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1126～1204)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永阳镇）人。
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谊。卒谥文忠。
周必大有诗600多首。他的诗有的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地占齐山最上头，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双虹堕，吸住江河万里流，比喻浅近新颖。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十日顽阴不见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寻山分，日照北窗云在山，气骨稍弱，却清新淡雅。他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在有些诗里他喜欢用典，未能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不少代表朝廷的重要文章，都由他撰写。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
他的序文如《〈皇朝文鉴〉序》，写得典重雅正。题跋如《题陆务观送其子赴官诗》，游记如《南归录》所写游石湖，则颇富情致。总的说来，这类散文内容丰富，文采则时有不足。周必大知识渊博，熟悉当朝人物、掌故。在他的散文及《二老堂诗话》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宋代文学的资料。他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文字，主次分明，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者所取材。周必大著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其中包括《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二老堂诗话》等24种，有清咸丰刊本。
周必大工文词，为南宋文坛盟主。著有《省斋文稿》、《平园集》等80余种，共200卷。
三朝重臣周必大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曾位居宰相的周必大，回到故乡吉州庐陵定居。当地的官绅儒士，纷纷前来拜访，一时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必大虽年近古稀，却精神矍烁，童颜鹤发，只是瘦长的身躯有些微弯。他从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中进士至今，已在官场上跋涉了近半个世纪，历经宦海沉浮，从一介布衣到如显赫翠相二曾为高宗、孝宗、光宗三代君皇效力，为巩固宋朝政权做了许多工作。现年事巳高，无需问政，只愿平安度日，在家乡颐养天年。
他在吉州城原贡院旧基处，也就是当年预荐举人的地方，盖了一幢房屋，门前地势平坦，抬眼可见青原山，开辟田园数亩，池塘一口，取名为“平园”，自号平园老吏、青原野夫。他写了一首诗来描绘其景：“半亩园林数尺堂，凡花疏竹小池塘；平泉绿野林相笑，事，业、功名合自量。”(《省斋文稿》卷八)他还钟情于祖居庐陵永和镇莲袍街，“郊居三池皆种莲”。有时，他就住在永和，“种建以自娱！”。此时的必大，无须“兼济天下”，只愿“独善其身”。他淡漠了世俗的纷争，而“争席渔樵，优游绿野”，或同挚友泛舟赣江，煮酒论史；或约旧朋，驻足青原，谈佛论经；或与家人，观荷采莲。他更喜挥毫于书斋，赋诗作文，抒发其心志。
尤为可贵的是，他退休在家却不安于闲适，倾心于雕板印刷，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币，他历经四年，主持毛刊刻了宋代著名的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共一千卷)，致使这部巨著得以保留至今。此外，他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集》自此以后有定本。“周必大刻本”，历代都被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他非常崇敬庐陵忠烈先贤，特兴建了“三忠祠”，以纪念欧阳修(文忠)、杨邦义(忠襄〉、胡铨(忠简〉，并亲自撰文记之。嘉泰四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204年16月25日〉，79岁的周必大寿终正寝，永远告别了人间。朝廷闻之，诏赠太师，溢文忠。后人将他列为“庐陵四忠”之一，永载史册。他的著作有《省斋文稿》、《平园集》等80余种，共200卷。这“雄浑博雅”的诗文，是一座精神丰碑，永放熠熠光辉。
富有丰厚文化传统的庐陵大地，培育出了周必大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不仅是南宋显赫一时的政治家，而且是学识“源深流洪，九流七略，靡不究通”的大学者。他的诗文，他的奏章，他的对策以及他的施政方略，无不饱含忧国忧民之情，无不显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品格，无不表现善于治国安邦的才华。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久为朝廷所重用，但又势必经受种种磨难。
