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陶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一、建水陶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志。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各地丰富的民间制陶技艺及其特有的艺术特色,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陶文化。特别是精湛的制作技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①。

建水陶的滥觞可追溯到约3500年前的滇南新石器时代,元、明时期改烧青釉、青花陶器。约于明末清初,建水陶在当地文人的参与下逐步开创、形成并确立了“无釉磨制” 、“刻坯填泥”的制陶工艺,由此建水陶渐由地方性民间制陶工艺,升华成为了工艺独特、特色鲜明、内涵丰厚的独立的陶的艺术,它不再以日常使用为最终目的,而更多的是满足于人的审美需求,建水陶艺术是一种具有明显创作观念和文化内涵的艺术造物活动。

二、建水陶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名陶之乡”——建水,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中游北岸,滇东高原南缘,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面积3789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并由西向东倾斜。南部高山为红河与南盘江的分水岭。北回归线横穿建水南部而过,长年无霜,光照充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县境呈立体地形,境内生物和矿藏资源丰富,非金属矿产煤、石膏、陶土、粘土产量丰富,特别是建水陶土中氧化硅、氧化铁含量特别高,焕文山核桃园产碗花石,即钴土矿,为制作陶瓷器重要的青花颜料。旧志记载:“昔江西景德镇人尝购以饰瓷器。”②

建水虽地处滇南极边之地,但其文化生态深受传统汉文化的影响。自元以降,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建水为建水州,隶属临安路。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建水置临安广西道宣抚司,后改为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辖临安、广西(今泸西县)、元江等路军政事务,并设军事机构统领滇南军务。军队的进驻,使汉族人口大批迁入建水,给边陲之地带来中原先进的营造和农耕技术。加之临安广西道宣抚张立道首建庙学于建水,创滇南以汉学经典为教化之始。从此,直至民国年间,建水一直是滇南的政府、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尤其明代是汉文化在建水迅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代。明朝统治者在治理云南时注重对少数民族进行文治教化。洪武初太祖朱元璋就曾说:“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③因而明王朝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兴学建校。洪武初很快恢复了元代所建的临安府府学,作为培养地方人才的最高学府。另一个原因是,云南在明初就已成为安置谪迁官吏的理想地区。自洪武十五年监察御史章良因罪左迁云南府儒学教授以来,有许多官吏被谪发云南,他们中大多数是博学多才、工诗善文、深谙儒家经典的文人学士,从经史诗文、词曲音韵,到金石书画无所不包。这些官吏谪迁云南,有的就在学校任教职,有的做地方官,成为传播汉文化的重要使者。历史上,王奎、韩宜可、杨慎、王文治等著名学者都在建水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并培养了诸如“杨门七子”这样的大批崇尚汉文化,精通儒学的各族人才。因此,建水近800年来来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濡染,并逐渐形成以汉民族文人文化为正统的文化观念。“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等④”。明清两代,建水共出进士111名,史有“临半榜”之称,因而建水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作为地方文化艺术代表的建水陶,自然深受传统文人文化的影响。

古往今来,建水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形成汉文化与彝、回、哈尼、傣、苗等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又和而不同多元边地文化。建水丰厚的文人文化、民间文化所构成独特的文化生态是建水陶制作技艺和艺术特征产生、发展和传承的文化基础。

三、建水陶的艺术特色

“艺术是人与自然的相乘”。正如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所言:“工艺之美是基于实用目的之下的用具之美。……民艺之美反映着生活在自然之美中的国民生活。……只有从民艺的世界中,才能寻求产生于自然的、健康的、朴素的灵动之美。……自然、质朴、简介、结实、安全,这些都是民艺的特色。简言之,就是诚实的民众性的工艺。民艺的美,是从对用途的忠诚中而体现出来的。我们把这种美称为健康的美、闲散的美。”⑤建水陶艺术之美正是如此,它来自民间,源于实用。建水陶艺术的生发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在人类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自然生成并不断完善的手工之艺术。因此,建水陶艺术的美,是集使用之美与观赏之美,工艺之美与艺术之美于一体的美。

