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商业街
成都的街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还是要数春熙路，春熙路虽然大名鼎鼎，可是大家对这条路的历史却是耳熟而不能详。
修建春熙路的人竟然是四川军阀杨森。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除了会说一句：龟儿子板板就什么都不会干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军阀会搞破坏，也会搞建设。杨森当初为什么会修建春熙路呢？
1924年，军阀杨森任四川督理，推行新政。杨森那时就懂得“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把修路列为新政的首务。当然，借修路敛财，也是一个原因。
根据智囊团的建议，修一条打通成都两大商业中心———东大街和位于总府路的商业场之间的道路。这条道路本来是一条窄街小巷，从东大街到商业场，中间要经过九弯十八拐的羊肠小道，实在不方便。
可是，修这条路又遇到一个与当今城市建设同样令人头痛的问题———拆迁。这条小道上原本有许多清朝时的旧衙门，民国后，衙门废置，很多人就在这上头胡乱搭建了很多店铺还有住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章建筑。杨森强令小街上的店铺拆迁，却遇到很多强硬的“钉子户”，这些钉子户找了成都的“五老七贤”去给杨森做思想工作，“五老七贤”那可都是成都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杨森不买账。要晓得此时的杨森，是四川军务督理，大权在手，又是新官上任，要执行他的“政令”，那向来是翻脸不认人的。所以杨森要在成都做的事，那是很少有人能阻拦的。所以五老七贤去找他，杨森当场就拉下脸：“五老七贤就杀不得么”。这下“五老七贤”老脸丢尽，只好老老实实让他拆了。不过呢，五老七贤吓跑了，还剩下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杨森也拿他没得办法，为啥子呢，原因很简单，这个“钉子户”有外国背景。人家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坚决不同意拆迁他的位于总府街口当道的药房。要晓得近代中国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杨森也遇到了“史上最牛钉子户”，只好作罢。
眼看这个修路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时，一个商人出来力挽狂澜，起死回生。这便是修建春熙路的第二个功臣———凤洋银行的老板俞凤岗。他看到这条路修好后巨大的商业潜质，找到杨森，主动要求将其同样位于总府街口的凤洋银行拆让为路口，条件是将新马路两侧的公产地卖给他。杨森喜出望外，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俞老板，因他的远见卓识，后来发了大财。
修路过程中，普通街民被士兵强拆房屋，流离失所、吃苦不少。成都当时有一位文人刘师亮，写文章喜欢“操乱说”，在小报上刊登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上联是：“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滚”，既指轧路机滚平马路，也咒骂杨森“快滚出成都”！下联是：“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开车”既指通汽车，又是四川方言中“开溜”的意思。
马路修建成功后，杨森请在成都享有雅名的前清举人双流人江子渔为马路取名。江虽然是个老古董，却也很有送高帽子的技术，他给这新马路命名为“森威”路，为啥子叫“森威路”呢，因为北洋政府授予杨森以“森威将军”头衔。但政坛如戏台，很快杨森在他发起的“统一四川”之战中吃了大败仗，连曾督修马路的爱将王缵绪师长也临阵倒戈投靠刘湘，把个“森威将军”弄得狼狈不堪坐船沿长江逃出四川……江子渔又建议将“森威路”改为“春熙路”，寓意“古书云：‘熙来攘往，如登春台’……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啊！”意思是说这为繁华商业区。
