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爱国民主斗士。1949年起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因写《海瑞罢官》剧本而遭迫害，含冤去世。
青少年时代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在距义乌县城约20公里的吴店苦竹塘村。
吴晗的父亲叫吴瑸珏，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一生爱好文史，能诗会赋，写有一手好书法。
吴晗从小就很有悟性，6岁时，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请客人饮酒，让小吴晗也陪客。客人要试试吴晗的才学，随口而出：“橱中又无美酒好菜，何必请人饮酒！”
吴晗眨眨眼，笑盈盈吟道：“橱中无菜市中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你们都说读书好，我谓耕者比我高！”
吴晗出口成章，儒雅之气度实让客人吃惊，一时传为美谈，人们认为吴晗日后必成大器。吴晗7岁时，父亲将他送至浙江金华傅村私立育德小学上学。教他语文和历史的老师杨志冰，很器重吴晗，认为吴晗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惊人才华。有一次，杨老师看吴晗上课时似听非听，就罚他“站”，要他复述课文。不料，吴晗不慌不忙，将2000多字的《祭十二郎文》流利地背诵出来，使老师和同学大吃一惊。
吴晗故居中至今尚存着三个齐楼高的大书橱，上面有“梧轩书斋”字样。村长很有些自豪地说，当年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线装书。吴晗从小就得益于这些书。父亲要吴晗读《御批资治通鉴》和《论语》、《孟子》、《左传》。每天都要背书，念一本，背一本。
吴晗少年时代十分调皮爱闹，这一脾性，直到长大之后，仍可见痕迹。罗尔纲曾说，“吴晗是个爱闹的人，对朋友都是握笑顽皮的。”吴晗小时候常常带着弟弟和妹妹到苦竹塘和其他大池塘里游泳，妹妹不会游，吴晗就既当“教练”又当“救护员”。这秘密一旦“败露”，父亲严厉追问，并要责打他们。这时的小吴晗像变了个人，一点也不调皮了，并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说这都是他的错，是他叫他们游的。不耍滑头，敢做敢当，这也许是吴晗从小就具有的人格特点。
尊敬师长，是吴晗从小就形成的另一个人格特点。吴晗对他的第一位老师杨志冰，十分敬重。后来吴晗到北京考进清华大学，并成为教授，都没有忘记杨老师，常有书信来往，一直到杨志冰去世。杨志冰的儿子杨祖霖也是一名教师，他回忆道：“吴晗是我爸爸的学生，他很聪明，学问好，爸爸把他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可见吴晗与杨志冰的师生情谊非同一般。
吴晗对历史发生兴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的伯父去世，伯父的儿子来送葬，带来了一本石印本绣像《三国演义》。吴晗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等人物都很着迷，从此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发生了兴趣。
1921年，吴晗12岁，考入浙江省金华中学读书。艾青和千家驹均为他的同学。
当时，金华中学设在位于金华城东高埠处的太平天国待王府。吴晗对一间间的传统古建筑，以及与这里有关的历史与人物产生了兴趣。但吴晗又对老是在课堂里死读书厌倦，常常溜出去到街上的书店读书。但书店里的许多书，又是他在上小学时就读过的，不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却给了他很大启迪从此，他开始接受维新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艾青在世时曾幽默地回忆过他这位中学的好同学：“吴晗是我的同学。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读书很用心，我们常一起在我家东厢房读书。吴晗也打麻将、骑马、吸烟。学校要开除他，但他国文和历史特别好，就‘保’下来了。”千家驹在他的《缅怀吴晗同志》一文中写道：“这两个孩子（指吴晗和千家驹本人），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有好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年青、聪明，都来自农村。他们凭借天资在班上并不怎么听话。”
1925年，吴晗16岁，在金华中学毕业。他一心想报考向往已久的清华、北大这两所国内最高学府和黄埔军校，实现他做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的抱负。但因家境已不如前，川资难筹。加之父亲阻挠，未能如愿。其父就把他安排在苦竹塘小学当教员。
不久，父亲为吴晗订了一门亲，是他父亲世交陈老伯的独生女儿。吴晗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要求学，不要美女！”后来，女方对吴晗饮酒、打麻将、吸烟等事有所耳闻，主动解除了婚约。吴晗无动于衷，他父亲却大发雷霆。父子关系因为升学和婚事趋于紧张。1927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吴晗与父亲又为升学之事发生争执。已患肺病的父亲，在急怒之中打了吴晗。倔强的吴晗就冒着倾盆大雨，从家中后门出走。吴晗父亲自己官场失意，望子成龙心切。现在吴晗又违抗父命，还以出走相抗，其心情可想而知。
吴晗的父母非常焦急，那天夜里，村里许多乡亲四处寻找，还到苦竹塘中打捞，也不见吴晗踪影。几天后，吴晗父母突然收到吴晗从义乌县城寄来的信，称升学无望，只好到天台山去做和尚了。天无绝人之路，正处于茫然之中的吴晗，得到了朋友们的资助，到杭州考进了私立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预科停办，他又到上海。1928年考进了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一年后升入社会历史系。
几经曲折，几经磨难，吴晗终于又获得了一个求学机会。他非常珍惜，选修了当时该校校长胡适主讲的“中国文化史”。他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之道十分推崇。胡适对吴晗也予以重视和提携，使吴晗在文史研究上走出了一条路，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吴晗在1930年写出了处女作《西汉的经济状况》，受到胡适的特别欣赏。吴晗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向他求教并讨论有关《佛国记》和曹雪芹家世的学术研究。同年，当时也是反对蒋介石的胡适被迫辞职，离开了中国公学。吴晗也用《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所得的80元稿费做路费，来到了他多年向往的北平。
