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改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历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后两度入相，一任枢密使，出为使相。乾兴元年（1022年）数被贬谪，终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 （1023年），病逝于雷州。
皇佑四年（1053年），宋仁宗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谥“忠愍”，复爵“莱国公”，追赠中书令，仁宗亲篆其首曰“旌忠”。故后人多称“寇忠愍”或“寇莱公”。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有《寇忠愍诗集》三卷传世。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
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不少优秀诗篇；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1），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土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
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立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的百姓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
由于他任职努力，数年间屡屡升迁，作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
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分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得到魏征。”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过了一会儿，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王沔（miǎn）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
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直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xī）制做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
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疯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
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严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燥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
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大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太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
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入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
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
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蕃民骚乱。
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垒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
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甲、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他令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吏贪赏过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良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也抑低序列而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jì）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jiǎn）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令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太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喋喋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
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
促使真宗亲征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
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
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院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
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
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景德元年九月，辽兵入侵宋朝北部边境，派小股骑兵在深县（今河北深县）、祁（qí）县（今河北安国）一带掠夺，作战稍有不利，便引兵逃走，还来来回回似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向。寇准得知这一军情后，认为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当即上奏说：“这是敌兵要麻痹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视，请练兵命将，选择骁锐，占据要害之地，以为防备。”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zhāo）、杨嗣（sì）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人。
同年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进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诸地，包围了瀛（yínɡ）州（今河北河间），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chán）州（今河北濮［pú］阳）。敌兵步步深入，朝野十分震惊。边关的告急文书有时一天要送到五封。在群臣惶恐之时，寇准却十分镇定，他有意将告急文书扣留不发，饮酒谈笑自若。但有一小部分臣僚惊惶失措，忙把告急文书转奏给宋真宗，真宗大为惊骇，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御驾亲赴澶州就可以很快取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真宗身赴前敌。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yáo）叟（sǒu）是四川人，请求真宗躲往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再听到这两种意见，不免动摇起来。
寇准知道是二人的计谋，佯作不知道，说：“谁为陛下谋划这一计策的，其罪可诛。今陛下神武、文臣武将协力同心，若御驾亲征，贼寇自然逃遁。不然，出奇兵以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劳一逸之势已成，我当稳操胜券。怎么能丢弃宗庙社稷于不顾而幸楚、蜀边远之地？如果人心离散，贼寇乘机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么？”宋真宗认为寇准的话有道理，便决心御驾亲征。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率军北上。行至半路，又有人议论起南幸金陵之事，真宗又犹疑了，召来寇准商议。寇准说：“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圣驾到来，士气倍增；如果退回去，万众士气瓦解，敌人乘虚而入，恐怕连金陵都要守不住了。”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真宗坚定了决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请真宗驻跸以观察军事形势。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请求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更为动摇，贼寇的气焰不杀，不是取得决胜之策。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等将领已经率领精兵分屯在中山等地；李继隆、石保吉等将领也已经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四方各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陛下此行万无一失，为何迟疑不进呢？”于是真宗同意渡河北。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后登上城楼检阅河北军民。河北将士和百姓望见御盖，踊跃欢呼，辽兵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愕（è），队伍不能成行。
