨，“锦瑟”句是雨打花，这该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为雨所败，花事阑珊，万里阴履，顿非旧圃，一春生气，都有己成空。从牡丹零落写到整个人事的变化，把“愁人”推向顶峰。而结尾却又峰回路转，出以反笔。
舞罢归来，美人回顾，好象粉态犹新。言外之意是今天的零落还不算什么，他年的摧残，将远甚今日。从时间上说，由“今朝”到他日。从地区说，由长安写到安定。从咏物说，由榴花引起牡丹。从牡丹零落的比譬和铺写说，有“玉盘”之泪和“锦瑟”之“弦”。从感慨的复杂迷茫说，由未必愁衬出更可愁，再从暂时的不算阑珊引出前途的更为凄瑟。李商隐用自擅长象征和隐喻手法，形成一种情思绵邀、深曲密丽的艺术风格，把“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手法发展到了极致。李商隐以前的唐代诗人的风格，他都有所借鉴。他吸取前辈之长，像李白之飘逸，王昌龄之深闺、善于变化，刘禹锡之清新、曲折见意，高适、岑参之豪迈、高昂，甚至也吸收了“大历十才子”中部分诗人从平易中见精微的某些可取之处。如《海上》后来大量运用神话诗之始，《公子》开后来咏史以讽刺朝政之始。如《溺岸》冷眼描述而不着褒贬，《华岳上题西王母庙》一唱三叹、余味悠然。它们共同反映了诗人沉博绝丽的诗歌风格，风神摇曳、往复从容，淡宕韵味中表现了兀然岿然，不屈不媚的挺拔情调，精微的诗律，迷茫的意境，萦回曲折、绵邀的特色。
这里面有几位诗人，对李商隐影响极大。宋叶少蕴评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个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仿佛。”(《石林诗话》)朱自请说他:“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艳情诗有些实在是政治的譬喻，实在事感时伤事之作。”(《经点常谈》)从李商隐诗的审美特征中，可以看到他对杜甫沉重，韩愈奇崛险特、光怪陆离，李贺的奇峭诡橘、绮丽以及“埋没意绪”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李商隐中期的诗作接受杜甫沉郁顿挫的传统，汲取其轩昂浑键的体势，而又吸收了中唐许浑诗律中圆熟挺拔的优长，写出了《安定城楼》和《过伊仆射旧宅》、《赠别前蔚州契芯使君》等诗。李商隐的后期，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打击，家庭遭遇到更大的不幸，飘蓬流转，心情愈益消沉，因而表现在他的诗篇中的苍茫色彩就更为加深。他在桂管作幕一段时期的诗，吸引了韩愈风格中光怪陆离的色彩的一面。与此同时，他还汲取了杜甫《秦州杂诗》五律的苍茫凝重风格，加以融合。如“土宜悲坎井， -识雷霆”。
(《酬令狐郎中见寄》)，“虎箭惊肤毒，鱼钩刺骨”(《异俗》)等等，善于把远方景物的肖森情境和仕途堰赛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其晦冥肖瑟的一面。在樟州时，他更频频向往和摩挛杜甫的蜀中诗作，从而有助于积极师承杜甫的风格。如《筹笔骤》一诗表现了诗人学杜所达到的高峰。诗中开头二句，笔势雄超。眼前情景，突兀如见。极力推崇诸葛亮的不朽。即使风云千古，垂相的功业赫赫犹存。然而想有到的是三、四两句陡转，写后主之降、宕一闲笔，为诸葛亮无补蜀国的大业致慨。五句在肯定无愧于管乐之才后，忽又再一次转折，引出诸葛亮的失败。最后宕开笔势，从起句当前所见的筹笔释，推想到他年此地。千百年后，经过锦城的人们，一定还会因吟起《梁父》而心怀遗恨。抑扬转折中使人一唱三叹。何掉评《筹笔骚》云:“沉郁顿挫，绝似少陵。”(《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
程梦星说，李商隐的“师承盖亦不一”，因而“格调”“诡橘善幻”。(《李义山诗笺注·凡例》)。他吸收齐梁和李贺艳体，经过一番变革而创成的婉约绮丽的七律。如(宿晋昌亭闻惊禽》、《赴职梓撞留别畏之员外同年》等诗大都凄恻动人。仕途沉论，室家离析，政治的风云，爱情的摧折，和失母的幼子的酸辛，都使得他有新的感触。所以发而为诗，诗格风格从早期的俊丽挺拨、中期的婉丽深稳一变而为凄丽悲凉。如《锦瑟》，除了凄丽悲凉之外，更有浓郁的色彩意境流露了浓重的迷惘情绪。与此同时，他这一时期咏史、怀古方面的诗作，学杜工力也更为精进。如《赠刘司户》、《哭刘》，深沉凝重，汪洋万顷，苍凉悲壮，直薄少陵。程梦星说李商隐和杜甫一样能做到“转益多师”(《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功力深厚，几乎无所不能。他的《骄儿诗》和《井泥四十韵》供鉴左思和卢全而有所创新。《韩碑》吸收了韩愈宏伟奇崛的笔势，而《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却又撷取了高适、岑参豪迈的格调。
综上所述，可见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的，其中包括从内容到形式等许多方面。在吸取前人的精神的同时，也获得诸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又有所创造和丰富。这种不断创造和丰富的过程，就是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