北平的故都风貌，前门的城墙和城楼，都给了吴晗一种厚重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震撼。他决心在这里奋斗，成为一名救国救民的义乌人。但是，吴晗孑身进京，无依无靠，早就萌生的转学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希望很快便破灭了。他在顾颉刚教授帮助下，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中日文编考部馆员的职位。
得失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吴晗正是得益于这个馆员职位，使他读到了许多史书，他的明史研究就从这里起步。
1931年春天，吴晗从《婺书》中发现一条线索，然后考证了《少室山房全集》、《金华艺文志》等多部著作，撰写了有三四万字篇幅的反映明代浙江兰溪籍文人胡应磷生平的《胡应麟年谱》。纠正了顾颉刚在《四部正讹序》一文中认为胡应膨存年在60岁以上的说法，考证出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仅52岁。这部年谱奠定了吴晗研究明史的基础，也进一步得到胡适的首肯。胡适第一次给吴晗写了回信，并约吴晗见面。
不久，吴晗投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0分与零分”之事，轰动了京城。吴晗先是报考了胡适当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史和英文都是100分，而数学却是零分。北大有一条死板的规定，考生有一门功课零分就不能录取。吴晗只好又去报考清华大学，结果吴晗在清华的考试成绩与北大一样。清华大学却不拘一格破例录取了吴晗。此举在北大引起了波动，认为不录取吴晗是不公正的。历史证明，因为循规蹈矩，而忽视了特殊与个别，北大由此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增添这座优秀学府光彩的不可多得的优秀学生。
在清华园
吴晗一生有三分之一的岁月与清华大学连在一起。吴晗在1931年盛夏考入他仰慕已久的清华大学史学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前后近20年，历经抗日战争的风云。南迁云南和在北平迎来解放的曙光。吴晗从一名勤奋好学的青年成为知名的明史专家，从学者的书斋走进广阔的社会，成为一名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为国民党警备司令要“管一管”的人。1984年，在清华园西北角，因朱自清那篇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而出名的“近春园”荷塘之畔，与不远处纪念闻一多的“闻亭”相映相照，建了又一座四方的仿古亭子，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哈亭”两字，清秀而挺拔。这是清华人对吴晗这位革命战士、杰出学者、敬爱校友的永久怀念。
吴晗刚进清华园时，家境已败落，一切上学和生活费用都要自筹。吴晗一边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清理清代档案的工作，一边发奋读书，完成繁重的功课。他在胡适的指点下，主攻明史。据清华大学档案记载，吴晗每年都要攻读中外历史课程七八门，门门都是上等或超等。1931年到1937年，他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在大学毕业之前，吴晗还发起组织了一个“史学研究会”，其中成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堂、刘堂、刘隽、罗玉东等。吴晗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心得，以期对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和建设尽一点力量。”
吴晗还曾担任《清华周刊》“学术栏”的编辑主任，从作者到编者，吴晗都很出色。连冯友兰、陈寅恪。郑振铎、俞平伯这样著名学者也与吴晗关系密切，一些力作名著在吴晗主持的“学术栏”上发表。
1933年，吴晗24岁，比吴晗年长两岁、有清华大学“校花”之誉的袁震出人意料地爱上了他。袁震思想进步、博学多才，追求她的英俊男子不乏其人。吴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穷学生，一件母亲亲手为他制作的蓝土布长衫一穿就是好几年。袁震却独被吴晗所吸引，她爱吴晗的勤奋、正直、有才和热诚。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最终成为终身的伴侣。
袁震患有肺病，后来又患有骨结核并去掉了两节脊椎骨，长年卧床。那时的肺结核是像现在癌症一样可怕的绝症。消息传到远居浙江义乌的母亲耳朵里，老母放声痛哭，她不顾年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劝儿子回心转意，不要与袁震来往。
吴晗是个孝子，生怕伤了老母的心。他和同在清华卜学的弟弟吴春曦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兄弟俩一起将固定在石膏床上的袁震转移出去，并对老母说：“袁震出差到外地去了，等她回来再来看您老人家。”吴晗母亲信以为真，转忧为喜，她认为袁震长年卧床不起的消息一定是假的，就放心地回义乌了。
此后，吴晗与袁震，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吴晗成为著名教授，并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但他对袁震依然一往情深，直到双双屈死在“文革”之中，那相濡以沫的人生和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为后人永久称颂。
吴晗在清华读书的岁月，正值民族危难之时。“九·一八”之后，日寇黑爪伸向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吴晗却表现出一个青年学生的强烈爱国思想。这段时间，他读得最多的就是记载明末一批有气节的读书人组成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作斗争事迹的《碧血录》。作为一个在就学和学业上得到过胡适帮助的青年学子，胡适等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要他“读书救国”。但吴晗更关心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有义乌人那种强烈的“刚正勇为”的正义感。他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鲜明的态度：“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1957年，吴晗在入党时写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写：“他们（指胡适等教授）想错了，我毕竟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我走得很慢。”“是这些人（指袁震的姐姐中共党员袁傅之、大革命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袁震、同乡吴、中国公学陈晖、参加民先的弟弟吴春曦等）逐渐影响了我的思想立场，胡适相对削弱了。”