春熙路虽然是一座商业区，可是当初规划春熙路的人还是很有政治觉悟的。居然在中心小广场上安放了一座国父孙中山的铜像。不过，最早那个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铜像有点差别，那个是站立的，后来，有人觉得失真，所以又改成了坐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广场上那个。铜像整好后，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最热闹的时候，各路诸侯为招兵买马争造银圆，四处高价收购铜器，连寺庙的铜佛像都被铸为川版铜钱。还是前面那位“怪才”刘师亮，这会又为“国父”担心了，在孙中山立像前贴了副对联：“两眼瞪着天，准备今日淋暴雨；双手捏把汗，谨防他日化铜圆！”成都人的幽默精神，在此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春熙路虽然是成都最有名的商业区，不过要论历史，它还排不上第一。那个第一，就是今天王府井旁边的商业场。那时，它不叫商业场，是叫劝业场。
“劝业”这个词，最早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汉代人讲“百姓劝业”，“劝”的意思是努力从事，与汉语“劝学”“劝农”的“劝”不尽相同，后者为鼓励，“劝农”即鼓励农耕。近代日本，维新强国，政府设劝业寮，金融有劝业银行，展销有劝业博览会———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劝业”一词，将汉语“劝业”和“劝农”及“劝工”等词义相融合。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所以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出口转内销，从日本折返华夏大地。后来，清政府还专门在各省设立一个官职，叫劝业道，负责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
当时的政府跟我们今天的政府一样，一大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GDP。今天，我们的政府搞的是招商引资，当时的政府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搞了一个劝业场。我们今天搞的很多改革政策，看上去都是新鲜事物，其实在一百年前就有了。
1908年，周善培任四川劝业道总办，由他倡导，成都商务总会协理樊孔周筹办，选定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的地皮，由成都著名建筑营造商江建廷承包设计修建。当年7月动工，次年4月22日竣工开场，更名“劝业场”。场内为砖木结构两层中式楼房，共有店铺一百五十余家，里头是吃喝穿用，应有尽有，而且卖的都是“名牌”、“正宗”，好比今日的王府井、太平洋、万达这些地方。于是，顾客络绎不绝，营业格外繁荣。
劝业场在成都开创了很多全新的行当。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如今很少人晓得的樊孔周了。樊孔周很有商业头脑，他对股东说：“劝业场要想在省城一炮打响，就必须要做到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无’！我们先要在劝业场安电灯，装自来水。”
樊孔周集股三万两，创立了“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在公司内建立“劝业场发灯部”，从上海购回40千瓦直流电机一部，在场内安装发电，并且还向清政府申请在成都的供电专利权20年，可见这个电力行业搞垄断也是历史悠久。发电可供劝业场之用，每日黄昏发电时，就只见劝业场内华光四射、灯火辉煌，围观的市民惊叹声一地：洋灯燃啰，好稀奇哦。于是，连川西坝子上有几个闲钱的农户，也头上裹个白帕子，穿起个土布长衫，邀邀约约的赶几十里路进城，专门来看稀奇、顺便买洋货。电灯一亮，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呆看，百思不得其解：“妈哟，硬是怪呢，那个玻璃灯笼严严实实的，拿啥子火伸进去点得燃嘛？！”。千万不要嘲笑这些乡下土老财。要晓得连当代大文豪郭沫若那会正在省城读书，他看到“电灯燃了”都兴奋地写诗惊叹：“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也，大家争看电灯红。”
劝业场第二个“吸引眼球”的，是最先用上自来水。樊孔周继电灯之后，又整了个“利民自来水公司”，从南门万里桥底下的锦江中抽水用管道输送各处。劝业场蓄水池修在华兴街，所以场内用户还得雇人去蓄水池挑水，当时被嘲笑为“人挑自来水”。尽管如此，在成都，也算是开天劈地第一回了。
劝业场第三个绝招，就是“一条龙”服务：把购物、娱乐、休闲融于一体。场内是吃喝玩乐住都可以，这甚至比今天一些大型商业中心还要方便。
其实劝业场开办初期，按照周善培和樊孔周等人的设想，原是为发展地方实业，只卖本地货。但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市场经济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开场第一年，全场各业交易总额即达银三十三万余两，本地货营业额不到三分之一，洋货广货却是很畅销，樊孔周等商会中人觉得此情此景与劝业场和“发展地方实业”已经大不相符，于是，就在第三年改名“商业场”。不过近百年来，不少成都人仍然称它为劝业场，或劝业场、商业场混叫。