1、丰富典雅的器形之美

建水陶土中氧化硅、氧化铁含量特别高,并且泥质细腻不含砂质,可塑性极强,并有良好的支撑强度,因此建水陶制器产品种类多样、造型丰富。大致可分为:茶具茶器类,如:茶壶、茶杯、茶盏、茶罐、茶缸、渣斗等;文房用器类,如:笔筒、墨盒、水盂、水注、笔洗、印泥盒、笔架、纸镇等;陈设器物类,如:瓶、尊、花插、花盆、挂盘等;餐饮用器类,如:气锅、碗、罐、杯、盘等;雕塑类:如动物玩具、人物圆雕等,以及特殊造型的当代陶艺。各类器物又有着各式各样的丰富造形。

建水陶深受传统文人文化和文人审美的影响,具有“道器合一”的雅文化特征。器形讲究“圆融、稳重、匀称、规正”之美,精品佳作器体光洁,缘线挺括,自然流畅、大方舒展。组成器物造型的面与线或丰腴或瘦劲,或粗犷或清秀,或稳实或流畅,或和谐或变化,正所谓“方非一式,圆不一相”。建水陶的器形充满了理性而又富有情感的韵致,它是将陶土原本的朴素品质和人文精神的内核在物质层面的集中体现。建水陶的造型既单纯又丰实,既生动而又严谨,它是凝聚了民间造物观念和传统文人精神的艺术,凸显着制作者自身的品格修养和人生追求。建水陶肇于自然,成于人工,是“道”与“器”之崇高精神的一体显现。

2、朴素清新的色彩之美

自然状态下建水陶土有红、白、黄、青、褐等颜色,烧制后的成品亦有红、白、灰、黄、棕、褐、黑、紫红等多种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红泥氧化焰烧制的红褐色,俗称“猪肝红”,以及用白泥氧化焰烧制的白黄色,俗称“象牙白”。虽以此二者为主,但如果控制烧成方法,在同一色相中,明度和艳度就会产生不同变化。加之色泥的比例关系和色粉调配,如果要辨色可以列出数十上百种,如:猪肝、牙白、栗色、棕黑、青白、青灰、香灰、紫铜、泥红、青褐、漆黑、榴皮等等。

建水陶成品的色彩丰富多样,红有浓淡,褐有冷暖,白有变化,同一色相中,明度和艳度的变化亦使其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由于建水陶的色彩是由本坯泥与色泥、色粉调和所得,因而建水陶的色彩无论如何多样,都具有泥料本身的自然色泽,因此建水陶色彩色相明确,明度丰富,艳度和谐,并形成了统一整体的色彩效果和朴素清新的色彩特征。

另外,在烧制过程中,建水陶器在烧成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而形成窑变,将会使器物获得意想不到、自然天成的特殊色彩。

3、形式多样的绘制之美

形式多样的绘制艺术是传统建水陶的重要装饰手法,传统建水陶的绘制大多使用中国书画技法,讲求在陶器上呈现出高超的书画技艺和文人情趣,展现书写者个人的笔墨功力和审美品位。历来建水的文人雅士和书画名家多有参与建水陶制作,主要即是承担在陶坯上进行的书写绘画工作。书法体例无论甲骨碑版或是历代法帖,真行篆隶无所不包。绘画题材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梅兰竹菊、瓜果清供、历史典故,也有仿照“锦灰堆”而作的破纸残帖,但凡中国书画艺术的题材建水陶的绘制皆有涉及。