周必大生不逢时。他出生于靖康元年七月十五日〈公元1126年8月5日〉，这年，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北宋灭亡。当时高宗仓皇南逃，偏安临安，组建南宋政权。是挥师“雪耻”，还是“称臣”议和？朝廷内部争执不休。于是就有奸臣秦格陷害岳飞等忠良，就有胡锥犯颜“三疏斩好”之事。从小受优秀民族文化熏陶的必大，痛恨卖国求荣的奸臣，不忘北伐雪耻，盼望建功立业，以身报国。他在诗中写道：“收取关河报明主，云台烟阁伫奇勋”。“闻道宵衣劳圣主，有时夜舞忆神州”。“匈奴何敢渡江东，一士真过万马雄。唐室安危谁可佩，雪山轻重属之公。”(《省斋文稿》卷一《送王龟龄）））他十分敬重同乡先辈胡俭，两人交往甚厚，和诗很多。“赤县尚多沦异域，潢池犹自扰齐人。公如不为苍生起，风俗何由使再淳。”(《次胡邦衡韵》）必大任朝宫几十年，南宋一直处于金兵的威逼之中，虽偏安一隅，但时刻都耽心国土再失，加上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尔虞我诈，他真是如履薄冰。
周必大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特定的时代成就了他的事业，使他能施展其才华。虽然有人满足于偏安，歌舞升平，“便把杭州当泞州”；也有人畏金如虎，丧失斗志；但富国强兵，收复失地，仍是朝野大多数人的愿望。当时，金国视南宋为“臣”，南宋也愿与金国“和平共处飞边境虽小有摩擦，但时局总的来看较为缓和。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孝宗登基。他想做个开明的中兴之主，需要一批忠耿和有胆识的臣子辅佐，因此对有利于南宋稳定和发展的意见还听得进去。周必大先后任起居郎、侍读、兵部和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是皇帝的近臣，为巩固皇权，进了许多忠言。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后，必大更是官高权重，做了参知政事、右丞相、左丞相等官，直接参与处理朝廷大事，为安邦兴国做出了贡献。人们敬重他，皇帝倚重他，故光宗登位，又封他为少保、益国公。也是朝中重臣，要协助皇帝治理国家，但他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对南宋的局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空喊报仇雪耻，而应当积蓄国力，强兵富民，才能与金国抗衡。他反对谈金色变，也反对仓促伐金。他任宰相上的第一个奏章就提出：“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宋史本传》)。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比较稳定，但要居安思危，考虑到长治久安，不可急于求成。这话是针对前不久韩倪胃出兵伐金大败而归之事而言的。可见必大所持的是稳健持重的内政外交方针，表明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为达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的，他实行如下策略。
在内政方面，一要强兵。他认为，“自战国秦汉以来，其兴衰治乱，鲜不以兵而其节制”。“今天下之事多矣”，应“内倚三师以为根本之卫”(《省斋文稿》卷十一《策》)。当时带甲之士号称否万，但多而杂，缺乏训练。尤其可怕的是，有的将官不懂军事，菲裙带关系或行贿而任职；有的还虚报兵丁，冒领军饷，贪赃枉法。照此下去，怎能保国克敌？他主张首先要选好将领，兵才能精。为了整肃军纪，他制订了“诸军点试法”，规定了军官升迁和差遣的条文，有时当面考察将官，看能否胜任其职。对那些不称职者，予以革除。于是“主帅悚激，无敢容私”。经考察，池州正将李忠、李自言二人“不能开弓”，必大罢免了他们的职务。对各军队自行招募的兵丁，必大常“亲阅之”，察看虚实。于是，军纪有了好转。孝宗对此，大加赞扬。二是富国。必大认为：“岁人有限，调度日增”，国力将困乏，“养兵赌国之计，赖于征商榷酌”以敛财(《省斋文稿》卷十一《策》)。
他对古代轻商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当今应大力发展商贸业，以增加收入。但这还不是富国之本，应“躬行肝陌，视民如子”，促进农业的发展。他的这种见解，不但在当时有积极的意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三是安民。孝宗即位不久，四川部分饥民闹事。皇帝忧之，问必大怎么办才好。必大认为百姓是因穷困才闹事，应下诏书去安抚，并放宽征收田赋的日期。按此行之，果然见效。淳熙年间，长江两岸久旱不雨，必大请求“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这次赈灾活动，受到孝宗的嘉奖。