老成都的桥
以前的成都市内河流纵横，简直就是一座川西坝子上的威尼斯。从水碾河、金河街、御河街、小河街、顺河街这些街名可见一斑。河流多桥梁自然就多，各式各样的桥梁横跨河流之上，这些桥梁有的像一条玉带，有的像一道彩虹，有的像一张弯弓，它们不仅方便了人来车往，还把成都装扮得很漂亮。李白就有“锦江东流绕锦城，高桥北挂像天星”这样赞美成都水美桥美的诗句。但是沧海桑田，现在，许多河流、桥梁都不存在了，仅留下一个个让你去猜的街名。比如：一心桥、二仙桥、三洞桥、驷马桥、平安桥、梓橦桥、九眼桥、古卧龙桥、青石桥、桂王桥、拱背桥、半边桥、玉带桥、通顺桥、落虹桥、通锦桥等等。还有一条金鱼街，你不要以为满街都是金鱼，而是因为清朝这里曾有一座状似金鱼的小桥而得名。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中，有两座桥尤其值得一说。
提到驷马桥，就不能不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曾经是一个风流子弟，因为到邛崃拐走了豪门富姐卓文君，遭到当时中国首富卓王孙的打击，不得已回到成都当了个体户。不久，汉武帝读到他的旧作《子虚赋》，觉得是个人才。就派人把他接到京城去了。后来，他被汉武帝封为中郎将，果真赤车驷马回到成都了。人们为了纪念司马相如说到做到，特将升仙桥改名为驷马桥。至今都是成都北上的必经之处。
万里桥，这座桥与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这个人是谁呢？是妇孺皆知的诸葛亮。这个桥就是历代诗人歌咏不绝的万里桥，万里桥后来成为成都最著名的地标。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两句诗里就是暗含了万里桥的故事。三国时期，成都是蜀汉的都城。成都二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畅通顺直，成为沟通外界的重要交通线。万里桥就是当时成都城内外乘舟东航的启程处。
据《三国志》记载：蜀使费褘聘吴，诸葛亮嘱（饯行）之。褘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之为名。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和诸葛亮有关，宋祖光在《万里桥记》中又是这样说：相传三国时,东吴使者张温访蜀后，取水路回国，诸葛亮送他到此桥上，对张温说，这桥下之水可通万里之外的扬州。从此，该桥得名“万里桥”，代代相传。
老成都的寺观和公园
以前的成都不仅桥多，寺庙也多。记得曾经见过一幅民国四川寺庙分布图。那上面有观音庙、文昌宫、二仙庵、武侯祠等等。
一般来说，可以把这些宗教场所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各种民间祭祀场所，这种一般就叫某某庙，拜哪路神仙就按它的名字喊，比如城隍庙，那就是拜城隍的，土地庙，当然就是拜土地老爷，等等。
第二类就是各种佛教供奉场所，如寺、院、庵。
寺，在古代本是朝廷机构的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又引申为官署。汉代设有鸿胪寺，用以招待四方宾客。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从西域来的僧人渐多，遂在洛阳建白马寺，专供外来僧侣居住。这就是佛教僧人居住修行之处所，都可以总称谓寺的由来。
院，本是寺的一部分，寺内的别舍。后来佛教僧人也单独用院作为居住处所的名称，但院的规模一般比寺略小。
庵是专指佛教出家的女众（比丘尼）居住的处所。
第三类就是道教场所，如宫、观。
宫，原义是高大的屋子，过去皇帝的居处多称宫，后来道教供奉天地神明祖师等也可用宫。观则是道教所专用。
为什么从前的成都会有如此多的寺庙呢？
因为传统社会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专家，我们生病了，找医生，郁闷了，还要找心理医生，出门关心天气，有气象专家，种田关心收成，有农业专家，夸张一点说，连吃喝拉撒都有无数专家给你提供建议。古代人没有专家，却又想找到答案，那问谁呢？当然只能求菩萨神仙保佑了。因此，不仅是老成都的寺庙多，中国各地的寺庙都很多。否则杜牧先生就不会写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了。