烽火岁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晗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早慕吴晗才学，破格聘任他为历史学教授。不久，吴晗又回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持历史系工作。在简陋的校舍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吴晗一点也没有情绪低落，他一丝不苟地备课，而且以一种创新的方法授课。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讲授的《中国通史》、《宋元明清史》两门课程受到学生们热烈欢迎。吴晗认为：“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可见，吴晗在那时已经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史学研究和教学，这在我国史学界是走在前面的。
国破山河在。战争形势越来越恶劣，昆明受到威胁，物价飞涨。袁震经常生病，住在乡下，吴晗上课来回要走40里路。严酷的现实，使吴晗越来越痛恨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讲课时一抓到机会就指桑骂槐。吴晗在讲堂上公开谴责孔祥熙，支持联大学生举行倒孔的示威游行。同时，吴晗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1941年8月，吴晗和袁震一起在重庆曾家岩看望了董必武。
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党员干部到昆明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吴晗积极参加了中共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接着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吴晗先后介绍了闻一多等人加入民盟。吴晗还和闻一多等进步人士一起协助中共党组织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开始只有六七个人，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各个学校都建立了“民青”小组，成为学生中的进步力量。
为点燃思想之火，翻印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朱德总司令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向大后方提供革命火种，吴晗、闻一多等，从民盟批来了经费，设法搞到了一台圆盘机，买了一些铅字，还从其他印刷厂“偷”了一些铅字，办起了秘密印刷厂。从这个印刷厂源源不断印出的革命资料，对国人起到了很大的教育指导作用。这个印刷厂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爱国进步学生运动中印刷了大量文件，发挥了“精神火药库”的作用。
吴晗很有义乌人那种义无反顾的气质。他面对白色恐怖，不顾被国民党特务将他与李公仆、闻一多一起列入要暗杀的黑名单的危险，在《新华日报》、《民主周刊》等报刊发表了许多锋芒直逼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檄文，并且多次上街在群众集会上讲演，成为昆明进步青年心目中最有威望的教授之一，与闻一多一起被称为“狮子”、“老虎”。他还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影响，团结争取了张奚若、钱端升、向达等西南联大教授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签名和公开讲演。
1946年初夏，袁震的病又加重了，子宫瘤血流不止，必须动手术。经朋友们再三劝说，吴晗陪袁震到上海治病，于5月7日离开昆明。途径重庆时，与董必武、吴玉章、王维舟、张友渔等人高兴地见了面。在董必武安排下，他穿梭在重庆各大学之间作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讲演。5月17日，吴晗还在《重庆民主报》发表猛烈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和特务统治的文章《警管区！特务国》。
1946年6月9日，吴晗和袁震到了上海，住在吴春曦家。吴晗拿出一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顺利地让袁震住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又顺利地进行了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长年卧病不起的袁震已能下床行走了，吴晗露出了久违的调皮笑容。但吴晗不可能像袁震那样静静地“休养”。他与同乡冯雪峰及史良、胡子婴、许广平、叶圣陶等著名人士频频接触。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是龙游人，也算是老乡，还专门来看过吴晗和袁震，代表组织给了他们一些路费。
吴晗心系故乡。回乡的念头，13年来一直在他心头忽明忽亮。他趁袁震住院期间，于6月25日从上海出发，在杭州与小妹妹吴浦星汇合，搭乘火车到诸暨，次日又搭乘大卡车回到久别了的故乡义乌吴店苦竹塘村。吴晗在家逗留了四天，有感而发，写下了《浙道难》、《记第八大队》、《真空的乡村》等很能反映40年代后期浙东乡村真实面目的随笔杂感。吴晗这次回乡对他思想上震撼较大。一方面，他亲眼目睹了“忙着修和军运有关的什么津浦、陇海、平汉之类的铁路，这边没有共产党，用不着替老百姓修铁路或公路”的国民党的腐败。他称杭州到诸暨的铁路是“最坏的铁路，最坏的车厢，最龌龊、最无秩序的”。另一方面，他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于与日寇伪军作英勇搏斗的第八大队，看到了义乌老乡的刚正与勇为，看到了抗日游击区的希望之光。吴晗在《记第八大队——还乡散记之一》中写道：“第八大队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武装斗争，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
吴晗回乡也惊动了当时的义乌县县长。他们的“耳目”将吴晗的行踪与有关谈话都上报给县长。已经具备对敌斗争经验的吴晗当机立断，离开苦竹塘回到了上海。
1946年7月，吴晗在上海惊悉他尊敬的战友李公仆、闻一多被特务暗杀。吴晗失声痛哭。他与闻一多的友谊非常深厚，曾纵谈天下大事深夜不眠，几乎同时参加民盟，吴晗选为青年部部长，闻一多是宣传部部长。如今一多被害，吴晗悲愤交集。虽然他知道自己也已上了暗杀的黑名单，但还是愤然写出了《哭公朴》、《哭一多》的悼文公开发表。在上海各界公祭大会上，他发表了声讨蒋介石和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演说。