在前线，宋真宗把军事大权都交给寇准，寇准果断，号令严明，军队士气振奋。有一天，几千名辽军骑兵进城，宋真宗亲自登城督战，杀死、俘虏了一大批敌兵，剩余仓皇逃走。宋辽旷日相持，宋军无懈可击，辽兵孤军深入，希望速战速决，统帅萧达揽亲自到阵前督察军情时，被北宋大将李继笼部下的威虎军首领张环用强弓劲弩射死。萧达揽一死，辽军士气大挫，宋军更受鼓舞，双方战局陡然发生变化。
萧太后不敢久陷在中原战场，景德元年十二月秘密派使臣来到澶州北城，请求议和。宋真宗在战场也是卧食不宁，巴不得速速结束此役。他对辽方提出的土地要求不予同意，但同意给钱。寇准的态度则非常坚定，不但连馈送金银之事也不同意，而且想让辽国称臣并献出幽、蓟十六州土地（幽、蓟十六州为后晋石敬塘所割让）。为此事曾向真宗提出建议，但宋真宗无心久战，推脱说不忍生灵涂炭，希望早成和议。许多大臣也早想脱离干戈之地，纷纷在真宗面前进谗。有人甚至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
寇准万般无奈，只得忍痛放弃有利时机，同意与辽国讲和。宋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营，并授意只要辽方退兵，每年可赠他百万金银布帛。寇准得知后，把曹利用召至自己帐下，严厉地叮嘱说：“虽然皇上允许百万，你所谈的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回来后我要砍你的脑袋。”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严辞力争，最后以每年交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达成协约而返还，双方约为兄弟盟国，辽国在结盟之后带领军队回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风风雨雨之宦途
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5]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馅媚的无用之人，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官中书待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
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避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诬陷寇准。
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因敬慕寇准，注目远送他出朝。这一情景被王钦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是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家产来作赌注，这叫作‘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
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任王旦为相。
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拨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
寇准听了上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yuè），非我执掌不可。”
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攻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6]，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而敢怒不敢言。
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请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匹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人。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
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7] 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寇准勉为其难。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立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吏部尚书。
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
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器重寇准。
远出朝廷 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吟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潇洒自如。
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
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有所变化，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为把李迪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谓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的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序而已。”
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yì）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剑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送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起身继续宴饮，已年逾花甲。
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也因伙同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罢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
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是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忧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一生的志向和际遇，凄怆感人，诗题为《病中书》，诗曰：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
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九月，六十三岁的寇准与世长辞。宋仁宗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
寇准的妻子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西京洛阳，得到了批准。灵柩经荆南公安，县人都在大路上祭奠痛哭，还为寇准立庙，逢年过节祭祀。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寇随为嗣（sì，子孙）。寇准去世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愍（mǐn）。仁宗皇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篆书碑额“旌（jīnɡ）忠。”
寇公祠
寇准去世后，经他夫人宋氏请求，将灵柩运到洛阳安葬，途径衡州（今衡阳市）、公安(今湖北公安)等地时，当地父老插竹路祭，据说后来竹都成活为林，后人称为“相公竹”。人们又在竹林旁建了“寇公祠”。明代大文人戴嘉猷路过公安时，曾题写“万古忠魂依海角，当年枯竹到雷阳”的不朽诗句。
雷州西湖宋园内有寇公祠，寇准一生的最后18个月在雷州度过。遗体运回西京安葬，雷州人为了缅怀他，在他寓所“西馆”立祠奉祀。
1135年（宋绍兴五年）宋高宗又赐“族忠祠”匾额。“曾为深渊无处诉，年年江上哭青春”，这是寇准寄居“西馆”时抒发内心激愤和伤感的诗句。
今天的人们，却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其矗立在祠前的塑像，详阅展厅陈列事迹，凝眸当年其寓所仿制的他生前用的家具；噙泪低吟其感人肺腑的遗篇，依恋的徘徊在“莱泉井”边。这口寇公饮用过的古井，千年不枯，泉水清冽，人称“莱泉”。元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海北南道廉访使余琏修井，由名宦进士王佐题“莱泉井”石匾。
寇公祠两侧廊厢布满歌颂寇准的诗文。明进士金都御使魏瀚诗云：“廊庙安危力万钧，泰山乔岳等嶙峋。雷阳何以有此老？宋室未知有几人！济海舟航横野渡，谪居池地动星辰。南来为问崖州户，曾似丞尝庙貌新。”
“寇公祠”内还有几幅图画记载着他在雷州的业绩：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传授中州音，促进了当地人与中原的交流。
寇莱公墓
寇准墓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官底镇左家村南一里许。封土高4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墓前立有“宋寇莱公墓”碑石一通。195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为当时任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毕沅所书。
1986年后，当地政府重视文物，在此兴建寇准小学，以保护这座衣冠冢和纪念历史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