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市黄家辛戈村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宗师”。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浸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瘟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本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9）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
黄元御自三十六岁开始从事著述，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著书十四种，他的医书十一种在其去世后不久，即由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进呈，全数收录，民间亦有刊本，尤其是在江南等省，凡悬壶行医者，无不知黄元御，被称为“医门大宗”、“一代之大医”，其史事轶闻广为传载。宣统间《山东通志》，民国初年赵尔巽等《清史稿》皆为其立传，民国十二年（1923）昌邑学商各界捐资为之修整坟园，呈请入祀乡贤祠。并于悬城西南门外及墓地立碑志念。黄元御终于象其先祖黄福一样，名列正史、身登乡贤，垂范千秋。
黄元御轶事几则
（一）
授御医”及“乾隆帝赐匾额”之事，传说如下。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诏进时黄氏辞曰：“敝乃草民，不懂军臣大礼，恐万岁见责，有欺君之罪。”乾隆帝传谕：“免恕一切，至宫廷时对朕面只行叩首之礼。”并令侍官带奉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诏黄氏进宫。
黄氏辞曰：“无功不受禄，敝乃布衣之士，岂敢接受。”帝怒，再赐以五品顶戴，按品赐银，再次传进。黄氏见再难推委，遂入宫。
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侍官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无药可医，恐不久于人世。”侍官回奏，乾隆闻言心悦诚服，乃知其为良医，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去药毒，继服一帖治所病。”帝允诺，按方配服，病豁然而愈。
乾隆帝大喜，赐以重金，元御皆坚辞不受，说： “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
此虽系轶事传说，然对黄元御医术之精湛，性格之清高，乾隆帝这位明君的性格处事等，描述得极为精辟。参之黄元御《四圣心源》自序：“帝眷之隆，何可恃也”，当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非纯系杜撰。
（二）
昌邑盛传，黄氏乡居时，其表兄孙某放道合，将诣江南上任，亲友及地方官员缙绅纷纷登门相贺，车水马龙，黄氏亦至，众人皆有贺礼，孙某应接不暇，容光焕发，至为欣喜。黄氏曰：“仁兄荣升外任，光宗耀祖，可喜可贺！愚弟无长物相贺，愿赠兄一脉。”对曰：“贱躯素健，一诊何妨。”诊毕，黄氏正色曰：“仁兄两年后将发搭背疮！此疮甚剧，性命攸关。余不能阻其发，然可以药移于兄之腿肚，则无大碍矣。发后兄自当延当地医师施治，然必知此疮由背移来者乃可服其药，否则断不可妄治！”
孙某虽恶黄氏言语怪诞，然知其医术精湛，也为之一震，乃请其书方。书毕，黄氏曰：“仁兄到任即服，切勿延误时日，十剂为限。”孙某到任后，因忙于公务应酬，月余方忆起黄氏之嘱，按方服之。两年后左腿独果出一疮，日大日剧，奇痛难忍，眠食俱废。急招当地名医诊视询及此疮系原发抑或由他处移来？众医皆茫然“移来”之问，均曰“原发”，而证危剧，不知何故，不服其药。后一医报名自荐，愿为其一诊。诊毕曰：“太尊此疮，断非原发乃高手以药由背移至此！”孙某因尽告黄氏为其移疮之事及所嘱之言，恭请处治。对曰：“余虽知此疮由来，然迁延日久，证已大剧，愧无施治之术。为今之计，唯余亲赴昌邑，面聆黄师高术，求灵药一匙，而愈太尊贵恙。”江南距昌邑数千里之遥，限于当时交通条件，赴昌邑求方，谈何容易，不数日孙某疮崩而殁。
（三）
黄元御医术精湛，治病如神之轶事传说，至今在其故里流传颇多。吴去疾《雪堂医语》载昌邑刘樵山讲述的黄氏治病轶事两则如下。
其一：黄氏乡居，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生一子，出痘，势甚危，抱归求治。黄氏一见，即怒詈（li,音利），不过日晡（bu,读第一声，申时也），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黄氏不顾，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时赤日中天，舆人故迟迟其行，中途遇大雨，周身尽湿，舆人乃驾车回黄家，盖黄氏预嘱之也。
时已日暮矣，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灯笼相候，语之曰：“汝子生矣。此证内人已极，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时，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故弄此狡狯（jiao kuai,音角快），不然，汝子岂能生哉！”遂处方与服，痘果透发而愈。
其二：黄氏尝夏月出行，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黄氏号为名医，吾侪（chai,音柴）盖试之。”一人故仆地，急招黄氏诊。黄氏曰：“此人仅能延数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黄氏曰：“毋！听其预言。汝等初意，乃与余为戏也，不知今当夏月，湿热交蒸，此人仆地之时，热毒之气已从口鼻吸入，内又有肠胃之病，感之而发，其来也暴，非药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众不信，黄乃行。未几，其人果腹中绞痛，不数时即毙。人皆嗟叹，共称黄术如神。
（四）
黄元御五代传人麻瑞亭（1903—1997），早年听其业师李鼎臣讲述过黄氏诊病轶事一则，简述如下。
时年黄氏在太医任上，沈阳一王爷之子病笃，遣人诣京，求乾隆帝委太医往诊，帝即命黄元御前往。即日起程，乘轿奔赴，夜不住驿，轿中假寐；食不下轿，果腹而已。至沈阳，直奔王府，报名而入，径往正堂，王爷降阶相迎。方落坐，黄氏未及请问，王爷即欲述其子病情。黄氏曰：“臣进府时，闻东厢有呻吟之声，可是小爷？”王爷对曰：“正是。”黄氏曰：“无须诊视，其肺已腐烂不堪，无药可医，惜哉！”
王爷闻言，面露惊愕之色，旋即面如冷铁，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却回。未几，侍者捧一盘呈与堂，视之，其内乃一腐烂人肺也，浊血流溢。黄氏大惊失色，方欲问其故，王爷已手握匕首而至，双手及利刃尽染血污，抱拳稽首曰：”先生神明，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杀之，此乃其肺也，果如先生所言。”
黄氏惊倒在地，面如土色，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稍定，乞归。王爷允请，黄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状。至京，拜表奏乾隆帝诊病及王爷杀子始末，谢罪并乞归故里休养。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抚慰，准其所请。未及陛辞，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其子请问病由，黄氏祥告之，并曰：“为父已胆破神伤，医药无及，尚有百日阳寿，速请好友故旧一决！”果百日后而逝，时年五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