吴晗自己在自传中写道：“7月11日，15日，李公仆、闻一多先后被暗杀，消息都是联大学生刘时平（中共党员，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告诉我的。悲愤之极，我要用文字来控诉。接连在《群众》、《周报》、《民主》、《文革》和《文汇报》上发表多篇追悼的文章。”这一切，时时处处表现了吴晗的正义与大无畏，无私与刚烈，甚至从中也预示着吴晗必然走一条始终不渝地寻求真理、伸张正义的路，而不被枪声、刀光、打击、恐怖所吓倒。
周恩来就李、闻被暗杀事件，特地从南京梅园新村赶到上海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卑劣的行径。6月17日、18日晚上，周恩来在张君劢住处亲切会见了吴晗，并充分肯定了吴晗在民主运动中所作的贡献。
走向解放
1946年8月底，吴晗回到了离别九年的清华园。这时，清华大学也从云南迁回北平。吴晗很快以一个革命立场坚定的战士身份，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参加民盟活动，参加了文化界欢迎周扬的集会，出版了《民主周刊》、《中建半月刊》和一些秘密刊物，还通过民盟内的中共党员汪骏与苏联驻北平领事列夫斯基等人见面，并且将苏联电影引到清华园放映。
吴晗在清华园的住处——旧西院12号，成为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场所，教授钱伟长等是这里的常客，吴晗的革命倾向也影响了他们。在一次次签名活动中，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宣战。连朱自清、金岳霖、陈寅恪这样不问政治但富有正义感的老教授也受吴晗的影响参与了签名活动。朱自清还和吴晗一起，整理闻一多的遗著。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那时正在清华攻读营造专业，住处与旧西院12号很近。他这样回忆那时的吴晗：“他很热情，也很活跃，他的革命演讲富有鼓动力。”1947年中秋节第二天，大雨倾盆，在孙连仲那里当少将参议的地下党员王冶秋（解放后，他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匆匆来旧西院12号找吴晗。王冶秋说情况紧急，当时在国民党十一战区担任高级顾问而实际是在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不断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直接发电报的地下党员余心清（《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即以他的事迹编写），突然在今天被捕。王冶秋是从后门溜出来的。当天晚上王冶秋就睡在旧西院12号地板上。次日，王冶秋换上了吴晗的旧蓝布褂，破毡帽、戴上一副墨镜，从清华园到东便门，上车经天津奔向了解放区。
罗哲文说：“八十年代初期，在一个疗养胜地，遇到著名电影演员、导演孙道临，他还专门找我谈过吴晗掩护王冶秋这段故事，想写一部电影。”
1948年8月，国民党特务在北京进行了“八·一五”大逮捕。北平警备司令指名道姓要“管一管吴晗”。
在此之前，一向对吴晗有好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查问过吴晗有关放走王冶秋的问题，但被吴晗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中共地下党员徐冰曾劝吴晗走，但是吴晗仍坚持留下来，在白色恐怖中，继续从事党交给他的向解放区（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输送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此时此刻同志们认为吴晗再也不能留在北平，再也不能留在清华园了。吴晗也认为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同袁震一起，化了妆，几经辗转，经天津到达解放区，进入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热烈欢迎吴晗和袁震的到来。毛泽东主席特别重视这位明史专家、民主斗土，在百忙之中不但看了他1943年写成、1947年重新改写的《朱元璋传》，还专门约谈了两次。其中一次围绕《朱元璋传》彻夜长谈。吴晗难忘这段非凡经历，“受了过去几十年所没有受到过的教育”。“主席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我在书中讲到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中的一个组织者彭和尚……成功后，彭和尚不见了，我赞叹他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居功。主席找我说了一个晚上。他说，这个问题对不对？革命老干革命究竟为什么半途而废？你写他少年坚持不懈，怎么会半途开了小差？大功并没有告成，你称赞他开小差，看起来开小差的不是彭和尚而是你自己，……回北京后，我又重新翻阅史书，发现彭和尚果真没开小差。他打到浙江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吴晗在解放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初步知道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自给他回了信，“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当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过了几天，周恩来找吴晗谈了一次，谈了几个小时，说明了道理，还给予许多鼓励。从此，吴晗像“一滴水流入了沧海”，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旧东西在减少，新的东西在增加”，越来越向往新中国的建立，以奉献出一名教授的智慧和力量。他参与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认定：“应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意见，很大程度上挫败了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中共中央1949年1月24日发出的有关指示电中予以充分肯定。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如果说，1948年在西柏坡，毛泽东与吴晗在长谈中认为彭和尚不可能隐退、不可能开小差，是一种学术讨论中政治家的犀利眼光；那么，1949年11月，吴晗在访问苏联回国途中，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他已经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不要有任何“神龙见首不见尾”思想的殷切希望。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吴晗参加了入城式，亲眼目睹了北平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欢天喜地欢迎解放军的感人场面。他担任了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校委会副主任。他曾想一直在清华教书，不愿意从政，但周恩来找他谈了一整夜，热情引导了他。