第三，汉赋与经学的研究。龚克昌先生曾在《学者论赋》中说：“在两汉时期，《五经》地位极高，成为法定教科书，朝政指南。因而通经的往往可以做官，所以学经的人极多，经学盛极一时”。从汉武帝为博士置 -，推广“天下郡国皆立学馆”(《汉书・儒林传》)，到昭帝、宣帝、元帝的增补经学 -，凭借经学而走进仕途、飞黄腾达成为当世之风。枚皋、扬雄、蔡邕等一大批汉赋家深受这种社会风潮影响，《五经》成为两汉士子必修之课。因此，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两汉时期的经学发展对于汉赋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经学与汉赋的关系研究成果颇丰。
二、汉赋与经学关系研究
目前，对于汉赋与经学渊源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然比较而言，还显得相对薄弱。两汉时期的经学发展非常迅速，对汉赋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明代著名文学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 -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清代文宗阮元也认为：“综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悉经史，钻研六书”。
刘慧晏在《汉赋与汉代经学》中所说的：“从汉武帝到章帝，经学始终主导着汉代人意识形态，被封为国教。辞赋之人都是文人，因此深受经学影响。如董仲舒，班固等人，本身就是名震经学界的经学家。经学中的大一统的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阴阳五行观念等，作为汉代官方思想，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传播和浓重的渲染。”这几个观念严格来讲，都可以归属于《周易》的范畴。
许多学者系统地研究了汉代经学与汉赋之间关系。然而，大多数学者是把经学当做一个整体的概念，比较笼统的探究了汉赋与经学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如刘松来先生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阐述了“汉代赋体文学流变与经学的关系”，“汉大赋的话语方式与经学语境之关联”，“经学衰微与赋的文体升华”等方面，内容丰富，援引了大量汉赋资料来佐证观点。郭令原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中，论述了《诗经》对汉赋的影响，分别从“题材和主题的影响”，“雅颂创作对汉赋的影响”，“《诗经》句意在赋中的运用”，“楚骚对汉赋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汉赋与经学的关系研究，还有冯良方的《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王洪泉的《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等等，以上这些学者都是整体地角度阐述“六经”对于汉赋创作的影响。对于“六经”分开与汉赋关系的研究，即单独探究某一经学对于汉赋的影响，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如许结、王思豪的《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李桂荣与郑明璋的《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金前文的《汉赋与汉代<诗经>学》，陈曦的《汉赋引<诗>考论》，肖赛璐的《西汉赋引<诗>考论》等，都主要着眼于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也有部分学者探究了《礼经》、《春秋》、《楚辞》与汉赋的渊源关系，然对于《周易》与汉赋的关系研究，却少有人涉足。目前，在本人搜集范围之内，仅见唯一一篇明确阐述《周易》与汉赋之间渊源关系的文章，即是张涛教授2001年在《周易研究》上发表的《汉赋与易学》。然其仅择选了贾谊、扬雄、班固、张衡等几个人的作品作以探讨，难免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在谈及汉赋中反映出的易学思想时，只简略的提到了几位汉赋家作品中宇宙观，未能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周易》思想对于汉赋创作的全方位影响。
综上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汉赋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对于汉赋与《周易》之渊源关系的范畴，还存在非常大的开拓空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与两汉时期谶纬迷信的泛滥有着很大关系。众多研究学者不愿涉足这段繁杂的领域，特别是曾经被视为迷信范畴的《易经》。因此，系统展开《周易》思想对汉赋创作影响的研究，深度挖掘出汉赋创作与《周易》之渊源关系，在目前的学术界是一块人迹罕至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