4、精致独特的刻坯、填嵌之美

一件建水陶作品的制成,需要经过几十道复杂的制作程序。建水陶不仅可以通过器形、泥质、色彩、绘制来体现器物的艺术性,还可以利用独特的“刻坯”和“填嵌”工艺来获得更为丰富的艺术效果。刻、填工艺不但使建水陶具备了可绘制、可镌刻的特性,也为传统书画艺术能够转化为建水陶的装饰艺术提供了技术支持。首先在湿坯上进行绘制,再根据绘制的形象先以足刀(以扇骨打磨而成)雕刻,去掉墨迹部分的坯泥,形成凹槽,再利用预先调配好的不同色泥进行填嵌,刮平并精修坯面后入窑烧制才可完成。对于形象复杂、色彩较多的图像,可采用复刻复填工艺和刮泥、绞泥、抹泥等技术展现其细节变化和色彩层次。因而建水陶饰面的书画不仅能够表现笔触墨迹的变化,更具有一股镌刻工艺所得的“金石气”。运用建水陶的刻坯、填嵌技术,可以获得版刻、拓印、剪裁、拼贴、重彩、浮雕、透雕等艺术效果,不仅便于呈现传统书画的笔墨艺术,也适合几何纹饰、抽象绘画、当代视觉图像的表现.

5、细腻质朴的质感之美

与大多数陶瓷器表面光泽依靠施釉烧制不同的是,建水陶泥质极为细腻,无需上釉,可通过磨制工艺获得多种特殊质感。磨制工艺耗时耗工,特别是方形、三角形和不规则的异形器,必须全手工完成。

磨制工艺分为打磨和抛光两个部分,由于建水陶泥含铁量较高,烧制后器物表面粗糙生涩,并有一层金属般光泽和细砂状肌理(俗称火皮)。⑥随着打磨工艺的开始,光泽渐去,建水陶的自然质地也逐渐呈现。打磨后的建水陶器陶质突出,具有陶土经高温锻炼后本身所特有的朴素高雅之美。如果需要更加光洁的效果,可在打磨的基础上以建水本地特有的鹅卵石对陶器进行抛光,抛光后器物表面光洁细腻,如同上釉一般产生光鉴照人的质感。还可以在同一制品上使用多种磨制技艺,使其产生质地上的对比,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感官体验。

建水陶的质感之美不依附于釉色,完全呈现出陶器自然的质地之美,最大程度地展现了陶所特有的典雅、和平、温润之美。另外,在使用和把玩的过程中,建水陶的质地还会慢慢产生变化,因之有宜养、宜玩之性。

四、建水陶的文化内涵

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Hippolyte Adoiphe Taine,1828—1893)在其重要著作《艺术哲学》开篇即指出“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⑦。任何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生活形态、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反映。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真实存在,是艺术价值的真正载体,又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的审美经验、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⑧建水特有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是建水陶艺术特色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反之,建水陶的艺术特征也反映出建水文人文化、民间文化、乡土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和生发的多元文化形态。

1、 文人文化与建水陶

建水陶自明末清初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和艺术语言以来,便有大批地方文人的介入。这种介入,不仅仅是争相拥有和把玩,而是直接参与到器物设计和制作的工作中,这一点如同历史上陆子刚制玉;朱三松、李流芳刻竹;陈曼生、梅调鼎制宜兴壶;方于鲁、程君房制墨;西泠八家制印等,都是文人雅士参与工艺制作的最佳例证。文人们不仅研究各种器物的制作技术,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并将自我的人生观念与文化取向植入器物之中,使其获得更加丰实的文化内涵。究其根本,无论是奇石印章还是竹刻陶瓷,都具有坚固耐久,适合把玩的物质性特征,比之诵读之性的诗文,可见可玩;比之纸绢之质的书画,坚固耐久,便于收藏,也更能承载文人们的精神理想和艺术情操。明代末期至民国年间,金石之学大兴,崇古之风尤盛,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各地文人都沉溺于寻碑访古,把弄器物。所谓“人无一癖,不可与交”,如果一个文人是器物的癖好者,他将更容易与上层文人建立联系并进入他理想中的文化阶层。在“尚物”这个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众多地方工艺也成为文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大大地促进了传统工艺由一般性制作向艺术造物观念转变的进程,也逐渐形成了民间工艺以文人艺术价值标准为判断的评价体系。