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毛主席指示吴晗“要钻进去”。彭真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包括小餐厅用餐的菜，都亲自指示要照顾吴晗。彭真要求吴晗做到四个要：“要有系统地研究和解决问题；要全面部署，统一安排；要到群众中去；要联系工厂和合作社。”吴晗以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为突破口，很快摆脱了一时的被动，进入了副市长的角色。
吴晗对首都的文教卫体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又千方百计支持筹建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北京少年宫、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首都图书馆、中国书店、龙潭湖教学植物园、北京电视大学等一大批文教单位。
吴晗对北京天文台的建设特别关注。1951年夏，他在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时，参观了民主德国蔡斯光学厂所在地的邦那天象馆，对天象馆在科普教育上的特殊作用非常肯定。回国不久，就提出在北京建天象馆的意向。1954年，吴晗批示请市文委秘书长加以落实。吴晗还十分重视人才，特地从上海徐家汇现象台将陈遵妫调到北京，主持筹建工作。陈遵妫果然没有辜负重托，提出了将北京天象馆办成天文爱好者活动场地，向天文专科学院发展并更名为“北京天文馆”的大胆建议。
经过全国科普协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研究讨论，“北京天文馆”名称终于定下。吴晗知道后大加赞赏。陈遵妫又当面向吴晗提出“现在的地皮是不够的”。吴晗即打电话给规划局长，又走到挂在墙上的北京市地图前，看了一会说：“好！市府可以给你增拨地皮到西侧马路边；将来把马路西边办成一个植物园，这样就和动物园连成一片，成为北京市科学区！”这就是吴晗风格，认准了就不遗余力去争取。
作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吴晗在百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倡导建立了北京历史学会，兼任了第一任会长。当时唯一的专职干部，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传》作者之一的苏双碧。苏双碧深情回忆那一段北京历史学会的鼎盛时期，每年开一次年会，举办几次有影响的学术讨论会，先后开展了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大讨论。仅1962年一年，学会兴办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就达11次之多。苏双碧说：“吴晗特别注重学术问题自由讨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力形成宽松和谐的氛围。”
与此同时，吴晗在“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有关历史知识，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得到”的思想指导下，由他亲任主编，编辑出版了150种《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为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中外历史知识办了一件实事。1963年前后，故乡义乌苦竹塘村图书室也收到了吴晗亲自寄来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近百册赠书。“文革”期间，要将此书作为大毒草批判，但苦竹塘人把它悄悄分散保存了下来。可见此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吴晗对首都这座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保护，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积极支持建设首都博物馆，虽然几上几下，他始终支持“上”！他支持保护古代冰川遗迹和对长城、雍和宫、戒台寺进行修缮。1953年，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吴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梁思成等一代建筑宗师都参加了。吴晗提出了保护与建设两利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方针，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当国家决定拆除城墙和一些牌楼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吴晗一起研究，各派一名秘书具体操作——拍照、绘图和加以文字说明，留作珍贵文物档案。郑振铎派出的是罗哲文，吴晗派出的是闻一多之子闻一鹤。后来吴晗与郑振铎为由国家文物局还是由北京市政府保存这批珍贵档案发生了“争议”。郑振铎被吴晗对文物的挚爱所感动，就同意将这一大批照片、绘图和文字说明给了北京市政府保管。不料，在“文革”中，吴晗惨遭迫害，闻一鹤也被迫自杀，这些珍贵档案也不知去向，成为千古冤案中的千古遗憾。
吴晗和郭沫若、邓拓等提出开掘定陵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吴晗对定陵考古发掘非常关心，不顾严寒，几次亲临现场指导。他从地下宫殿、通道到停放朱翊钧和两后的棺椁、随葬品都了如指掌。1956年5月，吴晗组织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前往参观时，亲自担任讲解，连专职讲解员也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吴晗和郭沫若又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发掘长陵。周总理妙语“驳回”：好事不要做完了！吴晗一想，总理的意见很对，现在文物科学保护手段还不尽如人意，发掘与不发掘的利弊，确要再三权衡。
吴晗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人民公仆，矢志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给彭真写信，表达自己的入党要求：“我没有放弃要求加入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我入党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的介绍下，吴晗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翻开了他生命历程中光辉而崭新的一页。
