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概况
我国的水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贵州的荔波、独山、都匀、榕江、从江等县及广西的融安、南丹、环江、河池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水族人口数为406902。使用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通用汉文。
从有关史籍记载和语言、文化特点等方面分析，水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系，系从秦汉时期西瓯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来，唐宋时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统称为“僚”，明清时称“水”。北宋时，水族已在龙江上游和都柳江上游之间一带地区(即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及毗连的荔波、环江等地)定居生活，当时称为“抚水州”。这一时期，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发展，平地已广种水稻，出现村落，酋长居住的地方有“楼屋战棚”，并以竹栅护卫。社会内部已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蒙氏世为首领，形成一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曾不断与宋王朝发生武装冲突，但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洞”或“寨”内，仍保留着较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元至元二十年(1283)，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司一武力政府贵州南部“九溪十八洞”，分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通过他们来统治当地水族和其他各族。不久，都柳江上游的烂土、陈蒙等处长官司要求内属，改为陈蒙、合江州，规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纳贡丹砂、雄黄以及马匹、雨毡等物。明洪武间复长官司，隶都匀府。清置三脚州。1914年改三脚州为三合县，后改称三都县。
在荔波水族地区，宋置荔波峒，后改称州，同时保留一些长官司建制。明王朝在加强土司制度的同时，在有条件进行直接统治的地方，则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如明初，封建王朝用武力裁撤了荔波州的蒙、雷、皮三姓土司，分置三个巡检司。清置荔波县，对水族地区进行直接统治。清朝直接统治水族地区后，汉族移民也随着大批迁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利设施以及家庭纺织等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农村初级市场和较大的集镇相继形成，封建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至清代中叶，农村中出现了拥有千亩田土的大地主。
社会经济
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水族地区。水族地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每年沿都柳江外运的鸦片达数十万两，农村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过去水族妇女纺织的传统的“水家布”，因质地牢固和不易褪色而行销远近，这时也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而受打击，纺织业变成了洋纱加工手工业。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有过较小的发展，在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内开办铁、汞、锑等矿厂，但终于为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所摧残。买办资本家大肆掠夺水族地区盛产的桐油、五格子等土特产。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地租剥削由“对半分”变为地主收六成甚至七成。加上高利贷和雇工剥削，逼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广大劳动人民过吃蕨根、盖秧被、以灰水代替食盐的悲惨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建立三都水族自治县，实现了水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农田灌溉面积逐年扩大，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工业从无到有，建起了采煤、电力、电机以及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等，并培养了一批水族的产业工人。解放前水族地区交通闭塞，行路艰难，运输全靠人力和畜力；解放后疏浚了都柳江航道，江上修建了大桥，在山峦叠障的大山区通了汽车，尤其是黔贵、湘黔铁路的通车，更加强了水乡人民与各兄弟民族的联系。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建国前，水族地区只有几所学校，现已发展到县区有中学，社会有完小，队队有初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以上。本民族的科技人员也在逐步成长。解放前，水族地区的疟疾发病率高达总人口的80％以上，现已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昔日贫困落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