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植物画法在中国的反站和画派

在中国绘画中，表现植物要晚于动物，以植物作为独立的题材进行描绘则更晚。最初描绘花卉等植物，主要是为了装饰和点缀，如敦煌壁画上大量的藻井、边饰、宝相花以及丝绸、漆器等器物上的植物纹样。但是，当文人参与到绘画中时，植物逐渐地成了表现的主体。文人士大夫们画画，追求的是遣性移情，他们没有逐利的功利目的，在绘画上也没有扎实的造型基础和精湛的形式技巧，

所以他们在描绘题材上就选择那些对造型要求相对较低的物体，植物可以不拘形似，信手拈来，特别是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理论，为原本视绘画为畏途的文人墨客们扫清了障碍。古代文人向有清逸的品质和高傲的气节，在选择绘画题材时也不忘记精神内涵的宣泄，因此那些既有观赏价值，又能表现文人高尚情操的梅、兰、竹、菊就成了文人宣情写意的对象。梅花不畏严寒，傲雪迎风，具有玉骨冰肌的品德；兰花芳姿轻盈，幽谷暗香，寓意了清香高逸的个性；竹的外直中空，宁折不弯代表了虚怀若谷、刚正不阿的情怀；菊花不与群芳争艳，独香于百卉凋零的晚霜，这些植物所具有的特性都恰如其分地代表了文人士大夫们崇高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因此这四种植物也就被人们誉为“四君子”。“四君子”作为一个被独立表现的题材，萌发于唐代。