再者,通过刻填技术,在不打破建水陶原有工艺体系的基础上,就能够便利而有效地将传统书画艺术转嫁为建水陶器物的表面装饰。⑨建水陶可绘制和需刻填的工艺特点,使其成为集诗文、书法、绘画、镌刻、雕塑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造物艺术,它的出现自然会引起文化阶层的关注和介入。正是由于大量精通诗词书画之道的文人参与,建水陶艺术才真正由原来以满足实用为主的器物制作,上升为主动追求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更高境界。据史料记载及现今留存的建水陶实物来看,清代以来,建水知名文人如:王克敏、沈河清、王垂书、刘光烈、王定一、王式稷、王宪斌、李月桥、萧茂元、高怀清、邱梦崧等都曾参直接与到建水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之中,并有大量作品存世。这些人中,有的是进士举人,有的以诗文著称,有的以书画名世,都为建水陶艺术风格的形成,乃至工艺技法的变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直到如今,是否为书画名家、文人学者绘制陶坯,仍然是建水陶作品的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这个观点有失偏颇,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人文化对建水陶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大众以文人文化含有量作为建水陶价值判断标准的认同。

2、 民间文化与建水陶

建水陶产生于民间,在劳动中创造。虽然它的发展和传播受到文人文化的极大影响,但建水陶本质上依然是“过着百姓生活的人所生产的商品,……在面对大地的劳动生活中,总会有正直的、健康的东西”⑩。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它表现在民间信仰、宗教文化、日常起居、岁令时节、习惯礼仪等诸多方面,并且以语言、行为、文学或艺术的方式来表现,这些表现方式常常相互渗透、融合,形成多元、复杂的民间文化现象。建水陶艺术从其产生伊始就与劳动者的生活发生着直接联系,它的创造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在建水陶造物史上器形最具代表性的烟斗和气锅,都是建水民间百姓最常用的生活器具。

民间造物艺术不仅根植于实用,更是一种生活和情感的表述方式,是造物者和造物之间,器物与使用者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民间造物者往往利用造物本身作为情感抒发的媒介,因此,也就决定了民间造物艺术的朴素和纯真。人生理念、道德标准的宣扬,行为方式、价值判断的教化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社会功能。在建水陶绘制艺术的题材上,书法大多题写名人诗词、经典摘句、治家格言和处事准则,绘画常以梅兰竹菊、山水雅士、历史典故、戏曲人物为题材。建水陶作为可长久保存的器物,在民间常常作为相互馈赠的礼物,不仅表述着赠送者的人生理想也展现了对受赠者的美好期望。不论建水陶的装饰内容还是赠送者、受赠者的姓名款识,都是民间文化传统的体现,也直接地反映了建水陶在民众生活中的文化特征、道德判断、审美习俗和日常教化功能。

五、结语

建水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并有着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显著的艺术特征,它不仅代表着云南陶瓷艺术的较高成就,也是民间日用造物和传统文人艺术互为补充、相互生发的典型范例。由于诸多原因,历史上关于建水陶的记述十分稀少,当代建水陶的学术研究也未形成体系。我们研究建水陶不是将建水陶艺术单纯的回归过去,而是要让它活在当下,建水陶研究和建水陶产业的发展理应得到学术界、艺术界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建水县志编撰委员会:《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第101页

③《明太宗实录》卷239,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卷493页。

④《滇南志略》清刘慰山撰,转引自方国喻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卷107页

⑤【日】柳宗悦著,徐艺乙主编,孙建君、黄豫武、石建中译,徐艺乙校注,《民艺论》,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3月版,前言

⑥吴白雨,建水陶的制作技艺与工艺特色,中国陶瓷,2010(47)3:74

⑦【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8页

⑧王宏建主编,《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71页

⑨吴白雨,建水陶书画装饰传统的成因及其负面影响 ,民族艺术研究,2010.6:151

⑩【日】柳宗悦著,张鲁译,徐艺乙校,《日本手工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