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名仙真，又称充华，为北魏妃嫔封号），安定临泾显杨里(今甘肃省镇原县郭塬乡)人。是北魏末期政治舞台上颇具深刻影响的女性，她从孝明帝元诩登基，临朝执政达十三年之久（公元515一528年），“位总机要，手握王爵”，对北魏末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她大力推行佛教，使北魏末期佛教的发展达到极盛，无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是对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的繁盛
公元515年正月初十宣武帝患病，三日后宣武帝在式乾殿去世。年仅6岁的孝明帝元诩续位，胡仙真被尊为皇太后，因元诩年幼无知，不谙国事，胡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亲览万机，手笔决断。”
胡太后非常聪明而且多才艺，自幼就与佛教结缘，略得佛经大义。据史乘记载，胡太后家族素崇佛教。如其父胡国珍兄胡真生有四男，其中，一男名僧洗，另一男名虔字僧敬。不难看出其敬佛心态。胡国珍的妹妹曾出家为尼，好谈佛事，精通佛理，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为皇后、嫔妃及公主、贵夫人等讲经布法。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胡太后渐渐喜爱上了佛理，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
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即公元509年，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修建南北石窟寺时，其尚闲居安定临泾老家，时常去开凿现场查看。故其去世时，胡太后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魏书·胡国珍传》、《洛阳伽蓝记》中对胡太后崇佛及其为父母立寺祈福事的记载颇多。
（一）胡太后与永宁寺的修建
胡太后临朝执政后，把崇佛之风推向高潮。她在执政之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她所建的永宁寺影响深远，对北魏时期佛教在河洛地区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云：“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据有关资料记载，永宁寺是一长方形院落，四面有墙，各开一门，南门、木塔、佛殿等主要建筑形成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其建筑格局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体现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寺内北部的佛殿，“形如太极殿”。太极殿是北魏皇宫的“金銮殿”，是皇宫内体量最大、最具皇权意义的建筑，佛殿能与之仿佛，足见其建筑规模之大。
寺内极为辉煌壮观的是永宁寺九级木塔，要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如此高大的木塔，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据记载，永宁寺木塔高九十丈，上有十丈高刹，塔上有金宝瓶、承露金盘、金铎……“弹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在有风的夜晚，塔铎的鸣声可传十余里。殿内供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仅大型佛像就达21尊，并且“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一千余间，被称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木塔建成后，太后不顾众臣谏阻，携小皇帝登上100多米的高塔，“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见过这座塔的人，均极力称道，“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永宁寺闻名于世不仅仅是因为它规模的宏大和高大的木塔，更因他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步入河南境内前往少林寺前的第一站。达摩祖师自古印度来到中国，首先到了金陵，一月之后来到永宁寺，只见那九级浮屠“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称活了一百五十岁，周游列国，从未见过如永宁寺这般精美的寺院。于是，达摩口唱南无，合掌赞美不停，已经将心许与嵩洛。无疑永宁寺塔的修建，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可惜的是胡太后修建的这座当时世界最高佛塔仅仅存在了18年，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就因遭受雷击，在烈火中轰然倒塌。伴随着宝塔的毁灭，这座世界最高佛塔的高度也成了一个千古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永宁寺塔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试图揭开永宁寺通天宝塔的高度之谜。此外，她还先后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浮屠、冲觉寺五级浮屠，兴建了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里，为东西并立的双寺，“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其目的“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当时人称作“双女寺”。因为胡太后的重视，“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
不仅如此，胡太后的家人也在洛阳建寺。胡太后从姑建胡统寺后，“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在这一寺院的诸尼，多是“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
（二）、胡太后与龙门石窟的营建
胡太后还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正光三年，522)、西山老龙窝(正光五年，524)、西山莲花洞北壁(孝昌元年，525)和西山火烧洞(年代不详)中迄今仍可见到与胡太后及其家族有关的题记。今移录如下：
1、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造像记（今残，题记框高46厘米，宽17厘米）：
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慧畅仰为皇帝、太后、师僧、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众生，敬造弥勒一铺，悉皆同时成佛。
2、龙门西山莲花洞北壁西端上层有题记：
中明寺比丘尼道扬、道积、道保，依方峙行道愿造贤劫千佛，但愿司空皇甫度及陈夫、兄夫贵鉴夫人、柳夫人诸贵人等、北海王妃樊，仰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旷劫诸师、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见在眷属，十方法界、天道众生，生生世世，侍玄（贤）劫千佛、发善恶心，弥勒三会，愿登初首，一时成佛。
大魏孝昌元年八月十三日记。
3、龙门石窟西山老龙窝，北魏邑义为胡灵太后造像题记（高48厘米，宽36厘米）：
正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道俗廿八人共造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下为法界苍生，离苦得乐，□迳攸保，愿众生同登正觉。都维那刘景和、邑子显宝、邑子李崇启、邑子显叶、邑子赵洪始、邑子史兴宗、张匡（以下19人略）。