吴晗虽身居要职，但平易近人，也不耍弄权术。1964年，罗尔纲因参加有关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而受到大批判。朋友们都像避“瘟神”一样，避开罗尔纲。而吴晗和袁震，却在罗尔纲最困难、最困惑的时刻给予了启发和安慰。还专程登门看望了他。
吴晗对民盟工作也保持了很高的热情。解放初期，他曾有过既然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可以取消的想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点，他改变了这一想法。他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尽心尽职。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个晚上把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请到家里商谈民盟工作，民盟市委一些重要会议，他都亲自主持。长期在他身边工作，中共派到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王麦初，回忆起那时的吴晗，激动地说：“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亮起来了！”
吴晗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他于1953年1月3日、1953年2月3日，两次写信给义乌县县长（后一封与其弟吴春曦联名），要求把土地改革后分到的一切财物包括房产在内、农会代管的十五六担稻谷，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由此联想到吴晗对袁震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爱情，使人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吴晗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高尚气节和思想境界。
从《朱元璋传》到《海瑞罢官》
吴晗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多产、实事求是的史学家。从1930年第一次给胡适写信并撰写了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到1966年违心地写了《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他一生撰写的学术论文、札记、杂文、知识性文章达60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读史札记》、《学习集》、《海瑞罢官》（剧本）等。吴晗还主持了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以及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规模宏大的学术项目，获得重大成果。从在白色恐怖中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务繁忙，吴晗以旺盛的精力、惊人的效率，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曾说：“吴晗的《灯下集》的命名透露了部分奥秘。这些作品都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在夜深人静，人们酣然入梦的时候，他却不顾疲劳，在灯下攻读、钻研、写作。”这一点，很能使人联想起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也用上的鲁迅。
吴晗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明史专家，他对明史的研究，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扎实的功底。从1932年到1935年，吴晗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读《李朝实录》，抄录其中有关中国的史料，前后足足抄了80本笔记。
1934年6月，吴晗在北京燕京大学出版的第15期《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研究被朱元璋诛杀的丞相胡惟庸的学术论文《胡惟庸党案考》。以前史书给胡惟庸定的是与进京时带来的将兵器藏在大蜡烛里面的几百个日本人一起谋反里通外国的罪状。吴晗经过严密考证，发现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之后，废了丞相，六部改由自己直接管辖。朱胡之间，纯粹属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吴晗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细节都推倒了，是第一个还胡惟庸历史真实面目的明史专家。
吴晗对明史研究，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建州女真族史的考证。他与董必武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发现努尔哈赤非常重视《三国演义》，曾要人把《三国演义》译成满文，他们学了三国中“蒋干盗书”的计谋，放出小道消息，挑拨明朝镇守宁远大将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关系，结果崇祯把袁崇焕杀了。1962年，吴晗对《北京日报》一位记者表示，他计划写一部研究女真族成长壮大以致建立政权过程的“建州史”。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吴晗对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深入研究，是走出书斋，与波澜壮阔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的。这使他写出了历经20多年，跨过解放前和解放后，四易其稿的代表作《朱元璋传》。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之际，与吴晗的彻夜长谈朱元璋、明史、彭和尚以及革命到底等问题，建议吴晗细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政治家的敏锐思维给了吴晗前所未有的启迪和影响，对吴晗改写和重写《朱元璋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吴晗写成的《朱元璋传》，发表时被重庆中央大学教授陈锡改为《由僧钵到皇权》。旨在通过披露明太祖大搞特务统治，达到指桑骂槐攻击蒋介石的目的。但由于战争年代史料贫乏，又加之指桑骂槐的用意太直露，显得学术性不够。吴晗于1947年改写，书名定为《朱元璋传》。吴晗以后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又认真加以修改了几次。1954年前后，曾印了100本油印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1965年正式出版。新版《朱元璋传》，规模已从8万字增加到10多万字。
