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大东区珠林路25号，坐落着东北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学校——东北讲武堂。百余年前，一批批意气风发的东北军官在这里受训，接受着当时东北区域最先进的军事教育。当时，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称为中国四大军校。
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1919年3月，张作霖在原址重新开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26年6月改制为东北陆军讲武堂，1928年3月曾改为陆军讲武堂，当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改名为东北讲武堂，并将校址迁至东大营新址，九一八事变后迁至北平，1931年11月因东北沦陷奉令停办。先后存续24年时间。
东北讲武堂前后培养各类毕业生10000余人。东北讲武堂成为培养东北军（奉军）将领的摇篮，东北军的各级军官，上至总司令张学良，下至连长、排长，大部分都由东北讲武堂毕业。在东北易帜、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有讲武堂毕业生的身影，东北讲武堂同学在张学良将军爱国思想影响下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解放以及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曾是奉军军官的摇篮
1907年9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在奉天设立了东北讲武堂，后辛亥革命爆发，办学中断。1919年，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重办东北讲武堂，旨在使其成为奉、吉、黑三省各地驻军中下级军官“研究讲武之所”，分步、骑、炮、工、辎五科，并聘请北京陆大、保定军官学校及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优秀军官担任教官，东北讲武堂逐渐发展壮大。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将东北讲武堂迁到东大营办学，还成立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热河分校，又将航空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军需研究班、宪兵教练处、高等军学研究班并入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进入鼎盛时期。
从1919年到1931年，在张作霖和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东北讲武堂成为张氏父子重要的军官培训基地，共办了11期，为东北军储备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当时，东北军的各级军官，上至总司令张学良，下至连长、排长，大部分都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里成了奉军军官的摇篮，对提高东北军战斗力、促进东北军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办到第三期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张作霖领导的奉军官兵大都亦兵亦匪，军事素质较差，缺乏正规训练的官兵一上战场就像一盘散沙，原本装备上领先的奉军溃不成军。损兵折将的张作霖深刻反思和检讨，意识到凭借以前的哥们义气根本无法满足正规作战的需要，下定决心加大军事教育力度。
1923年，张作霖对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自己担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校长，还在堂长和教育长之间增添“监督”职位，由张学良担任，负责教学管理等重要决策。同时，加强学员的各种训练，增加野外军事演习，不拘一格选用优秀教官。招收对象不再限于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还招收中学毕业生。在东北讲武堂招收第五期学员时，该校的军事教育水平已由初级军事教育向中级军事教育转变。
1924年9月，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生还未毕业，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命令讲武堂学员暂时停课，所有学员全部归队参加战争。这一次，经过严格军事训练后的奉军作战能力和水平提高很大，最终大获全胜，张作霖的控制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南。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军的吕正操作为第五期步兵科的学员，参加了这次战争。
随着张作霖统治区域的扩大，东北陆军讲武堂招收学员范围也逐步扩大。1927年6月，东北讲武堂在北京设立了分校，在北京、沈阳两地进行招生，第七期学员人数一度达到968人，为张作霖主政时期最多的一期。其中，新中国开国将军于权伸、贾陶、张志毅均是该期毕业生。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推行东北军事改革，将东北各地开设的各种陆军和空军教育班全部并入东北讲武堂，被裁兵减员的士兵也进入军官学校，第九期学员人数达到顶峰。“由于学员人数太多，原有的校舍和师资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张学良在1928年9月4日把学校搬到沈阳东大营，但大东区珠林路的老校区仍然继续用作办公场所。”王铁军介绍说，沈阳东大营所在位置如今是沈阳炮兵学院校址，从1928年9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讲武堂在那里共办了3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讲武堂被迫终止。
大部分毕业生成抗日骨干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讲武堂的部分毕业生随东北军参加了沈阳北大营、长春南大营的抵抗和黑龙江省马占山所领导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大小战斗和遭遇战，他们作战英勇、指挥沉着，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其中，黄显声、冯占海等人在东北各地自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成为抗日楷模和民族英雄。
据王铁军介绍，在东北组织义勇军自发抗日的仅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中小部分人员，大部分学生留在东北军内任职，他们随东北军转入京津、河南一带驻防，后经改编和归并，被编成陆军步兵第49、51、53、57、63、67军及骑兵第二军、第四军以及东北挺进军等9个军。虽然军队几经改编，但在第53军及其他原属东北军的部队中，历届东北讲武堂学员都成了部队重要干部，不但有王铁汉、檀自新等人担任军师级指挥官，还有大多数人担任各军中团、营、连、排长以及参谋等职务，成为抗日战场上的骨干力量。
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步兵队的王效明和第三期步兵科的李杜后，先后加入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
东北讲武堂还走出一位极特殊的人物，他就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萧军。