由于到寺庙去烧香朝山的善男信女很多，所以每逢节日，寺庙外面也会来很多商家利用旺盛的人气大搞促销。后来就会形成定期的庙会。还有，寺庙大都修建在风景颇佳的地方，所以也能成为人们游玩赏景的好去处。寺庙又有今天公园的功能。除此之外，以前的大寺都有留宿的制度，书生苦读也有了清幽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聊斋中那么多书生在此读书。当然，寺庙对普及医学、林业、发展茶叶种植，以及扶贫济困等等善事都参与。
说了寺庙就不得不提公园。大家应该都有逛公园的经历，其实在没有公园之前，寺庙就承担了公园扮演的角色。公园是近代产物，也是受到西方影响才有的。在我们成都最早的公园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但是它刚建成那会不叫人民公园，叫少城公园。成都本地上了点年纪的人，对少城公园的历史，知者虽多，但时间久了，也难免不会有些模糊，对年轻一代来说，那就更是陌生了。笔者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
“少城”从前是八旗子弟居住的地方，那是不让人随便进出的。
到了清末，成都有些八旗子弟，生活上就比较困难了。当时驻成都将军玉昆，便着手把居住少城内一些富裕旗民所居之庭院合并起来，增添些亭榭，辟为“少城公园”，在园内栽花种树，并以现在园内之盆景园那片地方，豢养飞禽走兽虎、豹、熊、猴、孔雀等，作为“动物园”。玉昆当年除辟动物园外，又设茶园及商品陈列所等，用门票收入救济贫困旗民。
后来少城公园几经扩建，五花八门、热闹非凡。解放后，“少城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泡茶馆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对于外来人说，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成都的那些街道、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长久以来的一种积淀。
老成都从来不缺乏娱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就先来谈谈老成都的吃喝。除了众多美食外，老成都的一大景就是茶馆多。大凡到过成都的人，对成都人的喝茶肯定都印象深刻。
茶铺，老成都特景。全城不知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肯定有一家。其实，老成都的游乐去处从来都不缺茶馆，在成都人的生活中至少具有三大功能。
一种是各行各业交易的市场。当然货色不用拿到茶铺去，只要买卖双方到场即可。
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还是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歹事，一般都约到茶馆去。如果跟人发生口角是非，又要分个曲直，但又不愿意打官司，那就可以约到茶馆去评理。如果有一方人多势众，这理就好评了，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堂，再有所谓的中间人两头敷衍一阵，把弱势的一方数落一番，算他理亏。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消将两边几桌或是几十桌的茶钱付了就好。如果遇到双方势均力敌，又都不愿意认输，那也简单，中间人也不说话，等双方吵个天翻地覆，大打出手，这时候茶碗、板凳就要遭殃了。等到有人受伤了，惊动街坊邻居，这时候，保长、总爷什么的就出来收拾局面了，吃亏的那方，自然要负责赔偿茶馆的损失。这下堂倌就忙开了，夹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拿出来，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馆，都很高兴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有了警察之后，茶馆就少了这项日常收入，就算还有人这样评理的，那茶馆主人也要弄到警察局去说清楚。这也是成都首任警察总办周善培最初不以人方便，遭成都人骂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成都的茶馆还有一种功能就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不过这仅限于男性使用。要知道，这个茶铺的种种好处，实在是家里不具备的。首先，你可以放开嗓门，谈天说地，嬉笑怒骂，没人干涉；其次，无论什么时节，你喜欢打赤膊也好，跷二郎腿也罢，可以无拘无束；当然，假如你真的闷得发慌，就是想泡碗茶消磨时间，茶馆肯定比家中热闹。可以八卦，还可以听到很多奇闻趣事，又长见识又给自己增加了谈资。