吴晗与毛泽东直接对话，并由之产生一个史学家对一个精通历史的领袖的崇敬和深信不疑，应当说是从写《朱元璋传》开始的。以后，吴晗一直到屈死牢房，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深信不疑。1957年反右，吴晗十分积极，虽然他的弟弟吴春曦、他的小姨袁熙之都被错划成“右派”，他也没有意识到反右的扩大化，仍然多方劝说弟弟和小姨子“认真改造思想”。苏双碧和王宏志在他们所著的《吴晗传》中认为吴晗在反右中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再恰当不过了。
吴晗在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尊重历史这一点上，又表现得十分清醒与坚强。1954年，毛泽东看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第三稿后，曾提出批评，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吴晗在写《朱元璋传》第四稿中，虽然删改了一些尖锐文字，却并没有为了迎合，而—味去颂扬朱元璋。
1959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提出要学海瑞敢讲真话、敢骂皇帝的大无畏精神。后来，胡乔木找吴晗，要他写一篇有关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吴晗接着又写了一篇《论海瑞》，发表前交给胡乔木先看。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之后，对《论海瑞》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的提倡“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而不是假海瑞的意见告诉了吴晗。吴晗很快对文章作了修改。《论海瑞》发表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显然，吴晗这个明史专家，介入研究海瑞，连续写出论文，而且到后来“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京剧剧本，一方面是由于海瑞是明代一个有代表性的清官，而更重要的一方面，他是积极响应毛泽东学习真海瑞、真学海瑞的号召的。
1960年底，第一次写剧本的吴晗，在和老舍、齐燕铭、王昆文、马少波、马连良等戏剧界名家一遍一遍讨论，一遍一遍修改之下，终于写成了《海瑞》京剧剧本。在彩排过程中，为突出高潮增添戏味，根据行家意见，最后定名为《海瑞罢官》。
1961年初，《海瑞罢官》公演后，立即在首都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廖沫沙2月16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祝贺，认为这是一项打破“史”与“戏”这两家门户的创造性壮举。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接见了海瑞扮演者、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并请他吃饭。毛泽东对马连良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毛泽东还称赞了吴晗的剧本。
正当人们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塑造了一个敢讲真话、敢斗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清官形象而叫好喝彩时。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却已在背后策划阴谋，恶狠狠地要向吴晗及《海瑞罢官》开刀了。
最后岁月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正式出笼。文章将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为“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研究所的蒋星煜教授，当年也因写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被称为“北吴南蒋”，应邀参加了张春桥精心组织的包括周谷城在内的上海著名文化、史学界人士座谈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两次高层次会议。后来蒋星煜才发现张春桥是在“引蛇出洞”，他在会上的发言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蒋星促说：“当时我和与会者的观点差不多，吴晗的《海瑞罢官》有些问题可探讨，觉得姚文元的文章一下子把学术问题提到吓人的高度，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很难接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闻讯后，怒不可遏，他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邓小平、万里等平时和吴晗都非常熟悉，小平叫他“教授”，万里叫他“吴老晗”。从容自若的小平，照样请他打牌，他见吴晗心事重重，总是出错牌，就安慰道：“天塌下来，也有大个子（指彭真）顶着嘛！”
在彭真主持下，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研究了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将讨论意见整理成《二月提纲》，明确指出在学术讨论中，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经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彭真、陆定一等飞往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后，《二月提纲》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党。1966年2月13日，彭真委托胡绳找张春桥谈话，指出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
然而，吴晗的事并没有完，《海瑞罢官》的事并未就此罢休。据说，故乡苦竹塘有一棵大树就在那年突然被雷击中，成为悲壮的“雷击木”。
1966年3月中旬之后，毛泽东接连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通知严肃指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要全党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通知》不但为批判吴晗定了性，是一种敌我斗争，而且是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加引号>总动员，矛头不仅是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样的文人，不仅是指向彭真这样的资深政治家，而且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共和国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次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服安眠药永远离开了人间。形势越来越险恶。