萧军早年随父亲移居哈尔滨，曾投效奉军驻吉林陆军34团骑兵营，后投考吉林宪兵第二营宪兵训练所宪兵学生队。1928年，萧军报考了东北讲武堂第六期军士教导队，同年被推荐参加东北讲武堂第九期骑兵科，但因与人斗殴而被关“重禁闭”后除名。
经历此事之后，萧军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开除以后》：“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九一八”事变后，萧军与方靖远一起在哈尔滨参加了冯占海的抗日部队，在日军占领哈尔滨后，萧军执意留下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以笔为枪与日本侵略者继续斗争。
吕正操和万毅是这里的优秀毕业生
一座军事学校的知名程度，总是与其毕业生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对于东北讲武堂来说，优秀的毕业生数不胜数，但13位新中国开国将军更让这所军校熠熠生辉。其中，上将留下的故事最多。
吕正操在17岁时参加奉军，由于勤奋好学，又写得一手好字，深受张学良的赏识和关照。在《吕正操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923年冬，张学良选送他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习，这期间吕正操严于律己，十分刻苦。自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先后担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第16旅参谋处长、第16旅647团团长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吕正操所在部队被改编，他担任新改编的第53军691团团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吕正操率部在河北晋县小樵镇加入八路军，并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他组织根据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最著名的就是用“地道战”和“地雷战”打鬼子，他因此得了一个“地老鼠”的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对张学良的思念从未间断，1991年夏天，在张学良90大寿前，受邓颖超指派，吕正操曾前往美国探望张学良，历经半个世纪在美国相见，两位老人感慨万千。
万毅在东北讲武堂时也十分优秀。他生于1907年，祖籍辽宁省金县（现大连金州区），原名万允和，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步兵科。当时，初入东北讲武堂的万毅在数千名学员中看起来很普通，但由于学习努力，竟在该期学员考核中综合成绩获得第一名，张学良亲自向他赠送了怀表和指挥刀。
毕业后，万毅追随张学良，先后担任东北军少校团副、少校营长、中校团副、第57军627团团长及第111师333旅旅长、副师长和师长等职。西安事变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引领下，万毅于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0月，111师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抗日战争期间，万毅率部在连云港等地阻击日伪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日军的铁路交通线，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在日伪军中甚至流传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说法。
统计显示，在开国将领中，出身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数量仅次于广州黄埔军校，这些将军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也让东北讲武堂威名远扬，充满了传奇色彩。
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梨树县人：
党奎武，字英臣，30岁，奉天梨树县人，奉军独立骑兵团第一营营部，东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
常宗彝，字仲勋，25岁 奉天梨树县人，四洮线三江口站福增隆转交，东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
杨宇廷，奉天梨树县，步兵科，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
寗佐臣，奉天梨树县，步兵科，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
刘凤洲，奉天梨树县，骑兵科，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
胡绍安，奉天梨树县步兵科，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
胡忠武，奉天梨树县步兵科，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
董孝达，梨树县人，步兵科，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
梁忠甲，东北军名将。(1887—1930)，字子信。曾任东北军营长、团长、东三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副司令，步兵第十五旅旅长等职。
李英武，1904年12月生，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赵家窝堡人。16岁入县城东街初等小学，1938年，任军区参谋长。
刘永昌，1908年生，梨树县白山乡裴家油坊村贾家窝铺屯人，西安事变亲历者，1930年在东北讲武堂受训。
赵宗儒，字聘珍，1900年生于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1927年8月，经督军吴俊升推荐考入奉天东北讲武堂第八期步兵科。
赵宗儒，幼读私塾，17岁投笔从戎，参加奉军，曾任黑龙江督军署军法课课员、书生等职。1927年8月，经督军吴俊升推荐考入奉天东北讲武堂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任步兵第十五旅（旅长粱忠甲）中校参谋，隶属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部（司令苏炳文）。九一八事变后追随马占山、苏炳文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转战北满，最后退入苏联。
翌年春，经海参崴海路回国，在塘沽登陆。回国后即赴张家口投入冯玉祥、吉鸿昌主持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于第五路军（原东北军邓文部，马占山部下）任上校参谋，参加了收复多伦的战役。同盟军失败后，该部改编为暂编骑兵第十师，任该师二十旅上校参谋长，期间曾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后调任该师驻南京留守处处长。武汉沦陷后，投奔陕北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任总部参谋处主任。该部在府谷县北岸哈拉寨死守河防360里，日伪军未越雷池半步，创骑兵守河防的先例。1945年光复后，该军被整编为骑兵第十一、十三两个旅，归华北剿总司令部（司令长官傅作义）节制，赵在整编后被傅作义留用，出任骑兵第十一旅少将副旅长。平津战役期间随傅作义起义投诚，解放后回家乡梨树经商，198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