曾经有位醉茶的成都人开玩笑说：林语堂那句著名的“不喝茶还能成为中国人吗？”应该改为“不喝茶还能成为成都人吗”。真是这样的，那时几乎每条街都有的茶馆使得喝茶这件事在成都就是比在别的地方显得通俗随意，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文人高士，一进茶馆，那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像现在，大家都忙着到QQ上聊天偷菜去了，自然也就用不着再去泡茶馆了。
逛花会
过新年一般是很隆重复杂，成都人刚过完年应该玩累了，休闲的节奏应该慢下来才对，但是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细数下来，却是几乎每个月都有娱乐项目。据《蜀典》载，成都自唐以来，就逐步形成了月市，即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蛋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冬月梅市、腊月桃符市。到了清末，有些月市便逐渐消失了，但也有些保留下来的，不过内容淡化了。月市与成都人的集体娱乐项目是有很大关系的。新年刚刚过去一个月的农历二月十五日，成都人就迫不及待地倾城出动，到青羊宫去赶花市。据说农历二月十五是花朝节，也就是百花的生日，又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两个生日赶在一天，于是青羊宫的庙会也就成了花会。成都人赶花会是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十里八乡的，有走路的，有坐轿的、坐鸡公车的，还有坐马车和黄包车的都往青羊宫去烧香，再买点农具、竹器和一些其他玩意。城里人呢，就买些字画、花草、玉器和小玩意，对于他们而言，花会就相当于春天的郊游。
打金章
过了八卦亭，穿过二仙庵，在一大片空旷草坪上搭着一个大擂台：由土筑成的一个六尺三寸高、三丈六尺见方的台，上搭棚遮太阳。擂台四周有物遮拦成一个极大的圈子，门口大书“柔术场”。进场看打擂要买入场券。圈子里设有茶座，往往擂台上龙争虎斗，打得一塌糊涂，台下却是品茗饮酒，吟诗作对，喜笑颜开……简直一副“坐山观虎斗”，哪管台上死活。一些文人酒酣耳热之际还往往诗兴大发。像“怪才”刘师亮就写得有“今年劝业八回开，多少英雄摆擂台。手艺若潮休要去，谨防舂你下台来！”。这首词更安逸，“柔术场中尽教师，多少先生学打捶。劝郎莫向旁边立，防他言出手随便”说的就是有些文人看的兴起，还要随手比划，你要是站在边上，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挨“黑”打。
赛方法是“抓阄”（即抽签）配对，不像现在散手比赛要分轻重量级。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百斤体重，却可能遇上一个两百斤的大汉。比赛顺序是：先赛“资格”，再赛“蓝章”（类似现在优胜纪念章），取总比赛人数的一半。再复赛“银章”，取十名。最后复赛“金章”（金质奖章），分为打金章一选、二选、三选；三选胜了，参加金章决赛，最后分一二三名。所以打金章绝非易事。
比赛时，一般擂台四角各坐一位裁判；另外一名主裁判手拿个小铜铃在台上，宣布比赛开始或暂停时则摇铃铛；有时还有执旗评判执蓝白小旗二面，蓝胜举蓝旗，白胜举白旗。如选手间乱打胡扯时，则上前用旗隔开。
比赛实行淘汰制，三打两胜。规定不许挖眼、锁喉、摘桃（抓下身）；流血、倒地、下台、闭法（指丧失打擂技法）为全输。那时习武的一般讲究武德、息气，加上亦有一定防护措施，所以当场打死的情况还是罕见，伤筋动骨倒是时有发生。
比赛一结束，夺得金章的自是一跃龙门、身价百倍，由主持擂台的将金章挂于胸前，然后骑上高头大马，身披红绸，依一、二、三名的顺序，打马逛街，甚至还有专人飞奔前往获金章者的住家处或是工作单位张贴烫金大喜报……其仪式氛围，与清朝考中武状元、榜眼、探花类似。
一般来说，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赛手的武艺水平，即所谓“一打功夫”，但是也还有运气等其他因素，比如抽签碰上一个比你重几十上百斤的壮汉，或你虽苦练十年，却一下碰上一个苦练二十年的高手，结果就可能连“资格”都打不到，这就是“二打运气”，还有就是所谓的“三打人缘”：要晓得武林中向来拉帮结伙的江湖恶习甚浓，选手凭交情或“塞包袱”（贿赂）取得裁判暗中偏袒，如甲明明打中乙，人家裁判就可以视而不见。
其他五花八门的名堂还多。有些老拳师讲：有一年比赛，成都西部有一个“刘一锤”（听名字就晓得，拳头刚硬，一拳就能制胜）的农民，在赛金章时与川军一个手枪连长相遇。那个连长自知不敌，头一夜就找刘进行“私约”：要他输给自己，许诺暗中重谢。“刘一锤”也是年轻好胜，次日擂台上毫不相让，那连长当然就输了。刚下擂台，“刘一锤”的师兄报信：“哥子，情况不妙，台下有许多手枪连的丘八！”结果，刘一锤连忙跳出青羊宫高墙逃跑，后面无数当兵的持枪追赶，幸亏他轻功甚好才逃脱，可见，要纯粹靠武艺获胜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