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青铜器的类型，与战国及其以前相比，大大减少了。壶（或称“钟”）是汉代青铜器的流行样式。一般的是朴素无饰，仅只鎏金。有些比较华丽的，有细如发丝的线刻的流云或人兽等纹饰。汉代也流行作成羊、驼等形状的镫和各种形状的香炉。有一种炉，通称为“博山炉”，上部作成山岳的样式，岭峦间并且有树木和野兽，其下承之以人形及盘。据记载， 汉成帝时长安有巧匠丁缓，所作华美的作品中，就有紫金的香炉及雕镂奇禽异兽的九层金博山香炉（《西京杂记》）。汉代青铜器中，铜镜十分发达。
汉代的铜镜，其背面装饰和瓦当一样，在汉代的装饰美术中占重要地位。所以也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汉代铜镜装饰，是在圆形的平面范围内，以镜钮为中心进行的构图设计（只除了东汉末的“阶段式镜”，即把许多神仙人物的浮雕形象一横排地平列起来，不是适合着有中心的圆形构图），这种构图的多样变化，体现了多种艺术意匠。
战国时代的以镜钮为中心，云气及神话动物的纹样组成的旋转式的构图，在西汉初年仍继续流行。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的铜镜尚难区别。西汉时代较多的构图是向外放散式的：镜的外缘是相连结的向内的若干圆弧（八弧、十二弧、十六弧者较多），镜钮四周是动物及云气的纹样（“螭形镜”及“星云镜”），或者是在上下左右四方向外伸出的若干草时形瓣状的纹样（称为“草叶镜”）。西汉时代的一种“云雷连弧文镜”是汉镜构图最简洁单纯的一种。很善于利用疏密，有规律的变化及闪光程度不同的对比。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规矩镜”，因图案中夹杂着“T”“V”“L”等形状的纹样而得名。在“T”“V”“L”等形状之间有极其疏朗的细线组成的写实风的动物形象，其外围以铭文及齿纹圈，最外缘是一圈曲线的云纹等。整个构图，除中间一圈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外，是由许多同心圆组成的，收到稳定而严谨的效果。这种镜发展到东汉后期，动物形象浮雕化，而且加入人物神仙等；外缘的云纹复杂化，更自由、灵活；齿纹或圈数增多；规矩纹消失（神兽镜、龙虎镜、画像镜等）。东汉未及三国时代，在浙江绍兴一带出土的铜镜（可以称为“绍兴镜”），以东王公、西王母相会见为题材，处理手法风俗化，浮雕的高低层次简化成不同的平面。
汉代铜镜装饰中局部的各别纹样的差异很多。钮和钮的形状，铜镜的断面，也都成为判断时代的根据。
铜镜上铸有句数不等的三言或七言铭文，西汉以后的铜镜，铭文中有制作的年号，镜文多作吉利语，如：“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凤朱鸟，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云中敖，四海长保，二亲子孙福寿如金石，为国保。”边地各族人民、的青铜器也丰富了汉代美术的成就。
古代西南部族的各种青铜美术品曾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其甲区第一号墓的出土随葬品有丰富的装饰，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中有一鼓形的飞鸟四足贮贝器，盖上铸有十八个小铜人，表现一女性奴隶主监视奴隶们从事织布及其他劳动的情景。又有一贮贝器，盖上有四十一个小铜人，似是举行杀人祭祀铜柱（柱上立一虎、柱身为二蛇缠绕）的仪式。鼓身上为阴线浅刻的人形八个。手中各执武器作追逐的姿态。另外有一四足器，器盖上中央有一小铜鼓，鼓上有巨角的野牛及其他六头牛。器腰上有立雕虎形的耳，并阴线浅刻云形带状纹三道。同墓出土还有铜质立在杖头上的兔、鹦鹉、鹿、人物等形象。又有一高约四三厘米的女像。以上这些人及动物形象都很生动真实。人的形象都富于地方的及种族的特色，并具有生活的内容。虎的形象与常见的中原地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