4、龙门石窟西山，火烧洞西壁南段有北魏清河王元亶妃胡智（胡太后侄女）及其子元善见等人造像记：
□□（孝昌或正光）年七月十□日，清信女佛弟子清河王妃胡智，敬造
释迦像一区，愿国祚无疆，四海安宁，离苦常乐。
弟子元善见侍佛。弟子元敬孙侍佛。弟子□仲华侍佛。
胡太后对佛教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北魏末期佛教事业的迅猛发展，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就是于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景明初（500），著名的龙门三窟（即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个洞窟）开始动议建造，到正光三年（523），在胡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期间，胡太后于熙平二年（518）亲率文武群臣临幸龙门石窟，以示她对佛之虔诚和对石窟营造事业的重视。在胡太后执政的短短十余年间，龙门石窟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
在佛教昌盛的社会氛围下宦官、诸王、官员、僧人也纷纷建寺院。甚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长秋寺是因宦官刘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的昭仪尼寺；魏昌尼寺是“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清河王元怿修建的景乐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元怿弟元悦又对景乐寺“复修之”。元怿还在洛阳城西建融觉寺，规模也较大，“有五层浮图一所，与冲觉寺齐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彭城王元勰修建的明悬尼寺在洛阳城东。外戚冯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他还在北邙山建北邙寺，“其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词，孝文频登北邙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此外广陵王所建的龙华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与胡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被称为京师洛阳的三大名寺。另外一些地方官员也大力兴建寺院。洛阳城东的龙华寺、正始寺和景宁寺都是官员所建。“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正始寺因是“正始中立，因以为名”。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洛阳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觉寺也是官员所立。三公令史高显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黄金百斤，根据黄金上的铭文，“遂造招福寺”。正觉寺是“尚书令王肃所立也”。
从北魏末期洛阳寺院建设的情况可以看出，因为佛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崇佛盛行。从公元516年到528年，胡太后临朝执政的13年时间里，佛教从内容到规模，从艺术到实际都得到迅速发展和丰富，佛教信仰日益深入到社会的下层，逐渐成为各民族、各阶层的普遍信仰。普通百姓出家为僧侣的日渐增多，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广建寺院，到了魏末，仅洛阳有寺院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魏书·释老志》说：“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佛教的兴盛，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据《释老志》言，公元518年，洛阳城内佛教寺院已超过五百，而且“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洛阳民宅被寺院占去三分之一。
另外，胡太后还注重同西方佛教文化的交流。公元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等人取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后回国，极大地丰富了北魏佛教的实质与内涵。宋云等人去印度求取真经要比唐代僧人陈祎（法名玄奘）早数百年。
二、北魏末期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积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一）、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对中国儒学和道教起到了推动作用。自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以儒学立国。儒家反映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天人关系和宗法关系，因而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敬天和祭祖是宗教的主要形态，忠君和孝亲则是主要的伦理观念，“食色性也”，受到肯定，所以本质上是人世的。佛教视家庭为牢笼，把色与食视为“欲”的标志，是一切堕落的根源，因而以从世间解脱为旨归，以出世为高尚。儒释的这一对矛盾是所有其它矛盾的焦点。道教在思想上是儒家的帮手，但在宗教观念上，却弱于佛教。因而佛教充分发挥了它的多面性和灵活性的适应能力。它的世界观有批判的否定的一面，既能为空幻和虚无者提供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也能为不满现状、企求改革者提供批判的武器；它的世界观也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既有心性本净说，提倡内省思维，起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也有心性杂染说和心本无性说，强调后天学习和个人修养的决定性意义。这些，都可以用改变个人思想认识和调整心理情绪的方法，使人们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缓解和调和同外界的冲突。
北魏末期由于大量的佛教传入，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以至于在此后的隋唐时期，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
（二）、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促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北魏末期佛教迅速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的兴盛，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陇东石窟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尤其是胡太后派宋云与惠生前往印度取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极大地推动了译经事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如“三昧”一词，现在已成了汉语中表示精髓、奥秘、要旨的词汇。又如，随着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至今中国孩子一进小学，就要学习“平上去入”四声。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之广遍及当时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三）、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构建了人心的和谐。在北魏末期，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因为其本身的思想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非常吻合。佛教注重个人的内在修为，教导人们向自心求法，教人为善。就此方面而言，从西方传入的佛教与本土产生的儒、道二教存在共通之处。
