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是我国古人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它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发展到战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两汉为第二个高峰期，隋唐则为第三个高峰期，此后一直沿用。至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因玻璃镜的普遍使用、替代，铜镜才彻底绝迹。其沿用时间约为4000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
铜镜的正面用于照面，而背面往往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纹饰和铭文。这些美丽奇特的图纹和内容丰富的铭文，与时代的艺术创作紧密相连，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民风习俗等，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两汉铜镜不但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工艺美术价值。其图案纹饰、铭文内容、制作工艺、艺术风格，无不反映和体现了这一时期雄浑大气的时代气息和博大精深的艺术手法。
研究两汉铜镜文化，不但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等资料，采取图像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和考据，而且还可以结合镜铭、榜题来诠释、剖析图案纹饰的历史面目和文化内涵。本文主要谈谈汉代规矩镜中蕴藏的某些文化内涵。
汉镜中的规矩纹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
汉代铜镜中的T、L、V图形符号，因其形似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创世之神伏羲、女娲手持的用于规天矩地的工具——规矩，故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即在日本学者原田叔人编撰的《泉屋清赏》中被称为“规矩纹”。
规矩之名，起源甚早。《史记·龟策列传》有“规矩为辅，副以权衡”的记载;《淮南子》曰：“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根据纹饰形象，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古代名物为铜镜命名的方式，还是比较符合国人的传统意识和文化心理的，故规矩镜的命名经梁上椿先生介绍传入我国后，即被国内学界接受并沿用至今。
然而，这一命名并非定论。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铮先生，根据新莽时期的四神规矩镜拓本上有“刻具博局去不祥”的铭文，认为：“这说明镜中的所谓‘规矩’，确乎是一具‘博局’。……‘博局’是新莽时期铸在镜背上的名称，不是后人强加与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依此镜铭，将‘规矩镜’改称为‘博局镜’。”这一观点很快被学术界和铜镜收藏界所采纳，以后就逐渐以博局镜之名来替代规矩镜了。
由于这类图形符号也曾作为汉代的天文用具——日晷上的装饰图案，也有学者提出，应该把这类图形符号称为“日晷纹”。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根据先秦杂家著作《尸子》中的一条佚文“八极为局”，提出：“‘局’即博局，这是说博局上有‘八极’的形象。”李先生经考证文献认为，“八极”为天地的边际，实是指支撑天宇的八座山，是天地间的维系。据此，他认为，“TLV”纹如果要找一个有典据的词代替，似乎最好叫做“八极纹”。
规矩纹、博局纹、日晷纹、八极纹，这种种命名显示，这种形似规矩、看似普通的图形符号实际上代表着天地的框架，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
规矩镜的几种形式和流行年代
曾被命名为规矩纹的T、L、V图形符号，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最早出现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王墓中出土的石雕板中;而作为铜镜的装饰图案，则始现于西汉中期的蟠螭纹镜中;尔后，在新莽及其前后时期流行的四神、禽兽或元气纹镜中，却成了最常见的装饰图案。
两汉时期流行的规矩镜中，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国号铭文，例如：汉、大汉、汉家;新、新家等。根据现有的资料，还发现了较为罕见的纪年铭文，如“永始二年五月”(公元前15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等。
我国的铜镜研究者通常把规矩纹划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T、L、V三种符号齐全的组合，称之为规矩纹。其中较早时期的这类规矩镜中，有极少数的L、V形符号之间是饰有铭文的。一种是T、L、V三种符号缺少其中之一或之二的，称之为简化规矩纹。一种是T和L、V三种符号之间以细圈或铭文带间隔的，称之为间隔规矩纹或圈带规矩镜。
根据对这些带有国号和纪年铭文的铜镜的形制、图案、书体和辞句内容的分类排序和比较分析，再结合那些带有“新”朝国号、可以确定为新莽铜镜的比对和出土资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发现，那些带“汉”朝国号的铭文镜，西汉晚期铸制的可能性较大。
