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灵魂在笔墨


  清代画家恽南田曾经说过:“有笔有墨谓之画,有韵有趣谓之笔墨。”(恽南田《瓯香馆画跋》)南朝谢赫曾在《古画品录》中列举“六法”: 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列于首要之法。而南田谓“有韵有趣谓之笔墨”,则将笔墨与气韵置于同等共生的地位。

  由此可见,笔墨在受传统影响的中国画家心目中的地位。当历史走到20世纪,受西学的影响,先有笔墨还是先有画面,如同是陷入了“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这样的争论中。西方学者A. L.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曾对文化下过这样的定义:“通过符号而获得和传播的、明确的或隐含的行为模式,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杰出成就,包括它们在人工制品上的体现;文化的基本核心是由传统的(即有历史根源的和经过挑选的)观念所构成的,特别是同这些观念密不可分的价值观念。”因此,无论中西方文化,它的基本核心都是由传统的观念所构成的,那么,作为文化之一的中国画,更是要遵循此条规则。

  唐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中说:“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宗炳《画山水序》中曰:“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从以上例子中可见,依中国画论的角度,中国画的品评术语皆来自老庄思想,如张彦远之“物象”、宗炳之“道”、“物”等。从中国总的艺术传统来讲,老庄思想对其影响也颇深。

  《庄子·养生主》中有段文章: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在此段文字中,首先要注意道与技的关系。技即是技能。庖丁说他所好的是道,为道较之于技是更进了一层,由此可知道与技是密切地关联着。庖丁并不是在技外见道,而是在技之中见道,庄子所谓的“道”落实于书画中,即是书画作品的最高境界,而这最高境界即是由笔墨之技发展而来。

  因此,中国画的核心在于笔墨,那么从美学角度来说,画面有怎样的笔墨才是美呢?唐代王维《山水诀》曾言:“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水墨为上”这只是一种单纯地以墨色作画的技法。张彦远对吴道子评价十分高,说其“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他认为吴道子的笔墨“笔不周而意周”,此处的“笔不周”并不是说用笔不出色,而是相对于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笔迹周密”而言,说顾、陆“笔周”是“不可见其盻际”。第二点,如上文引用,张彦远之“意”在于五色,而“五色具”是因为运墨而成的。

  明唐志契《绘画微言》中也言道:“写画亦不必写到,若笔笔写到,便俗;落笔之间,若欲到不敢到,便稚。唯习学纯熟,游戏三昧,一浓一淡,自有神行。神到,写不到,乃佳。”中国画讲究的是笔有尽而意无穷,宋朝苏东坡也深明此意。古代画家就说过:“有笔有墨谓之画。”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笔墨,才能称之为中国画,没有笔墨就不成其为中国画,或者说有笔无墨或有墨无笔,都不能算是好中国画。

  上世纪80年代新的思潮不断涌入,冲击了中国画创作。接踵而来的是诸如“中国画改良论”、“中国画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再论中国画笔墨”、“中国画创作与创新”之类的理论舌战,中国画一度处在徘徊阶段,在这潮流中坚守中国画底线——笔墨是中国画灵魂的勇者不计其数,在此特别一提的是中国美院童中焘教授。在理论上,他强调笔墨创造不能割断历史,作品要具有“笔墨趣味”才能称为好的作品;他认为笔墨的创新要在“第一形式”即形象、布置等方面深入,充实和加强视觉对象的表现力。他的作品气势磅礴,本以此推测,画家应有柱天之峰的昂扬或大江波澜的汪洋恣肆的气魄。但他本人却呈现了一派丢失已久的文人风景:温文尔雅,冲洗平和,养志于清修,栖心于淡泊,有学者气质,虽一肚学问而言无高声。本一个有此儒雅气质的画者,应是闲时莳花弄鸟,撇几笔兰草芳翠,挥几竿竹叶清枝,最为相宜。但他偏偏擅作高山水长,是著名的山水画家。是啊!胸中有山水,而不显山露水者,正可谓博大,有气吞万象之征。真正有实力者,方能举重若轻,古人说:“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迴”,寓丘壑于平和质朴之中,方为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