太虚大师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作用于人心的和谐，教导人们正确地去认识自“我”的高度概括。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考量人们自我认识程度的标准。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烦恼、痛苦和生死的解脱之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世间的一切困苦都是缘于人们无法正确认知生命，因而由贪、嗔、痴所造作的诸多罪业所引起的。所以，凡事都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通过针对杀、盗、淫、妄、酒五种恶行所制定的“五戒”，为弟子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调，要求弟子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断灭烦恼，了生脱死，觉悟人生。《法句经》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著名的“七佛通戒偈”表明，持戒的重点不在外表，而在“自净其意”。“意”指心的作用，即要求在心地上用功夫。“心”是行为的支配者，去恶从善，关键是心净。“心净则国土净”，这也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克服反道德的心理因素，实现个人与自我从内“心”上的根本和谐。个人内心的和谐，也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推动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另外，佛教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际关系为重的思想，适应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佛弟子修持实践的道德规范，直接有利于非信徒大众的福祉。佛教道德规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须遵守，对非信徒同样有实践意义。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实践道德规范，成就崇高人格。此外，根据缘起论、因果律，强调人与人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并由此而肯定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共存共荣。这些佛教思想，都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由此可見，在维系安定和谐的问题上，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效。
（四）、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缓解了民族矛盾。一个动荡时期的社会往往能够为各种社会思想提供自由的土壤，从而产生比较丰富的精神文化。北魏时期，尤其是胡太后执政时期，正值社会的动乱和分裂期。葛荣、杜洛周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击杀了王元融和王元深后，势力大盛。至孝昌三年（527年）横扫河北，兵锋直逼洛阳。同时南梁军队北攻淮泗，南线告急，而北线的柔然也挥师南下。更为严重的是雄踞北方的尔朱荣军力强大，傲视洛阳。还有鲜卑、羌、氐、匈奴和敕勒等少数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公元523年-528年边镇、高平赫连恩（匈奴人）、秦州羌族人莫折太提等地起义不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和佛教在迎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同时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群众基础，并通过宗教本身的社会功能影响着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对于北魏复杂的民族关系而言，宗教曾起到了加强民族交流的重要作用。因而，玄学、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趁兴而起，尤其是以道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宗教，在北魏末期得到了充分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魏书·释老志》是第一个专门的宗教史体例，魏收辟专志记载当时的宗教信仰状况，可知宗教已成为当时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在北魏平城时期佛教遭受过灭顶之灾，但在胡太后执政的北魏末期却达到兴盛，除了佛教的包容性，以及它能够与中国本土的玄学、道教迅速有机地结合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佛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思辨性。北魏前期，道教信仰的主体是汉人，而佛教则是“胡”教。但这种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适宜它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就本土文化而言，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的儒道思想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这是佛教能够融入中国的前提。另一方面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夷夏论”使所有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有一种外来感，尤其是北魏统治下的中原，以汉族为主，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虽然魏孝文帝时期就在政治和社会风俗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即封建化，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然融合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北魏末期在比较发达的中原汉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作为贵族的鲜卑族仍然感到他们是“外来户”。而佛教正被看着是非华夏的、外族人的“夷教”，因此，少数民族对佛教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同时，也适应了以及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信仰的危机，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正因为不同民族同一种宗教的信仰，才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产生共同的宗教情感和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使各种群体、个人和社会集团形成统一的整体。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缓和了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