那些铭文书体较为规范的简化规矩镜和间隔规矩镜，其流行时段通常也应该是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而极少数新莽后期的规矩镜，会存在缺笔、减笔和错别等诸多现象。至于东汉时期的许多规矩镜，大多是纹饰线条较为粗率，铭文排列比较稀疏，存在缺笔、减笔、反书、简省、假借和错别等种种现象。
在对规矩镜的排序比对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早期的规矩镜中好像还没有普遍确立天圆地方的观念，因为这些较早时期流行的规矩镜中，不少是圆形钮区的布局格式，而非方框钮区。
汉代规矩镜中天圆地方观念的真正确立，或许应该是始于尚方镜。这种出自西汉晚期，由朝廷的尚方机构精心设计和尚方官工精工铸制的规矩镜，具有基本统一的形制格式，即：钮区或方框，或方框中饰十二枚乳钉间地支铭文代表大地;饰有T、L、V形符号、八枚乳钉和四神配置的祥瑞图案等纹饰构成的圆形的主区及外形，则代表天;边区通常饰以云气飘忽的流云纹等。
尚方御镜的这一基本形制和图案配置格局，应为当时流行的四神规矩镜的官颁定制，而这一制式也因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当时的一些民间铸镜作坊所仿效。
规矩镜中的四神与天象
滥觞于西汉晚期，流行于新莽时期，由朝廷的尚方机构制作的形制规范的四神规矩镜，不但蕴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且还承载着当时流行的天象观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
所谓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制作规范的四神规矩镜中，四神的排列应该是有其固定方位的。《礼记·曲礼》云：“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可见，四神的方位排列还关系到古代的礼仪制度。再结合地支铭文来观察，就会发现，规矩镜中排列规范的四神方位应该是：青龙在东方的寅位;玄武居北方的亥位;白虎待西方的申位;朱雀列南方的巳位。而这样的方位排列，与古代天文学中四神方位的排列是相一致的。
古人通过对天象的观察，选择了黄道(太阳和月亮)、赤道附近的二十八颗星宿作为坐标，称二十八宿，又称作四象。并把它们按日、月运动的方向自西而东排列组合，以每七颗为一组，分为四组。古代的星象家们又借助于丰富的想象，把东方七宿看作是一条龙，把北方七宿看作是龟蛇相缠的玄武，西方七宿为白虎，南方七星为朱雀。这就是古代天文学中的四象之说和规矩镜中装饰的四神图案之由来。
《三辅黄图·汉宫》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可见，四神不但为上天指派的执掌大地四方之神灵，而且其所列之方位还是封建帝王们建造宫殿建筑必须效仿的典范。
综合起来看，规矩镜的外圆代表着天;中间的方框和由地支铭文相结合的钮区表示大地;由T、L、V形符号组合而成的所谓规矩纹则是维系天地的框架，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而居于宇宙之中，具有固定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则是上天二十八宿的化身，又是执掌大地四方之神灵;四神规矩镜中还有“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之类的铭文，显示出它们能为百姓降福纳吉，带来祥瑞。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动人而富有想象力的天上人间和谐相处的美妙世界，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四神规矩镜能够在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乃至东汉时期的较长时段内得以流行。
规矩镜中的神灵崇拜
在汉代流行的规矩镜中，除了饰有常见的四神、五灵等图案外，其中往往还配置有伏羲、女娲、蓐收、句芒、辟邪、蟾蜍、羽人、西王母、三青鸟、九尾狐、三足乌和玉兔捣药等各种神灵异兽的祥瑞图案。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是汉代人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意识的具体反映。
伏羲、女娲是华夏民族的祖先神。而规矩镜图案中，伏羲、女娲的双手往往捧着中有金乌的日轮和内有蟾蜍的月轮，表现了古人的日月崇拜和当时流行的阴阳观念。
西王母是与天齐寿、长生不老的象征。而从上述的文献记载和远古传说中可知，三青鸟、三足乌、九尾狐与西王母的关系相当密切：三青鸟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足乌是西王母的使者，九尾狐则是专供西王母传唤役使的。
蟾蜍相传是姮娥的化身。
至于规矩镜所饰的人首兽身的灵怪，则应是少昊之子蓐收。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句芒是掌管人间寿命和祸福的东方之神，人首鸟身。
规矩镜中的仙道思想
秦汉之际，修道成仙之风日盛，而这类仙道思想在流行于同一时期的规矩镜中也多有反映。规矩镜通常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仙道思想的具体内容的：其一是图案纹饰，其二是铭文内容。
也许是因为传说中的西王母掌管着不死之药，所以西王母在汉镜中就被当作长生不死的偶像装饰其中。
在尚方御镜等规矩镜的西南方位，往往饰有骑鹿而行的羽人。羽人乃得道成仙之人。而鹿、麒麟为祥瑞之兽，通常被认为是仙人的坐骑。
汉镜中多有“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上有仙人持芝草，渴饮澧泉饥食枣，寿敝山石西王母”之类的铭文。这也应该与当时人崇尚修道成仙、向往长生不老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