又有一年，久雨不止，洪水泛滥，必大奏请皇帝减少后宫开支以赈灾，并命省部拨款抚恤。必大的这种民本思想，对稳定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是政修。他认为，政通人和，社会安定，才能抵抗外敌。如何才能做到“政修”？第一要择人才。他对“秦桧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的现象很是不满，于是奏请“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中，备缓急之用”。他还建议“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明《究简录宰辅列传》)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手以采纳。第二是考官吏。他认为，官员太多，不少是不称职的或是无事可干的，这样，民众则受害。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就是对官吏的实绩进行考核。“考绩而升础之，则智者用，愚者伏，贤者进，不肖者逐”(《省斋文稿》卷十一《策》)。第三是固职守。当时，委州太守四年换了五个，平江太守四年换了四个，必大认为，这种现象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应相对固定，官员在一个地方的任职，使他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而后离开。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决心改正这种弊病。
在外交方面，必大始终抱着不亢不卑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爱国政治家的骨气。高宗死时，朝廷的主和派请求派使臣向金人送协告，必大予以阻拦。后来，金使到了，有人提出应换掉孝服，穿宫袍接见，必大坚决反对，坚持穿孝服“就帷瞌引见”。有一次，南宋派赵雄去金国送国书，大臣们议论受书的礼节，必大说，我国与金是以叔侄之情相亲，尊卑名分已定，决不能自卑。有一次，传说金国将受到外敌攻击，而把军队调防保卫京城，南宋有的大臣认为这是向金国进攻的好时机。必大分析形势，认为不能出兵，要慎重一点。过了不久，证实传说是假的。皇帝说：“卿真有先见之明。”
纵观周必大的一生，可以说是幸运的。他凭着自己的才华、胆识和品格，受到了几代皇帝的器重。他在翰林六年，“制命温雄，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南宋书本传》，下同)。高宗读了他的策后，赞叹道：“掌制手也”。必大任中书舍人时，所进谏之言，切合实际，无一空论，并且敢于直言，深得皇帝赞许。孝宗常去球场玩乐，必大认为有碍于政务，劝他“自爱”。孝宗说，你的忠言很好，仇耻未雪，我不应该贪图玩乐。并且，赞扬必大“不迎合，无附丽，联所倚重”。(《宋史本传》，下同)于是升他为侍读。必大任参知政事时，处理军政大事.公私分明，且又果断。皇帝嘱咐道：“每见宰相不能处之事，卿以数语决之”。做了丞相之后，必大更是朝中砾柱。孝宗病重，传位给太子时，特嘱托他辅佐新君。光宗登位，问必大当世急务，必大说，要选用好人才，广开言路。宁宗即位，又向他求言，必大说要注重崇俭、久任等四事。可见，四代君王，都对必大比较信任。
但从周必大成长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也不是一叫风顺的。他4岁丧父，由母亲督促他读书；12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青少年时的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走上仕途后，忠君爱国的思想一直未变。为了维护朝廷的利益，他直言进谏，公正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也得罪了权贵，几次被贬出京城。如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因反对权臣瞿婉容提倡的“碍止法”，被贬知南剑州，改任福建提点刑狱；乾道九年，因反对贵威干预朝政，被解除兵部侍郎兼侍讲之职，去建宁任知府。绍熙年间，必大为左丞相，授何糖为司业。可何糖嫌官小职微，不愿去任职，而右相留正，则奏请改任，并提升了他。因此何糖感谢留正而怨恨必大。当何檐升任台谏后，便弹劫必大，致使朝廷免去了必大左丞相之职，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再以少保充醋泉观察使。必大不赴任，又降为荣阳郡公。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必大再三上表引退，结果以少傅致仕。他退休在乡后，在朝的韩倪胃等权臣还指责必大、留正等“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御史施康年又弹劫必大“首倡伪徒，私植党与”。于是，必大便降为少保，第二年才复为少傅，算是恢复了名誉。而这时，必大已经七十六岁了。他虽退休多年，却有罪名在身。不过，心胸宽阔的周必大，不会因此而过于苦恼。他对官场早有较清醒的认识，壮年时，就写过“从来仕途风波恶，却是江神不世情”，“布谷独可听，要当早归耕”的诗句。往事如烟，功利如水。周必大从庐陵出征，经坎坷，历风雨，取功名，创伟业，终于又回到出生的地方，血肉与灵魂同庐陵大地永远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