吴晗的养子吴彰和养女吴小彦，半夜里常常被砸门声惊醒。吴彰回忆说：“爸爸三天两头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并把他绑在烈日下的枯树上，从颈脖处往他衣服里灌被晒得滚烫的砂子，用皮鞭抽他，揪他的头发。”
刚正不阿的吴晗并没有向这种惨无人道的侮辱屈服，他认为事实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他对他的秘书郭星华说：“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他对也在“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的养女小彦说：“只要我不死，就要和姚文元斗到底！”
1968年3月，康生、谢富治、江青一伙将吴晗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1968年4月，长年病号的袁震被送进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1969年3月17日，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住在楼上的万里，特地送来了一锅红豆稀粥。当夜她突发重病，医院不肯全力抢救，袁震最后的声音竟是：“我想再喝口稀饭！”而此时吴晗正处于生命危急之中。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吴晗不明不白地被折磨至死，成为在那场罕见的浩劫之中又一个不屈的冤魂。
是日，吴彰和吴小彦突然被接去探望父亲。当汽车驶近医院时，来人对他们说：“吴晗已经在今天早上死了。”吴彰和吴小彦顿时哭昏过去，他们哭着、喊着，在场的医生无不动容流泪。吴彰和吴小彦拿到的是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香烟。吴晗的骨灰至今没有下落。
这是中国历史上沉重而不堪回首的一幕，然而，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短暂的黑暗，终究不能代替历史的主流！历史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除恶扬善、实事求是的又一个中国十月。
10年之后，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及康生制造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予以彻底平反。1979年9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晗和夫人袁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第三书记贾庭三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吴晗不断革命坚持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认为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热爱祖国、痛恨国民党的卖国独裁统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损失，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之前，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以《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通栏标题，在第三版整版刊出苏双碧写的全国第一篇为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
苏双碧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电认为是一个“惊人之举”，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信号，它直接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吴晗的名字再一次为中国和世界所关注。
1983年12月，彭真以革命家、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概括了吴晗的一生以及吴晗之路的意义，并作亲笔题词：“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1984年夏天，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收到了中央信访局转来的吴晗胞妹吴浦月的来信，满足了她的请求，于8月31日亲笔为清华大学修建纪念吴晗的晗亭题写了“晗亭”二字。不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也亲笔为因纪念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而修葺一新的吴晗故居，题写了“吴晗同志故居”。
1984年深秋，谢高华这个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崛起发挥了不可取代作用的义乌县委书记，在故乡主持了隆重的纪念吴晗活动。廖沫沙、高戈等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参加。由于交通原因，廖沫沙晚到了一天。苦竹塘人和邻乡邻村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将苦竹塘村的小巷小弄挤得水泄不通。廖沫沙坐在独轮车上，不断向吴晗的父老乡亲致意，缓缓走向吴晗故居。廖沫沙一走进吴晗故居，就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地说：“吴晗老弟，我来迟了！”
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曾深情写道：“痛良友安眠地下，喜海瑞重返人间。”
我们不能不说，你已经永远不能来了
我们却一定要说，你还在我们中间
那么请允许我们取一包
在苦竹塘茂密蔗林
熬就的红糖
泡一杯最真最纯的故乡茶
向你，向一个刚正勇为的
不屈不挠的义乌人
表达最深情的问候
这是吴晗故乡的一位作者，在1990年1月14日进京参加全国政协教科委、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中共义乌市委联合举办的《吴晗光辉的一生》暨《故乡的怀念》首发式时，即兴写的一首《吴晗》长诗中的一段。
是的，吴晗的精神长存。
吴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